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长征

你知道为什么故宫那么多珍贵文物，在抗战时期没被日本人抢走吗？别急着下结论，更别美化任何侵略行为——其实这事儿能成，纯粹是靠当年故宫里一群“文化人”干了一件特别疯狂、甚至有点“轴”的大事。

那时候是1933年，山海关已经失守，炮火声在北京城外都能听见。你猜怎么着？一群平时拿毛笔、戴眼镜的读书人，居然闷声不响地打包了一万三千多箱国宝，开始了一场史上最艰难的“文物长征”。他们带着这些东西，一路向南、再向西，穿越小半个中国，枪林弹雨里走了十几年。从商周的青铜器到唐代的经文，那么多易碎的、珍贵的文物，竟然真的一件都没丢、没毁，甚至连火星子都没沾上一点！

后来有人评价说，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迁徙——没有之一。

但你敢信吗？这么牛的事，一开始差点就黄了。当时不少人堵在故宫门口骂，说文物一走，北平就成空城了！还有人放狠话：“谁要把国宝运走，就让他们横着出去！”不光老百姓反对，连一些大学者、所谓“民国大V”也跳出来唱反调。他们说：北平有各国使馆，是国际都市，日本人不敢真打进来；再说这么多文物，一路上磕了碰了丢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说了一句话，我现在想起来都鼻酸。他说：“国家亡了，还能复国；文物要是毁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话一下子点醒了很多人，包括蔡元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也站出来说：日本人狼子野心，对我们中国的文物早就虎视眈眈，如果不及时转移，故宫很可能就是第二个圆明园！那我们这代人，可真要成千古罪人了。

就为这一句话，二十多个故宫人当天晚上立下誓约：“文物在，人在！”

1933年，春节还没过完，第一批两千多箱文物悄悄从紫禁城运出。怎么运的？——他们把板车轮子裹上棉花，马蹄包上布，趁夜出城，生怕惊动城外的日军。你别以为装箱搬运是简单活，那可真是技术活、艺术活！比如藏馆之宝《富春山居图》，先拿宣纸裹三层，再塞棉花、放进木匣，木匣外再套铁箱，铁箱缝里还得浇上松香防潮。这还没完，上路之后还得用绳子把箱子捆在马背上，人跟着马一步步走，马稍微晃一下就得停——就怕画轴裂了丝。

最惊险的是1937年南京陷落之后。那时文物分三路向大西南转移：中路走长江、北路翻秦岭、南路绕贵州。有一批文物船过三峡的时候，不小心撞上暗礁，好几个箱子“扑通”掉进江里。当时是寒冬啊！几个故宫工作人员二话没说，直接跳进江里捞箱子。他们在刺骨的江水里泡了将近一个小时，手冻得像胡萝卜，硬是把所有箱子全部捞了上来。打开一看——里面的毛公鼎，完好无损。现在这座鼎，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后来他们到了贵州安顺，发现一个叫华严洞的地方。洞有四百米深，冬暖夏凉、湿度稳定，正是存文物最理想的地方。他们就在洞里搭起木结构的库房，仿照日本正仓院的标准来建，连离洞口多少米防潮最好都算得清清楚楚。八十多箱文物在这里一藏就是六年——日本人的飞机成天在头顶上飞，可就是没发现，这个不起眼的洞里，竟然藏着半个中国的文化家底！

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有两次长征：一次是军事的长征，一次是文化的长征。我们真该记住几个名字——

第一个是易培基，他是整个南迁工程的总指挥，可他自己结局特别惨。被人诬告“倒卖文物”，1937年在含冤中去世，至死都没能看到文物安然运抵。

还有庄严，是他把最后一批文物护送到台湾。1980年临终前，他对儿子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叫‘守文物’。”他儿子后来回大陆，第一件事就是朝着故宫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最让我心疼的是马衡——第二任故宫院长。抗战胜利后，他主持把所有西南保存的文物运回南京，自己却累垮了身体。后来他既没去台湾，也坚决不让任何一件国宝运去台湾。1952年他去世前，把个人收藏的四百多件文物，全部捐给了故宫。你想，他护了一辈子国家的宝贝，到最后，连自己的收藏也全还给国家。

现在很多人去博物馆，看那些青铜瓷器、古书画卷，可能觉得：“不就是些老物件吗？”但它们不仅仅只是“物件”——那是一整个民族的记忆，是我们的来处。

1938年，有人在乐山看见故宫工作人员在晒文物，很不理解地问：“都快亡国了，你们还忙这些？”工作人员轻声回了一句：“正因为要亡国了，才更要守住它们。只要这些文物还在，中国人就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就有底气打回去。”

是的，抗战胜利后，当第一批文物从重庆运回南京时，老百姓夹道迎接、哭着摸箱子说：“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整整一万三千箱文物，没有一件丢失、没有一件损毁——这成了整个二战史上，人类保护文化遗产最伟大的奇迹。

所以啊，下次咱们再去博物馆，不妨在这些老物件前面多停一停。它们不光是艺术、是历史，更是一群人拿命守下来的文化根脉。只要这些文物还在、文脉不断，中国人，就永远有站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