微史记 | 620年前，郑和船队从这里出发

2025年7月11日，是第21个中国航海日，620年前的今天，永乐帝发布敕令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

“若论郑和下西洋的起点，南京是无可争议的根。”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赵志刚说。二十多年来，赵志刚一直专注于南京地理变迁研究，在浩繁史料里“条分缕析”，追根溯源，为揭开“郑和下西洋”的谜团孜孜不倦。近几年，他一直在考证郑和下西洋的始发地究竟在南京何处。

赵志刚考证，此处就是船队出发·郑和上船处

从南京何处出发？

为何会纠结于郑和上船地？赵志刚认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因为那是郑和下西洋的“原点”，是大明王朝大航海时代开始的“起点”。

2002年，身为南京鼓楼区文化局局长的赵志刚受命配合美国著名远东事务顾问赛明思教授调研、开发宝船厂遗址，为做好这一工作，他突击看书了解情况，没想到竟完全陷入其中，后来干脆直接被政府安排参与宝船厂遗址的调查、规划、拆迁、建设和管理，并以中外合作的方式建造了远洋航海的大型本帆船,从此走上了郑和研究的道路。

在他看来，从世界视野出发，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亚非贸易网络的构建，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打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将东亚、南洋到东南亚、南亚连成一片，通过海路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度。郑和船队的海外之旅，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

然而，在研究中，赵志刚发现了很多粗疏讹误。比如最简单的郑和下西洋的起点，此前多认为在江苏太仓刘家港和福建长乐，这一说法的主要历史依据是郑和奉命第七次下西洋时在两地所立的两块碑文：娄东刘家港天妃宫所立《通番事碑迹》碑文记录：“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自太仓开洋。”福建长乐立《天妃灵应之记碑》中提到“舟师累驻”“伺风开洋”等，后人据此认定郑和下西洋的起点为刘家港和长乐。然而细细推敲，“自太仓开洋”或长乐“伺风开洋”，是说从太仓和长乐入海，而并没有说这是“起点”。

赵志刚和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郑和航海文化博物馆顾问王世清共同考证发现，《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即郑和航海图，成图时间为1422—1431年），全图以南京为起点，并且具体到了南京宝船厂开船和龙江关出水。

在朱棣给郑和下西洋相关的3份“敕书”中，命令南京国库“依例关给，敕至照数发支，门官仔细点检……”应天通判祝允明在《前闻纪》也记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1431年1月19日)龙湾开船……

这些史籍明确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起点为南京。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郑和下西洋的起点位于南京何处？

史书无载。“这些年我通过田野调查、寻访老人，收集老地图，再细读多种史料，经过反复考证可以确定，晏公矶遗址就是当年郑和奉旨举行隆重仪式后上船的地方。”

唐宋以来，南京西、北地区长江主河床及相关地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宋、元到明初期，秦淮河入江水道一变再变，这些复杂的水系变化，给郑和上船处位置的确定增加了不少困难。

“晏公矶遗址，明初曾是朱元璋敕建镇守瞭望大江的军事堡垒，而晏公庙则与其毗邻，如今的行政区划仍是‘晏公庙社区’，综合种种史料，实地勘察明初以来的自然遗存遗址，此处就是当年郑和奉旨举行隆重仪式后船队出发，郑和上船的地方。”赵志刚说。

明人罗懋登所写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可视为佐证。赵志刚介绍说，这本书虽是小说，但保留了当时相当多的历史气息。著名海外交通史学者冯承均教授指出：“未可以小说而轻之。”季羡林也说：“《西洋记》真人与神人杂陈，史实与幻想并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赵志刚则认为《西洋记》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代表性作品，蕴含其中的郑和下西洋记忆，弥足珍贵。该书叙写的郑和下西洋的路线与史籍高度一致，更重要的是，该书借由国师长老之口道出郑和“上船处就是下新河扬子江口”，和晏公矶遗址也完全吻合。

船队出发·郑和上船处这一重要地标具有伟大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从这里拉开了人类全球化的帷幕，用朝贡体系的方式构建了新的世界秩序，是中华民族海权时代的彩排和预演。把宋元以来的测绘数据统一成以南京为中心的数据，使经纬度和时间更加准确。同时也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实现了明成祖“共享天下之福”的远略。使中华民族“启航”代表性符号，是海上丝绸之路灯塔的标志性文化遗产。

“宝船”有多大？

郑和下西洋所乘宝船，为明代海船之巨舶，历来是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

因史料记载过于简略且版本流变十分复杂，时间上已经过了六百多年，实物鲜见。使得下西洋宝船真相成为“宝船谜案”。也有很多学者“计算”出宝船相当于现代万吨船、1.8万吨船、2万吨船、甚至还有3万吨巨船，最大者长139米。

郑和船队中最大宝船使用过的铁锚（锚杆长2.7米，对角爪距2.45米，重约1.5吨。 11年前由赵志刚在南艺后街古玩市场重金购买，现为私人收藏品）。

他们的计算依据的是多部史籍记载的宝船尺寸：“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赵志刚说，这些数据都来自明人马欢的《瀛涯胜览》抄本。据赵志刚介绍，马欢的《瀛涯胜览》1413年开始动笔，1416年初稿完成，1451年为定稿本，时间长达35年，其间以钞本形式传抄于世，传本不一。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万明教授爬梳整理发现——这些宝船尺度和人员的文字“在初稿本系统中未见，在定稿本中也没有，只是在定稿本的传钞本中才出现。”

为何会在传抄过程中出现补入情况？赵志刚认为，这应该是受到当时复杂的海上环境唤起的忧患意识所激发。“倭患三百年，到嘉靖期间为害最甚，海禁愈严厉、官寇勾结愈紧、倭寇愈猖獗，给朝野造成刺激愈大。这种忧患意识在文人和士大夫中流传，使人们怀念明初永乐时期郑和航海时期国家强大、万国来朝的盛况。为激发勇气，提振国人对郑和下西洋壮举的自豪感，有了夸大宝船尺度的心理需求。”

那么，真实的宝船究竟有多大？赵志刚在龙江厂遗址，出土的遗存物中，见到许多出土的明代海船遗骸。其中大舵杆，最长也就达到12米，小一点的都在6米到8米左右。铁锚近七十个最大的2.7米长，对角爪距2.45米，重约1.5吨。这些宝船的遗骸尺度指向一个真相——并没有长139米，宽56米的排水量达二万吨以上比足球场还大的“大号宝船”。赵志刚从海船遗存推测，最大的宝船应该就是5000料（洪保墓寿藏铭载），长度在70米左右，排水量约3300吨左右。在帆浆时代，这已经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了。

锚定了起点，考证了宝船的大小，对历史的还原与想象终于有了根基：

在郑和率船队下西洋的这天，南京龙湾彩旗飘扬，扬子江秦淮河交汇处“T”字型水面连绵数里帆樯林立，数百艘各型宝船排列如巨龙卧波，围观百姓已经把附近江岸挤的水泄不通。下西洋将士分批有序登上宝船……一时间鼓号呜响，欢声雷动，鞭炮齐鸣，震耳欲聋。主帅起航的令旗升上桅顶，一只只铁锚启出水面，千帆升起，船队驶出龙湾一带水面，从龙江驶入大江，分编队出发，渐渐驶向水天尽头。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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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史记 | 郑和下西洋留下重重谜团

校对 严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