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俄乌战争，必先读懂“西方”的起源：一个为对抗俄而生的概念

“西方”这个概念，我们经常听到，但你真的了解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吗？它究竟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标签？又或者，它根本就是一个为了特定目的而被不断塑造和利用的政治工具？

“西方”并非自古有之，也不是铁板一块。它的含义，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无数次的争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西方”，作为一个社会政治联盟的名称，其历史远比想象中要短。它并非源于古希腊或罗马，也不是中世纪的遗产。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西方”可以指代西罗马帝国，后来更多地与天主教世界联系在一起，以区别于东正教东方。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完全是两码事。

现代“西方”概念的诞生应该是在19世纪上半叶。而且，它最初的出现，竟然是为了一个我们今天可能完全想不到的目的——对抗帝国主义。

我们通常认为，“西方”这个概念是19世纪末欧洲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产物，是用来为殖民扩张辩护的。但恰恰相反，它最早是由一批思想家（如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作为一种反帝国计划的一部分提出的。孔德和他的追随者梦想建立一个“西方共和国”，用基于合作与共和的体系，取代旧的帝国和征服模式。

一个概念要成立，必须明确“谁是自己人，谁不是”。那么，“西方”在划清边界时，最大的“他者”是谁呢？

答案可能让很多人意外：是俄罗斯。

“西方”在历史上绝不等同于“欧洲”或“基督教世界”。当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时代崛起，成为一个强大的欧洲基督教国家时，它反而促使了“西方”概念的清晰化。18世纪时，欧洲的主要分为南欧和北欧。但俄罗斯的庞大和其独特的政体，让西欧人感到不安和难以归类。渐渐地，俄罗斯被贴上了“东方”的标签，即便它在地理和文化上很大程度属于欧洲。

于是，为了对抗这个来自“东方”的庞然大物，“西方”联盟的概念应运而生。需要团结起来对抗俄罗斯的威胁，成为了“西方”认同最初最强劲的催化剂。思想家如杰曼·德·斯塔尔和邦雅曼·贡斯当开始用“东西方”的文化分裂，取代过去的“南北”划分，并将俄罗斯定性为精神上的“东方”，是“半野蛮”的代表。

“西方”也离不开美国。但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对“西部”（The West）的理解主要是国内的西进运动，是拓荒的边疆。

将自身认同为跨大西洋“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真正的转折点是两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像沃尔特·李普曼这样的公知分子开始大力鼓吹“西方联盟”对抗德国，他强调为了应对全球挑战（如日本），美国必须放弃孤立主义，与西欧自由力量共同掌握海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最终将“西方”的概念固化下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打破了简单的左右阵营；冷战又迅速将苏联塑造为共同的敌人。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谈到对抗苏联时，明确提出了“西方精神联邦”的概念。至此，一个以美国为核心领导，包含西欧主要国家的、地缘政治和文化价值双重意义上的“西方”阵营最终形成。

冷战时期，关于“西方”的论战达到了高潮。

一方面，来自共产主义阵营的挑战，促使西方知识分子重新定义和“捍卫”自身的文明。比如德国出生的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他极度担心历史相对主义会蛀空“西方”的根基，使其丧失捍卫自身价值的信心。

另一方面，在西方内部，也充满了自我批判和反思。从汉娜·阿伦特到雷蒙·阿隆，思想家们都在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西方”。阿隆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自由主义定义：真正的西方人，并非盲目认同西方的一切，而是珍视并利用它“给予的批评自由和改进机会”。这种自我批判的能力，被阿隆·布鲁姆等人视为西方文明最独特的优势。

冷战结束后，争论并未停止，而是转向了：胜利的西方是普世文明的终点（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只是众多文明中一个独特的、不应强加于人的文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场辩论，直到今天仍在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

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再次剧烈搅动了“西方”。

北约东扩和俄罗斯的激烈反应，让“谁是西方一员”的老问题变得无比尖锐。乌克兰拼命反俄，诉求之一就是被视为“西方”的一部分，获得其制度和安全保障。这场战争迫使欧洲和美国重新审视“西方”的成员资格和战略边界。

同时，在西方社会内部，关于自身历史的批判也达到新高。“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去殖民化浪潮、对西方经典典籍的重新审视……有人将世界所有弊病归咎于“西方”。

“西方”不是一个静态的、天生的实体，而是一个被发明、被争夺、被不断重新定义的“本质性争议概念”。

它起源于对抗沙俄的理想，成型于对抗苏联的冷战联盟，又在今天的全球动荡中面临新的身份危机。理解“西方”的这段历史，不仅能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待国际政治中的各种口号，也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