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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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到河北出差，有幸参观了一下西柏坡。

展览馆看了一下，感觉一般，主要是我对这段历史太熟悉了，但是参观西柏坡旧址，却让我琢磨出意味深长的味道。

西柏坡旧址是1948年5月—1949年3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新华社的所在地。

参观了几个领导人旧居，感觉就是异常的简朴。

卧室就是一张床，大多连像样的衣柜都没有，甚至大多连基本的洗漱用品也缺，书房就是一张桌子一把凳子。

最为关键的是，没有一个领导人有独立的卫生间，也就是说领导人也得去公共厕所。

可能普通人参观这些旧址得到的结论就是老一辈领导人坚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我却在琢磨，当时的中共中央是没有条件过好一点的生活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哪怕是1946年内战爆发的时候，中共也是拥有中国近1/3的地盘，9000多万的人口，已经比历史上最大的军阀拥有的资源都丰富得多。

到了1948年，差不多已经是有了夺取天下的趋势，甚至当时中共掌握的大城市不在少数。

就这样的资源实力，让首脑机关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不在话下。

至少中央机关搬迁到大城市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当时这个首脑机关偏偏就选择窝在这个一个小山村里过着苦行僧一样的日子。

对比一下，当时中共中央这个首脑机关的下属机构驻地都在哪里呢？

东北局在哈尔滨，华北局在石家庄，华东局在青州。

无论如何驻地在大城市的地方机构生活条件怎么也比在西柏坡这个农村好得多吧！

当时情况就是如此反常，下属机构纷纷入驻繁华的城市，中央首脑机构却窝在一个贫瘠的山村里，这正常吗？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这些下属机构为什么驻扎在城市。

毕竟，城市无论是资源动员还是信息传递，都比农村条件好得多。

这些下属机构面临着战争的压力，确实也需要待在城市进行资源的广泛动员。

但是为什么中央机构偏偏却要待在农村？

只要中央机构愿意，换一个县城也比农村条件好得多啊。

我琢磨着有两个原因。

其1，给全党做表率，要全党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中央都窝在农村吃糠咽菜，下属机构即使在城市怎么也不好铺张浪费吧，这就是上行下效。

其2，要巩固精兵简政的效果，防止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机构不受控制的膨胀。

中央机构待在西柏坡这个小村子，一共就二十几个院落，除了几个领导有独立房间，其余工作人员都是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

大名鼎鼎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就一个房间，房间里就三张桌子，一个桌子就是一个科，其余警卫人员都是8个人挤一间房。

这样的条件就是想官僚主义想机构膨胀也没有条件，这就导致中央与中央军委机构非常简洁而高效。

中央机构都精兵简政做到了极致，那么下属机构无论如何也不好搞一堆无用的行政机构与编制。

这同样是上行下效。

为了做到这些，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就不得不忍受这种苦行僧一样的简朴生活。

那么这样做有意义吗？

有。

1946年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国共对决。

撇开谋略不论，本质还是拼资源的消耗。

中共掌握的资源本来就远逊色于国民党，如果再不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投放到军事领域，可能就没有胜利的机会。

当时来西柏坡打前站的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

这个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干的首要大事就是推动彻底的土地改革。

为什么要推动彻底的土改？

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搞的是减租减息运动——

也就是让地主让一点，农民多一点，政府再收一点的分配模式。

这种模式目的就是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但是到了1947年，随着解放区的缩小，战争压力变大，这种模式所获取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

为什么孟良崮战役胜利之后，华野还要7月分兵向外线出击？

为什么刘邓大军要离开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

本质上就是根据地已经承担不了繁重的经济压力。

所以，才会有刘少奇主持的彻底土地改革。

这就是彻底打倒地主富农，将根据地最后的经济潜力挖掘出来，竭尽全力支撑战争的消耗——

这就是毛为什么说解放战争拖不得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在1948年金圆券改革导致物价飞涨，经济崩溃。

实际上当时解放区承受的经济压力并不比国统区小多少。

以山东根据地为例，从1946年—1948年，山东根据地发行的边票贬值幅度高达500%。

所以，1948年山东根据地就有人说怪话，大致是华野将山东的水都快要喝光了。

由此可见，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根据地全面土地改革的紧迫性。

既然是将根据地资源彻底挖掘出来，那么这个挖掘的资源就要最大程度使用到军事领域。

这就是当时的中央明明有条件转移到大城市，却偏偏要窝在穷苦的农村给全党全军做表率的根本原因。

过去我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看到一组数据，这个数组是当时山东根据地经济负责人黎玉公布的：

山东根据地财政收入90%用于军事开支。

当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财政收入90%用于军事领域这是不可能的，行政开支怎么可能只占10%？

但是我参观了西柏坡之后，才大致明白了这个行政开支为什么只占10%的原因。

中共当时从上到下确实是全党上下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将每一粒粮食每一粒布匹都投放到军事领域。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建国之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靠自己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我也算是熟读历史，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稍微有点局面就避免不了腐化。

即便个别领导人能做到自律，也管不住手下一帮人腐化。

毕竟人性就是如此，谁都希望住宽敞的房子、穿干净的衣服，睡舒适的床。

太平天国起义，刚刚占领永安，军队也就几千人的规模，洪秀全就迫不及待分封诸王，自己也搞了36个小老婆。

占领南京之后，在城外还有清朝江南大营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依然大修天王府，广选美女。

明末李自成起义，前期领导层还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但是进入北京城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

从上到下快速腐化堕落，郭沫若为此专门写了《甲申三百年祭》。

按：李自成的失败政治因素是决定性的，自身腐化是次要因素，这个问题就不展开了。

中共领导人在掌握巨大的资源之后，却依然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这不是某一个，而是中央机关高级领导的集体行为，这就太难得了。

看看那段历史的照片，老一辈领导人哪一个不是蓬头垢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理发的样子？

写到这里，本来文章就该结束了，但是我徘徊在西柏坡旧址，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

1948年后期，三大战役陆续结束，中共夺取天下已经没有多大的悬念，为什么中央机关却迟迟没有搬到大城市？

说实话，在这个时候中央机关搬到大城市生活条件就算是舒适一点，也不大可能影响中共夺取政权的趋势。

直到我看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址以前是老百姓家的一个伙房，大致只有现在小学生教室的一半大小，但是就这样的房子已经是当时西柏坡最大的房子。

这个只有半个小学生教室大小的房子因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竟然满满当当塞了七十几个中央委员。

就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大家想一想，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基本都是地方的军政一把手。

考虑到地方党政机关基本驻地都在大城市，各方面条件都好得多。

这些地方大员来到中央，耳闻目睹中央机关生活条件这样艰苦，然后毛泽东同志再提出两个务必，谁不心生感慨凛然听命？

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着眼的已经不是解放战争的胜利，而是未来新中国的建设。

当时中国一穷二白，基础条件甚至还不如殖民地的印度。

要在如此艰难的局面上率领这个国家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谈何容易？

所以，夺取全国政权只是第一步，未来让中国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才是更大的挑战。

所以，中共中央必须以身作则，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将国家资源更多更集中地投到工业化建设中。

所以，一直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才搬迁到北京。

这一次去北京，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是以赶考的心态的去的。

行难事必有所得。

能够克服人性的弱点，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忘初心，这才是新中国能够开创一个大局面大格局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