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的十几年，纳粹战犯的追捕成了许多国家的难题。不少罪行累累的家伙逃到天涯海角，换了身份，过起了低调日子。大部分国家忙着战后重建，没心思也没资源去全球追人。但以色列的摩萨德不一样，这个情报机构对纳粹战犯的追捕从不松懈，咬死了不放手。

1960年，他们盯上了一个藏在阿根廷的“大鱼”——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二战时是屠杀犹太人的核心人物，双手沾满了血。追捕他的过程，堪称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从一条意外线索开始，到最后抓住他，摩萨德用了三年时间，步步为营。

艾希曼的罪恶人生

阿道夫·艾希曼年轻时，他干过推销员，卖吸尘器和石油产品，日子过得挺普通。谁能想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后来会成为纳粹屠杀机器的关键人物？

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这一步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德国经济低迷，社会动荡，纳粹的极端思想吸引了不少人。艾希曼加入后，先是在党卫军里干些小活儿，但他的组织能力和对命令的绝对服从很快被看中。1934年，他被调到党卫军安全部，专门负责犹太人事务。那个年代，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开始，艾希曼的工作就是制定驱逐计划，把犹太人赶出德国。

到了1938年，艾希曼被派到奥地利维也纳，负责当地的犹太人驱逐。他干得特别卖力，几个月内就把几万犹太人强行送走。他的效率让纳粹高层很满意，地位也水涨船高。1942年，纳粹在柏林郊外的万湖会议上敲定了“最终解决方案”，也就是系统性消灭欧洲的犹太人。艾希曼是会议的记录者，也是执行者。他负责协调整个欧洲的运输网络，把犹太人从各地送到集中营。

二战期间，艾希曼的手底下至少有200万犹太人被送往死亡。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这些集中营，都是他直接管辖的。为了提高屠杀效率，他推动了毒气室的使用，成千上万的人在毒气中丧命。1944年，他还亲自去了匈牙利，指挥了44万犹太人的驱逐行动。

这些人大部分被送往奥斯维辛，几乎没几个活下来。艾希曼的罪行，简直罄竹难书，600万被屠杀的犹太人里，他的责任占了很大一部分。

1945年，纳粹德国眼看要完蛋，艾希曼知道自己跑不了罪责，赶紧销毁文件，混在乱糟糟的战后人群里逃了。他先是躲在德国乡下，假装成伐木工，过了几年低调日子。后来，他通过一些地下网络，辗转逃到意大利，再从那儿偷渡到阿根廷。

1950年，他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住在一个叫圣费尔南多区的破旧小区，靠打工过活。他以为自己能就这么躲一辈子，但摩萨德可没打算放过他。

追捕的起点与曲折

艾希曼的暴露，挺有点戏剧性。1957年，他的次子克劳斯在阿根廷谈了个对象，叫西尔维娅。克劳斯为了在女孩面前显摆，吹嘘自己老爹在德国当过大官，还说父亲最大的遗憾是没把犹太人杀光。西尔维娅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她自己有犹太血统。

她把这话告诉了父亲洛萨·赫尔曼，一个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瞎了眼的幸存者。赫尔曼一听，立马怀疑克劳斯的父亲可能是艾希曼。他让女儿打听更多信息，可惜克劳斯很谨慎，只说了个假姓“尼克”，住址也不肯透露。

赫尔曼没放弃，他带着女儿找到克劳斯朋友的住处，辗转查到一个地址：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这儿登记的住户是“克莱门特”。赫尔曼觉得这事儿不简单，赶紧写信给德国的检察官弗里茨·鲍尔。鲍尔当时也在追查纳粹战犯，但德国政府没啥行动力，他只能把线索转给以色列的摩萨德。

摩萨德接到这封信时，其实挺头疼。他们每天收到的情报多得像牛毛，绝大部分都是假的。查这些线索得花钱花人手，以色列那会儿财政紧张，摩萨德全靠信念撑着。但艾希曼这名字太重磅，负责人伊塞尔·哈雷尔不敢掉以轻心。他决定先派个小队去阿根廷摸摸底。1959年，三名特工带着假护照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租了个不起眼的小房子，开始秘密调查。

这调查可不是啥轻松活儿。阿根廷地方大，人口多，艾希曼又是个反侦察的老手，特工们查了几个月，啥也没捞着。查尔布科大街那个地址早就没人住了，房东和租户都不知去向。哈雷尔有点急了，摩萨德的经费有限，再没进展，上头可能就不批钱了。他咬咬牙，决定扩大行动规模，派了个更大的调查组去欧洲，盯着艾希曼的亲戚，看能不能挖出点线索。

艾希曼的家人嘴很严，个个帮他打掩护。但摩萨德发现，这家伙特别恋家，哪怕逃亡在外，也总想跟老婆孩子保持联系。特工们通过监听和跟踪，确认艾希曼可能藏在南美，具体是哪个国家还不清楚。

就在调查快陷入僵局时，1960年初，一条关键线索冒了出来。一名女特工在阿根廷的夜生活场所假装接近克劳斯，套出了他的住址。特工顺藤摸瓜，在圣费尔南多区的加里保迪大街找到了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长焦镜头拍下的照片传回总部，摩萨德确认，照片里那个不起眼的中年男人就是艾希曼。

哈雷尔立刻向总理本-古里安汇报。本-古里安当场拍板：必须把人抓回来，活的更好，死的也行。哈雷尔马上组织了一支11人的特遣队，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手。他们分散住进圣费尔南多区的几家小旅馆，还租了两间房子，一间当行动指挥部，另一间用来关押艾希曼。为了防止被阿根廷警方发现，他们还准备了十几间备用房间，随时转移。

抓人容易，运回来难。哈雷尔算了算，陆运肯定不行，海运太慢，路上还得停好几个港口，容易被查。空运是唯一选择，但以色列和阿根廷没直飞航线。哈雷尔灵机一动，听说阿根廷要庆祝独立150周年，以色列代表团会派专机过去。他决定借这架专机把艾希曼偷运回国。为了不拖太久，抓捕定在5月11日，当天抓到，当天送走。

特遣队摸清了艾希曼的习惯。他每天晚上7点40分坐203路公交车回家，下车后步行到加里保迪大街。5月11日傍晚，特工们埋伏在公交站附近，两辆改装过的车藏在暗处。晚上8点多，公交车到站，艾希曼下车，刚走了几步，车灯突然亮起，强光晃得他睁不开眼。两名特工一左一右冲上去，把他按倒在地，捆好塞进车里。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街上没人察觉。

艾希曼被带到一间秘密房子，特工核对了他的纳粹编号，确认没抓错人。他被绑在椅子上，面对审问一言不发，只在被问到身份时低声承认。特工问他怎么逃到阿根廷的，他说自己在德国躲了四年，假装伐木工，后来辗转好几个国家，最后落脚阿根廷。这家伙的逃亡本事，确实不一般。

本来计划当天送走，但专机时间改到了5月20日，特遣队只能把艾希曼藏一个星期。这可把哈雷尔急坏了。艾希曼的家人要是报警，阿根廷警察肯定满城搜查，旅馆这种地方首当其冲。哈雷尔临时租了两栋别墅，一栋在城里，一栋在乡下，还安排特工假扮夫妻住进去，伪装成普通居民。艾希曼被藏在乡下那栋，警察轻易搜不到。

为了顺利过机场安检，特工们伪造了一份医疗证明，说艾希曼是脑震荡病人，得回以色列治疗。5月20日，他们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推着轮椅上的他通过安检。海关人员看了证明，没多问就放行。专机起飞后，特工们终于松了口气。

审判与结局

1960年5月21日，专机降落在特拉维夫，艾希曼被押进一间戒备森严的监狱。1961年4月11日，他的审判在耶路撒冷开庭。这场审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庭里挤满了记者和集中营幸存者。检察官拿出了成堆的证据：运输名单、集中营记录、证人证词。幸存者们一个个站上证人席，讲述艾希曼的暴行。有个老人说，自己亲眼看到艾希曼在奥斯维辛指挥把人送进毒气室。

艾希曼坐在玻璃隔间里，穿着灰西装，戴着厚眼镜，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他辩称自己只是听命行事，是个小人物。但证据摆在那儿，他在万湖会议上的记录、他亲手签发的驱逐令，全都清清楚楚。审判持续了八个月，1961年12月15日，法庭判他犯有反人类罪、战争罪等罪名，处以死刑。

1962年5月31日，以色列总统驳回了艾希曼的赦免请求。当晚，他被带出牢房，押上绞刑架。6月1日凌晨，行刑结束，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撒进地中海。整个过程严格保密，没留一点痕迹。

这场审判不只是对艾希曼的惩罚，更是对纳粹罪行的清算。600万犹太人的冤魂，通过这场审判得到了些许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