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历史勘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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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这是一个让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悲痛日子，日军攻陷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

在随后短短几周的时间里，日军有组织、有预谋地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他们在南京城内肆意屠杀无辜百姓、奸淫妇女、纵火焚烧、疯狂抢劫，这些血腥暴行致使超过30万中国人民惨遭杀害。

日本侵略者就是一群嗜血的恶魔，他们制造的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让曾经繁华的南京城沦为了一座人间地狱！

不过幸运的是，在这座被黑暗笼罩的城市中，仍有一些国际友人挺身而出，他们凭借着内心的善良和过人的勇敢，保护了许多南京人民免受伤害，在至暗时刻点亮了温暖的人性之光。

1882年，约翰·拉贝降临于德国汉堡这座城市，1908年，他毅然跨越重洋，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就此开启了他在这片东方大地上的生活与事业征程。

1911年，拉贝成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一员，自此之后，他奔波于北京、天津、南京等诸多城市，积极投身于各类商务活动之中。

当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即将占领这座古都的前夕，拉贝挺身而出，与15位志同道合的国际友人并肩携手，共同发起并创立了南京安全区。

凭借着众人的信任与他的担当，拉贝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

该委员会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山西路住宅区直至新街口一带划定为安全区，专门用来收容那些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难民。

自2月10日起，难民们开始陆续涌入难民区，很快，各个区域就都被住满了，整个难民区内，收容的难民数量多达25万人。

其实，拉贝并非一开始就是人们眼中的“圣人”，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让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原本是德国纳粹党人，而日军在二战时期是德国的盟友。

起初，拉贝一开始也并不是想保护中国人，更多的是想维护西门子公司的运营，以及“不忍心在那样危急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不管不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拉贝对中国人的感情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从最初保护西门子公司的员工，转变为为了保护整个南京城的百姓而四处奔走、不辞辛劳。

他全然不顾政府、公司以及家人朋友纷纷劝他撤离南京的恳切请求，坚定地选择与深陷苦难的中国人民并肩而立，一同直面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拉贝亲笔写下的《拉贝日记》，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它以确凿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

魏特琳，是一位从美国远渡重洋而来的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她曾出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一职，同时兼任教育系主任。

当日军侵占南京，疯狂施暴、惨无人道的暴行在城中肆虐之际，魏特琳毅然挺身而出，积极投入到营救中国难民的行动中。

她巧妙借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一场所，为上万名中国妇女和儿童难民构筑起了一片安全的庇护之所。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本是专门为收容妇女难民而设立的安全庇护之地，但在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那一段至暗岁月里，这处本应充满安宁的地方，却不幸沦为了日军肆意实施性暴力的主要目标区域。

而魏特琳，则成了这座难民营中唯一的守护者，用自己的身躯和勇气，为难民们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1937年12月17日，南京城内局势变得危急万分，日本士兵如汹涌肆虐的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疯狂涌入南京城，受此影响，前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寻求庇护的妇女数量不断增多。

她们眼中满是惊恐，脚步匆匆地赶来，在安置她们的过程中，魏特琳听闻了日本士兵的种种暴行：他们强奸了年仅12岁的幼女，也侵犯了60岁的老妪，甚至用刺刀威胁，强奸孕妇。

魏特琳为此痛心疾首，从早到晚忙碌不停：为难民安排食物，指引男性难民前往安全区的其他难民营，并随时准备将闯入校园的日本士兵赶走。

日军还使出了声东击西的卑鄙手段，他们一部分人叫走魏特琳，询问几名中国男人的身份，而其他日本兵则趁机潜入校园，搜寻可供强暴的妇女，但魏特琳总是能识破他们的诡计，竭尽全力保护难民们的安全。

长期的劳累、繁重的校务，以及战争给魏特琳精神上带来的长期刺激，让她始终处在一种疲惫不堪的状态中。

1940年春，魏特琳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也就是在这一年，她告别了工作长达二十年的中国，踏上了归乡之路，回到了故乡。

然而，一年之后，她还是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她的墓碑上，刻着四个汉字——金陵永生，这是对她英勇事迹的永恒铭记。

与拉贝相同，魏特琳也留下了珍贵的《魏特琳日记》，这部日记以真实且详尽的记录，成为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有力的实证。

1904年，罗伯特·威尔逊在南京诞生，他的父母作为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南京便是他童年的成长之地。

之后，他前往美国，开启医学深造之路，凭借着持之以恒、日夜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29年，于哈佛医学院顺利斩获医学博士学位。

学成之后，威尔逊怀着对南京的深厚情感，毅然回到这座城市，在金陵大学医院开启了他的医疗生涯。

南京沦陷前夕，局势愈发紧张，大多数中国医生为躲避战乱纷纷离开南京，然而，威尔逊却选择坚守，在整个日本占领南京的艰难时期，他始终如一地在医院里忙碌奔波，为伤病员提供救治。

12月的首个周末，金陵大学医院里人员锐减，仅剩下三名医生坚守岗位，分别是罗伯特·威尔逊、C·S·特里默以及一名中国医生。

没过多久，外科医生理查德·布雷迪因小女儿在牯岭镇突发重病，只能怀着万分不舍与痛苦的心情离开南京。

自此，威尔逊成了南京城里唯一一位随时可能得开展截肢手术的外科医生，他肩上的责任一下子变得更重了。

威尔逊与其他留在医院工作的志愿者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常常累到身体几近崩溃才肯稍作休息。

在当时的南京城里，几乎没有人能像威尔逊这样，不顾个人安危，全身心地投入到医院的工作中。

1946年9月，罗伯特·威尔逊作为首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的证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指责日军的暴行，为揭露那段黑暗历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除了威尔逊，还有许多国际友人也为救助南京人民付出了巨大努力，如贝德士、约翰·马吉、卡尔·京特等人。

他们用善良和勇敢，在黑暗的岁月里点亮了人性的光辉，他们的付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感激。

1884年，约翰·马吉诞生于美国一个律师世家，他先后在耶鲁大学求学，并在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完成学业。

1912年，学有所成的他以牧师的身份，受美国圣公会派遣，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的日子里，约翰·马吉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一职，亲眼目睹日军的种种暴行，他的内心被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痛苦”所填满。

那时，他手里有一台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原本是用来拍摄福音传播活动的，但此刻，他毫不犹豫地拿起它，在鼓楼医院周边偷偷拍摄纪录片，只为记录下日军的残暴罪行。

要知道，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的管控非常严格，严禁摄影摄像，马吉牧师在影片引言中郑重提醒：“行动一定要万分谨慎，拍摄时绝不能让日本人发现。”

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在整理家中地下室存放的父亲遗物时，意外发现了父亲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那台16mm摄影机。

这一发现，无疑是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这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摄影机捐赠给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如今已成为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图书馆，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意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以此铭记马吉牧师的英勇事迹与伟大贡献。

他们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外貌特征，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我们心中当之无愧的英雄。

我们中华民族，向来是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民族，对于那些曾为我们挺身而出的英雄，我们绝不能、也永远不会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