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潮宗街：探寻中国最早新式学堂之一“时务学堂”

近年来，湖南长沙因“茶颜悦色”“文和友”“坡子街派出所”等大热网红IP出圈。但鲜为人知的是，128年前，走出了谭嗣同、林圭、蔡锷等救国人士，被编入历史课本、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最早新式学堂之一“时务学堂”，就开设在长沙现存最古老的麻石板街巷——潮宗街。

乍一看，这条看似寻常的街道与五一广场周边其他街区别无二致，街上永远人声鼎沸，天南地北慕名而来的游客、扎堆打卡网红店的年轻人川流不息，热闹繁华，一派鲜活的烟火气息。

近日，新黄河记者来到潮宗街，寻访隐于闹市的时务学堂旧址。百年前，那群满怀热忱、苦寻救国之道师生的琅琅读书声，仿佛穿透时空，回荡在历经沧桑的麻石板街上，仍未消散。

老街历史：河水挑夫、米厂、宰相府

据《湖南老街》记载，潮宗街位于长沙开福区，东起湘江路，西止黄兴北路，是长沙城仅存的4条古麻石街之一，原长511米，现存400米，宽9米，为旧时最宽的街道。它原名朝宗街，因临城门朝宗门而名，朝宗，意为朝拜祖宗。因旧时街口聚居着许多挑河水卖的脚夫，街头终日淌满河水，“朝”遂演化成“潮”。

潮宗街又名草场门正街，明清时是长沙县署和临湘驿站所在地，行人来往，车水马龙，旅店业特别发达，也是出潮宗门达湘江河运码头的必经之道，因而成为米业、堆栈业的集中之地，尤以米市闻名于世，有永丰、协丰等10多家粮栈、米厂。

潮宗街也是人文荟萃之区，清末军机大臣瞿鸿机宅地位于该街。191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此创办，迁址后，校舍曾为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社址。1923年，著名女权领袖唐群英在高升巷创办复陶女子中学。陈介石创办的《民国日报》亦设址于此。

2004年，潮宗街被公布为长沙市11条历史街巷之一。2010年，连同周围的梓园、楠木厅、九如里等街巷规划为长沙市第二处历史文化街区。2021年，成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首批湖南省历史文化街区，被打造成集文化、旅游、商业、居住于一体的综合性历史文化街区。

今天的潮宗街，网红民宿、进口精酿，买手店、创意市集等各色潮流商铺临街而立，琳琅满目，青砖黛瓦的历史建筑点缀其中，行人很难注意到脚下青灰色的麻石板，它虽不圆润，也不尖锐，行走时偶尔会被不规则的棱角绊到。

潮宗街入口处的石碑正在整修，顺着一条柏油马路下坡走入街巷，映入眼帘的是商铺红墙上醒目的“6500”，这是街道麻石板的数量。

时务学堂旧址就藏身于一排潮流小店的夹缝里，一爿门脸不大的中式小院，院墙爬满藤蔓，看似毫不起眼，门可罗雀，偶尔有一两名游客推开虚掩的院门，好奇地朝内张望。

小院内部也相当袖珍，十分钟就可以逛一圈。主要游览项目是一间设为时务学堂陈列馆的平房，以及一间客厅改设的展厅，院内只有两名女性志愿者为游客讲解。

热情的讲解员介绍，这块宅地最早的主人是官居正一品的清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刘权之，其师从纪晓岚，也是四库全书第一责任编辑。在清朝，民间习惯将军机处内阁大学士称为宰相，当年刘权之的府邸也称为宰相府，刘府北面大门开在连升街，南面大门开在今天的中山路，当年叫小东街，东至三贵街，西至福庆街，方圆8亩都是当年的宰相府。

为了讨好刘权之，地方官员将其府邸周围的街道全部改名，例如接贵街——意为迎接贵人，三贵街——刘家出了3位贵人，连升街——刘权之曾连升三级，以及高升巷、福庆街，意为一路吉祥。

时务学堂开办背景：甲午战争惨败刺激湘人求变

刘权之回老家后，这块宅地迎来了第二位主人，与熊希龄为同榜进士的益阳人周桂武。1897年，熊希龄、谭嗣同打算创办时务学堂，租下了周桂武的房屋。

据《湖南时务学堂研究》记载，晚清年间，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湘籍名臣崇尚经世致用，积极推崇洋务运动。

但湖南绅民保守顽固，抵制“洋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30年，湖南社会基本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社会经济依然是小农经济，本土文化复古之风根深蒂固，文人学士大多故步自封，仇夷排外，极度守旧。湖南乡民大规模开展反洋教运动，驱逐杀死教民教士，湖南也被传教士们称为“铁门之城”。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至长沙架设的电报线，因被沿途湖南乡民拔杆毁线而作罢，西学先驱郭嵩焘也被守旧士绅围攻声讨“勾结洋人”，最终在长沙郁郁而终。洋务运动开展已有30年，但湖南没有一家新式企业。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894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期间，防守辽东的清军不堪一击，节节败退，湖南巡抚吴大澂临危请缨，亲率往日叱咤风云、被全国上下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湘军，奔赴辽东抗击日军。但面对强悍的日军，缺乏训练、纪律松弛的湘军未能力挽狂澜，6天内连丢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等军事重镇，数千湖湘子弟血洒疆场，加速了清政府割地赔款的签订。

这次惨败，强烈刺激了自傲自负的湘人，湘人产生了广泛的求变心理，终于开始正视西方文化。甲午战争后，求新变革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各地涌现，尤以北京、上海、湖南最为突出。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湖南士绅认识到中国的腐败和落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开始著书立说，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寻求国家变法自强之道。1895-1898年，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设立浏阳算学社，谭嗣同、熊希龄等成立了南学会，唐才常等人创办《湘报》。

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仅存一年

促成湖南时务学堂成立的具体背景和直接原因，最初是湖南乡绅王先谦、蒋德钧等人集股创办官督商办性质的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并提议在机器制造公司之下设立时务学堂，推广工艺，后得到熊希龄的支持，并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思路不谋而合。

陈宝箴筹措办学经费，学堂聘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来湘讲学，担任中文总教习，中国近代钢铁专家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熊希龄担任总提调，采办学堂所需图书仪器，购买校舍地皮。湖南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就架在时务学堂阁楼上,学生可观测各类行星。

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主要阵地。其形制与教学也有别于传统书院教育，始终贯穿“中西并重”原则，共设七门功课，其中“溥通学”为通识课程，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等，“专门学”则包括公法学，含宪法、民律、刑律等，掌故学、格算学等，已具有近代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雏形。

七门功课中，西学已占据四门，老师们参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促使学生汲取新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研治救国的道理。梁启超每天授课4小时，还要彻夜批改学生作业，以至病倒，后又加唐才常、杨毓麟两名学贯中西的分教习。

虽然办学时间仅有一年，时务学堂精心遴选的264名学生，关心时政，意气风发。学生杨士辉在札记中写道，“世界日进于善”，“中国以幅员之广，而屡被欺于强邻，割地于求和，犹不免焉”，问题在于积贫积弱，“若能自强，何必战乎？”13岁的学生杨树达曾在札记中说，“今中国似负大耻矣，试为之策，以轻税免厘为省薄，以振兴一切工业为深易。”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务学堂学监谭嗣同不愿出走避难，临刑前留下遗嘱，“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出于共同的理念信仰，师生们情谊深厚。梁启超曾记载，其教授的一班二班学生，受其感化颇深。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其并未教授过的第三班学生，该班十几人竟也想去日本找他，有些人不惜与家庭抗争，借钱跑到上海找他。学生们衣衫褴褛、风餐露宿，形似乞丐，努力打听他的住址，他设法筹钱将这些学生接到日本，白天讲课，夜间同住一帐。

时务学堂的学生们多数也成为各领域的栋梁之材，在历史上留下了姓名。林圭、李炳寰等人，均在后续的起义或运动中舍生取义，学堂也走出了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等一批大家。

品学兼优的林圭素来仰慕谭嗣同，被谭嗣同称为“造世之英雄”。戊戌政变后，林圭留学日本，1900年，留日归来的林圭与唐才常在汉口建立自立军秘密机关，策划起义，后因起义泄密，两人与李炳寰悉数遇难。

15岁考入时务学堂的蔡锷，年纪最小，却是学堂最负盛名的“学霸”，深得梁启超提携关怀。辛亥革命时期，蔡锷在云南领导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4年后，发动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共和的护国运动，后病逝。

22年后，梁启超重游旧地，含泪题字

办学后期，梁启超等维新派在时务学堂宣扬“民主”“民权”“平等”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和对封建三纲五常的激进批判，背离了湖南士绅们变艺而不变政的洋务改革思路，引起了守旧派王先谦、叶德辉等的强烈反对和攻击。

维新运动之初湖南官绅一致共同维新的局面走向激烈对抗。时至戊戌变法的发生，1898年，曾经主持、参与过维新变法的维新派人士均遭严厉惩处，谭嗣同牺牲后，梁启超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流亡日本生活，唐才常亦逃海外。随后，清廷降旨，将陈宝箴等支持过维新变法的湖南地方官员革职，江标、熊希龄等人革职，永不叙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也被迫改为湖南求实书院，被守旧人士接手，迁址后与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成为湖南大学的前身。

时务学堂停办后，1899年，空置的宅地，又被周家租给一名叫言清华的旅馆老板。

1922年，梁启超重返长沙，旧地重游。在蔡锷住过的宿舍前，他伫立良久，念及时务学堂学生大半殇故，泣不成声，含泪手书“湖南时务学堂故址”。

他曾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写道：“这段历史，是由好几位国中第一流人物、且是我生平最亲爱的朋友，用他们的生命换出来的，他们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民国却怎样，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哪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出去，才配做他们的朋友。六年以来，我每一想起，那眼泪便在肚子里倒流。”

1938年，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制定的“焦土抗战”政策，时务学堂故址毁于文夕大火。讲解员说，所幸梁启超的墨宝被旅馆老板保存下来，带回湘潭老家，躲过了文夕大火。

抗战胜利后，爱国实业家陈云章将这块宅地买下，盖起住宅，并立下“时务学堂故址”牌坊，被长沙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跨出院门，重新置身熙攘人潮，很难不去想象，一百多年前，那些身处飘摇乱世，满腔热血的年轻人，是如何怀着爱国救亡、抵御外侮的忧愤心情，急切地奔走在这条麻石板街上。他们抛家舍业，投身于救国的理想和宿命，甘愿为中国的进步流血牺牲。

今天的潮宗街，穿梭来往的依然是年轻的面孔。国人早已过上了平静富足的生活，一如百年前那群年轻人的希冀和愿景，那群师生的疾呼、追求与坚持，与时务学堂一同静静湮没于岁月的长河。古老的潮宗街，只有麻石板依旧。

记者:陈思 编辑:俞丹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