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第一个共产党员高君宇，如果他未英年早逝，成就不可限量

1925年3月，北京的早春还带着凉意。协和医院里，一位年仅二十九岁的青年在病榻上静静地躺着，医生来回穿梭，走廊里脚步声杂乱，却谁也没能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窗外还看不出季节的更替，北京城的局势却在悄悄生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天，北方革命运动失去了一位极重要的组织者，山西也失去了一位后来者难以替代的“开路人”——高君宇。

有意思的是，在许多山西老一辈革命者的回忆里，谈到自己早年的思想启蒙，常常会提到一个略显陌生却又反复出现的名字；而在北京五四运动的历史细节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个名字；稍微再往前翻一翻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史册，他仍然在那里。轨迹交织，线索密集，却因为早逝，整个人生像是戛然而止的一部半成品史书，让人读到一半，总忍不住想一句：要是再多活十年，会怎样？

从已知的事实来看，他抓住了每一次关键节点，又几乎都站在浪尖上。他不是舞台正中的领袖人物，却总在关键位置发力，这种角色，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20年代，价值不低于许多响亮的大名。

一、寒门少年走出娄烦：山西走向新思潮的起点

时间要往前拨回到1896年。这一年，在山西娄烦一个普通人家里，一个男婴出生了。那时的中国，甲午战争的耻辱还历历在目，列强环伺，积贫积弱的现实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对普通乡村而言，这些大事离得似近实远，日子照样过，可对后来的高君宇来说，这个年代的氛围却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的忧患意识。

少年时期的高君宇，家境谈不上优渥，却有条件读书。1912年前后，他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当时的山西一中，在全省范围内堪称新思潮的汇聚地，新式教育、民族危机、救国之路，这些词汇不断在年轻人的脑中碰撞。对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而言，这种刺激不可低估。

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近代科学知识，也读到了新派报刊，耳边时时回响的是“亡国灭种”的警钟。试想一下，一个有头脑、有担当的青年，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对现实保持冷漠。可以说，若没有山西一中的这段经历，后来北京的那一连串选择，未必会走得这么坚定。

1916年，他离开太原，踏上北上的列车。目的地，是当时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北京大学。从偏居一隅的山西，到全国知识分子云集的北大，这一步，改变的不只是他的求学道路，更是人生的方向。

二、从五四风雷到建党前夜：站在时代风口的青年骨干

1916年后，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思想空前活跃。1917年至1919年这几年，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科学与民主，各种思潮在课堂内外激烈碰撞。对高君宇这样出身地方、眼界一旦打开就难以再关上的青年而言，这里几乎是一片新的天地。

在北大，他遇到了一位关键人物——李大钊。1918年前后，李大钊开始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注意力转向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与陈独秀一南一北，推动新思想的传播。高君宇很快被吸引，逐步走近这位后来被称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老师，成为学生，又成为助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高君宇走向公众视野的第一座高峰。5月4日那天，北京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冲击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这一幕，后来几乎成了五四运动的标志性场景，而在参与组织、带头行动的学生骨干中，就有高君宇的身影。

史料记载，他不仅参与筹划游行路线、鼓动同学，还在冲入赵家楼时冲在前面。那种一往无前的劲头，不得不说透露出一种典型的“五四青年”气质：愤怒、决绝，又带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焦虑。五四之后，北京的社会氛围发生明显变化，“要不要彻底改造中国”的讨论，变得更为具体而尖锐。

有意思的是，许多学生在五四前后还停留在爱国、反帝的朴素情感层面，而高君宇的脚步走得更远。1920年前后，他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有意识地投入组织建设。那一年，李大钊等人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最早的一批成员名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君宇的名字。他不是旁听者，而是参与者，是在场的“内部人”。对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他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巧的事。那会儿的共产党，还远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大党”，更多是一群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在书斋与街头之间来回奔走。

1920年秋，他受委托筹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出任书记。这个组织后来被证明极有远见。青年团的成立，为共产党培养了大量后备力量，后来共青团的许多制度和传统，都能追溯到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筹建北京团组织的同时，他还把目光投向了家乡。

同年不久，他发起组织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在山西可谓破土而出的第一粒种子。彼时的山西虽已易帜多年，但军阀割据、保守势力仍占主导地位，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传播马克思主义，难度可想而知。他一边利用同乡会、学校等渠道接触青年，一边通过刊物和讲演介绍新思想，为日后山西党组织的建立打下基础。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出席会议，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从一个山西少年，到党的中央领导层，这条路走得并不长，却异常密集。他没有从地方一步步爬升，而是依靠在北方学生运动和组织工作中的表现，直接进入核心层面，这种上升轨迹，在建党初期并不多见。

三、北方区委、国共合作与“红娘”：多重角色叠加的人生

1924年前后，国内局势又迎来新的转折。国共合作开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框架逐步成形。中国共产党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君宇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毛泽东等以中共党员身份参加会议，高君宇也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是一名普通代表，更因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实际工作能力，获得孙中山的赏识，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这一身份，颇能说明问题。要知道，当时孙中山身边不乏老牌政客和资深幕僚，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够进入核心工作圈，绝非偶然。在具体工作中，他既要协助处理文件，又要参与传递中共中央与孙中山之间的沟通，这种角色，既考验政治判断，也考验立场定力。

1924年底，孙中山决定北上，准备在北京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北方军阀商谈国是，力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局势。这次北上，实际上是孙中山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高君宇作为秘书随行，行程紧张，任务繁重。

从广州到天津，再到北京，每一站都牵连复杂的势力。有意思的是，在这趟政治色彩极浓的行程中，还夹杂着一段颇为人熟知的“私事”。周恩来当时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与邓颖超相识已久，却始终没有正式表白。高君宇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很上心。

北上路过天津时，他特意抽空去看望邓颖超，把周恩来的表白信郑重其事地交到她手中。据后来的回忆，当时他笑着说：“这是他托我带的，你可得认真看看。”一句看似轻松的玩笑话，背后其实是几位青年革命者在紧张岁月里对个人情感的谨慎对待。不得不说，这种“红娘”角色，让他在革命史之外，又多了几分人情味。

1924年抵达北京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北方运动的领导，在北京成立北方区委，书记由李大钊担任，谭平山为副书记，高君宇、张国焘、赵世炎为常委。这个区委，从功能上相当于后来设立的“北方局”，负责指导华北广大地区的革命运动，地位极为重要。

高君宇在北方区委承担的，主要是组织、联络和宣传工作。他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学生、进步知识分子频繁接触，一方面推动各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另一方面配合全国范围内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各种会议记录和回忆文章中，都能隐约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对他个人而言，这一阶段其实是施展抱负、影响格局的关键时刻。1924年至1925年初这段时间，他既身在全国政治漩涡中心，又紧密联系北方基层运动，如果没有突发疾病，很难说日后不会在更高层面上承担更重的职责。

四、山西“开路人”与未竟人生：影响远超寿命的长度

把视线从北京拉回山西，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在一省党史上的分量。1924年夏，为推动山西地方党的建设，他奉命返回家乡。目标很明确：筹建山西的共产党组织。

当时的山西，在阎锡山统治下，表面上秩序井然，实际上旧势力根深蒂固。新思想的传播不如沿海城市迅速，要在这样的土壤中扎根马克思主义，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技巧。高君宇回到太原后，以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为突破口，多次在学校、社团中进行演讲，介绍俄国革命、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引导一批有觉悟的青年走向组织。

徐向前在晚年回忆自己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求学时，就提到过高君宇。当时，高君宇曾到该校从事革命活动，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虽然停留时间不算很长，却在一些学生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徐向前、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彭真等后来在全国闻名的山西籍革命者，多多少少都受到了这一时期思想氛围的影响。

史料中记载，彭真入党时的介绍人，就是高君宇。这一细节，颇值得玩味。彭真后来长期担任中共中央重要领导职务，而在其革命生涯的起点上，站着的正是这位年纪不大的“前辈”。从这一点看，高君宇的影响，显然是“透支未来”的，他自己没有活到解放，却在无形中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

1925年初，他正准备在北方区委的框架下，进一步推进各项工作。急性阑尾炎却在这个当口突然袭来。3月初，他住进北京协和医院。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有限，阑尾炎一旦转为严重并发症，往往极其凶险。3月6日，他在病床上离世，年仅二十九岁。

可以设想，如果这场病没有夺走他的生命，按照他在党内已有的位置和能力，很可能继续在北方运动和组织建设中承担关键角色。20年代后期，中共党内斗争复杂、白色恐怖加剧，许多早期干部在风浪中被迫调整路线，而像高君宇这样兼具理论素养、组织经验和地方基础的人，完全有可能成长为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陶然亭。这个地点后来有了一个让人感慨的延续。五四时期著名青年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是他的知己和恋人。两人同为山西人，相识于一次同乡会上，一来二往，志趣相投，情感逐渐深厚。

按正常的轨迹发展，两人原本有机会结为伴侣。可1925年这场突如其来的死亡，把一切都截断了。在高君宇的追悼会上，石评梅送来挽联：“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寥寥数语，情感克制却极为沉痛。

1928年，年仅三十出头的石评梅也因脑炎病逝，同样是在北京协和医院。友人遂将她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两座墓紧挨着，一并见证了一段未能走到婚姻的爱情，也见证了那个年代许多青年革命者把青春压在时代赌桌上的共同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审阅北京城市规划图时，特别批示要保留高君宇、石评梅的墓地。他以这两位故人的经历为例，说过一句话：“革命和恋爱没有矛盾。”这句话，出自一位长期在风口浪尖上的政治家之口，分量不轻。

邓颖超回忆这段往事时，亦多有感慨。她曾撰文提到，对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相爱深表敬重，对他们未能完成婚姻的愿望深感同情。人情冷暖之中，又隐约能看出那一代人对“个人与事业”关系的理解：情感并不被否认，却随时可能被时代打断。

1996年，为纪念这位早期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工作者，经中宣部批准，山西省对高君宇故居进行了修复，并对外开放为纪念馆。故居牌匾由彭真题写，馆内陈列着彭真、薄一波、许德珩等人的题词。这些题词背后，是一代人对自己“带路人”的集体记忆。

后来，高君宇故居被列为山西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党史教育的重要基地。走进院落，既能看到普通山西民居的格局，也能从资料照片中，依稀捕捉到那个瘦削却精神饱满的青年身影。

从1896年到1925年，他的人生不过二十九年；从1916年到1925年，他在全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也仅十年左右。然而，就在这短短十年间，他从山西地方中学走到北大发出自己的声音，从五四街头走到建党前线，从北京到太原，再到国共合作的前沿，从学生到组织者、从理论宣讲者到北方区委常委，每一步都踩在历史节拍上。

如果把许多著名开国将帅、党内领袖的经历串联起来，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人在回顾早年时，都提到过“有人启蒙、有人引路”。在山西这条线索上，高君宇无疑就是那位“先行的人”。他没有走到最终的胜利时刻，却在初期埋下了许多伏笔。

从现实角度讲，任何“如果”，都无法改写既成事实。但从已经发生的历史来看，他在党的早期建设、青年运动、山西革命启蒙以及国共合作中的多重角色，足以说明一个问题：这位山西第一个共产党员，即便英年早逝，留下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寿命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