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清醒时，最该对孩子说的话！！

刘胖胖有话说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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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三，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出门遛弯，刚走到楼下，就看到救护车闪着灯停在了隔壁单元门口。几个医护人员匆匆忙忙地抬着担架下来，我凑近一看，上面躺着的正是隔壁的刘阿姨。她的双眼紧闭，脸色灰败，嘴角微微歪向一边，任凭她的儿女们如何呼唤，都没有任何回应。

救护车呼啸而去，留下她那几个失魂落魄的子女在原地跺脚。

再次见到刘阿姨，是在三天后的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外的探视走廊。隔着厚厚的玻璃窗，我几乎认不出她了。曾经那个爱说爱笑、每天早上提着菜篮子和我打招呼的刘阿姨，此刻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一根粗大的管子从她的喉咙插入，连接着旁边一台发出“滴滴”声的呼吸机，胸口随着机器的节律起伏，显得那么不真实。她的头顶悬着氧气袋，两只手背上布满了青紫色的针眼，有些地方还渗着血丝，那是半个月来反复穿刺留下的痕迹。

整个病房里，除了冰冷的仪器声，就只剩下她沉重而费力的喘息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死亡混合的冰冷气息。

刘阿姨的儿女们就守在病房外，大儿子双眼布满血丝，不停地来回踱步；女儿则趴在长椅上，肩膀一耸一耸地低声抽泣。看到我来了，他们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胖胖，你来了……”大儿子声音沙哑地开口，“医生说，妈这次是大面积脑栓塞，就算救过来，也可能是植物人。”

“那……那医生怎么说？”我小心翼翼地问。

“医生建议我们考虑放弃，说没有抢救的意义了，只是增加老人的痛苦。”女儿抬起头，眼睛红肿得像桃子，“可是我们怎么能放弃？那可是我妈啊！只要有一线希望，砸锅卖铁我们也要治！”

话音刚落，主治医生走了过来，把几个子女叫到办公室，我也跟着跟了过去。在办公室里，医生指着脑部CT片子，语气沉重地解释：“你们看，这里，还有这里，脑组织已经大面积坏死，功能基本丧失了。现在我们所有的治疗，都只是在用机器和药物维持她最基本的生命体征。她本人非常痛苦，每一次呼吸都像在挣扎。”

“医生，钱不是问题！”大儿子立刻打断他，“您用最好的药，最好的设备，只要能让我妈活着就行！”

医生叹了口气，扶了扶眼镜，无奈地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生命质量问题。你们这样，真的不是在爱她，而是在折磨她。”

但无论医生怎么劝说，刘阿姨的子女们态度异常坚决。他们甚至当着医生的面，为了“谁出钱多一点”而小声争吵起来，最后大儿子一拍桌子：“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们都别管了，总之，妈不能就这么走了！”

从那天起，刘阿姨就在ICU里被“抢救”着。每天，亲戚朋友络绎不绝地来探望，大家站在病房外，看着里面那个毫无生气的身影，只能摇头叹息。有人小声议论：“何苦呢？让老人家安安静静走不好吗？”但这话谁也不敢当着她儿女的面说。刘阿姨就像一个被搁置在橱窗里的展品，用各种昂贵的药物和仪器，维持着一个“活着”的假象，供人瞻仰。

半个月后，我再次去医院，发现走廊里的人少了很多。刘阿姨的女儿独自坐在长椅上，神情呆滞。我走过去，轻声问：“怎么样了？”

她抬起头，眼神空洞，缓缓地说：“昨天……妈走了。最后走的时候，全身都肿了，皮肤一碰就破，嘴里插着管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顿了顿，眼泪无声地滑落：“我们整理遗物的时候，在她的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她亲手写的本子。里面有一页，是她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的，大概是在一年前写的。”

她从包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上，那页纸上写着：

**“我的孩子们：如果有一天，妈妈病重了，变成了没有知觉的植物人，请一定不要过度治疗。让妈妈有尊严地、安安静静地走吧。别让我受罪，也别给你们添麻烦。妈妈爱你们。”**

看着那几行字，我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女儿捂着脸，泣不成声：“我们……我们为了她那两套房子，为了那点存款，为了在亲戚面前显得‘孝顺’，硬是让她在床上多活了半个月……我们竟然亲手把自己的妈妈，折磨了半个月啊！她早就把话说清楚了，是我们……是我们没看到，或者说，是我们假装没看到……”

那一刻，走廊里寂静无声，只有她压抑的、悔恨的哭声在回荡。

人这一辈子，生老病死，本是自然。我们无法决定自己何时老去，但我们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的尊严，留下最明确的嘱托。那不是一句不吉利的话，而是给子女最深沉的爱，也是给自己生命最好的交代。与其在冰冷的病房里毫无尊严地耗尽最后一丝气息，不如选择从容、体面地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