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100）丨在帝陵深处探寻秦汉帝国的秘密，解码秦汉文明根脉 ——专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焦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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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南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汉阳陵考古陈列馆馆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等职。

长期从事秦汉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先后参加、主持秦都雍城、雍城秦公陵园、秦公一号大墓、汉景帝阳陵、咸阳战国秦王陵、西汉帝陵等大型项目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其主持的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成果得到了业内一致首肯，荣获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9—2010年全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撰写、出版《汉成帝延陵》《汉景帝阳陵》《汉景帝评传》等学术著作多部，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兼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陵墓考古专委会主任等职。

·帝陵是一国之君的陵墓，除了大量随葬品留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外，其墓葬从选址、规划到营建，从大小规模到形制都留有探寻历史的密码

·当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文物和文化，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也就越强。从提升文化自信的角度而言，博物馆里活起来的文物可谓功不可没

·用考古把中华文明阐释好，让中国人知道我们也曾有辉煌灿烂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这显然是提升国人对中华文明自我认同的大好事

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摄影 李强

2021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汉文帝霸陵的位置在陕西西安南郊白鹿原江村，终结了霸陵在白鹿原凤凰嘴的千年误传，消息轰动全国。

在西安白鹿原考古基地，作为霸陵考古发掘项目专家组组长的焦南峰，心里一颗悬了近20年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因为早在2002年，他和业内专家因江村大墓被盗前往现场查看时，就一致认为，这座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学术上的判断来自长期的考古工作实践。焦南峰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以后，一直深耕秦汉考古，在帝陵的考古发掘研究上已钻研了40余载。八百里秦川的漫漫黄土之下，帝陵里隐藏着秦汉时期中央王朝的哪些秘密？近日，焦南峰就此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的专访。

焦南峰

在秦都雍城感受春秋霸业

“我这辈子，运气比较好。”焦南峰参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秦汉帝王陵多达30余座。每当同仁点赞其成就时，他总喜欢如此自谦。

焦南峰的“好运”，似乎从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时就正式开始。他被分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生涯初始便是到秦都雍城跟着著名考古学家韩伟搞发掘，一上手参与的就是春秋时期秦国重要君主秦景公大墓的发掘。

雍城，东周时期秦国的都城，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秦在此置都长达294年，形成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的诸侯霸业。在20世纪70年代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引起轰动以后，雍城秦陵的考古研究正式展开。不久，韩伟带领队员勘探发现了秦公一号大墓，也就是后来被证实的秦景公之墓。

焦南峰到雍城时，秦公一号大墓已经发掘数年。两千多年来，历代盗墓贼在大墓之上留下了248个盗洞，考古人员的任务，便是要在盗墓贼“光顾”后的现场，找寻、记录任何一个可能的历史痕迹。安排民工挖土、在墓葬填土中观察土质土色、寻找夯窝夯层、清理发现的盗洞和殉葬坑、测数据绘图照相记录，几年下来，焦南峰感叹，“不好玩！”“大多数时间单调无聊”。但实际上到1986年发掘完成，秦公一号大墓创下了中国考古的5项纪录——迄今为止发掘的先秦时期最大墓葬；186个殉人自西周以来陪葬人数最多；葬具“黄肠题凑”是周、秦时代最高级别的葬具；椁室两边立的木碑，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墓里挖出来的石磬，上面刻有文字，是中国发现的最早带铭文的石磬。在秦公一号大墓发掘的日子里，年轻的焦南峰第一次亲手触摸到了秦国的雄图霸业。

置身于秦都雍城遗址，大墓之外还有秦人留下的太多历史印迹。焦南峰与同事曾经跟着韩伟去考古调查，在东社村农民家的猪圈墙上扒下来过“奔兽逐雁”纹瓦当（中国古建筑屋檐头筒瓦的底），“野兽短耳怒目，獠牙外露，作迅跑回首扑食之状；雁展翅疾飞，头颈微垂，有惊恐之状。”整个构图充满动态张力，这个瓦当至今是秦都雍城遗址发现的最具秦代审美观念的一件艺术品。他们还在老乡家里找到了被当作烙饼模子的斗兽纹瓦当。在孙家南头堡子壕的断崖上，焦南峰还亲手掏出过“蕲年宫当”。2000多年前，秦始皇继位加冕就在这里；长信侯嫪毐盗取秦王与太后玺企图篡权，调兵围攻也是这里。“蕲年宫当”发现后，考古人员再结合夯土台基及板瓦、筒瓦等遗存，确认了蕲年宫位于雍城东南郊孙家南头一带，纠正了《括地志》“蕲年宫在岐州城西故城内”的误载。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考古队三次展开大规模考古勘探，发现了14座秦公陵园以及数以千计的各类中小型墓葬、陪葬坑、祭祀坑等，此后又陆续勘探发现并认定了雍城的具体地理位置，基本搞清了雍城城垣的大体形制和规模，大致了解了城内三大宫殿区的时代及布局……成为先秦诸国考古中发现最多、收获最丰、资料掌握最完整的都城。

在雍城工作期间，焦南峰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喜欢走边边、盯角角。“我们的工作有点像捡垃圾。别人走大路，我们走边边角角，到处瞅瞅看看。”

亲手揭开汉景帝阳陵的地下王国

西安，十三朝古都。西汉时期刘邦建都长安以后，就先后有11位帝王葬于长安近郊。焦南峰真正主持考古发掘，便从汉景帝阳陵开始。在阳陵展开的大遗址考古工作，揭开了西汉皇帝们的庞大“地下王国”。

焦南峰到阳陵时，阳陵南区外藏坑的考古发掘已取得重要成果。焦南峰认为，对阳陵的考古，不应该是简单地继续发掘外藏坑以增加兵马俑的数据，重点应放在遗址保护与学术研究上。彼时的学术焦点是西汉帝陵究竟有没有按古代宗法的昭穆制度来规范墓地辈次排列，“文献记载，昭穆制度的陵庙都是面朝南方，如果探出西汉帝陵有其他朝向，岂不就证明了西汉帝陵昭穆制度的有无？”焦南峰首先将帝陵封土周围的勘探放在新阶段田野考古的首位。以此为突破口，他们开始寻找阳陵的墓道。“有没有？有几条？哪边最长？哪条最宽？墓道长且宽的一侧，无疑就是陵墓的正方向。”

考古勘探，说来容易干时难。要在土中寻找文化层，仅靠技术设备做不到。他们首先需要通过洛阳铲“透视”泥土下的世界，找到阳陵墓道。3米多长的洛阳铲打下去、提出泥土，观察记录，循环往复。洛阳铲长度不够，接一根再打。接到第3根、打到7米多深时，终于发现了阳陵营建时的地面；扩大面积再探，墓道发现了！“先后4条墓道，东墓道最长最宽，说明阳陵的朝向是东面。”焦南峰很快和同事写了《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的论文，确凿证据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

勘探工作在继续，洛阳铲仿佛考古人员的眼睛，让他们很快找到一个规律：四条墓道两侧都有外藏坑，宽3米，间隔3米左右，四侧81条外藏坑向心式排列在帝陵墓穴周围。在对东北角的11座坑展开发掘以后，考古人员不仅在坑内发现了大量陶俑、车马、工具等，还发现每座坑的陶俑附近出有印章。“这些印章除一个私印之外，全是官印。”

“司马迁曾记载秦始皇陵‘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过去人们推测是在秦始皇陵内设置了宫观百官之类的建筑。”焦南峰说，在阳陵外藏坑挖出这些印章以后，可以看出“宫观百官”实际上指代的是机构。“阳陵周围的坑，其实是西汉时期中央王朝的管理机构。我们发掘的坑，出土了‘太官’‘大官丞’等印章，均属于西汉三公九卿的序列，实证了陵墓‘若都邑’的营陵理念。”

不断涌现的重要发现，推动着焦南峰不断向前。他们在对陵园南阙门的发掘中，意外发现这组规模巨大、造型奇特的建筑竟是历史文献中多处提及却一直未见其形的“三出阙”。这也是中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三出阙门，并由此开启了延续至明清的中国古代阙门制度。在阳陵陵园东门以外，还勘探发掘了数以百计、成系列的陪葬墓园，墓主级别分别是列侯、郡太守以及公主等。在学者李零的启示下，勘探发现了仿照汉长安城道路系统营造的神道、徼道、司马门道和衣冠道。此外，还发现了阳陵邑遗址，出土了包括“阳陵泾置”“阳陵泾乡”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

1995到2004年间，焦南峰和同事们对汉阳陵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测绘、钻探和发掘，发现汉景帝阳陵由陵园、帝陵、后陵等10余个形制要素组成，分别应为汉长安城、未央宫、长乐宫、诸侯国、郡县、军队在陵区的地下再现。“这就是西汉皇帝给自己营建的地下王国。”焦南峰说，“西汉皇帝‘事死如事生’，即使去世以后，也希望在地下继续拥有并延续其政权，使‘祖宗之功德施于万世，永永无穷。’”

那段时间，焦南峰总是偷着乐。但他其实并未就此止步。因为还有十余座西汉陵墓正等着他的研究团队。

焦南峰

追回海外文物，为确认霸陵奠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焦南峰曾在20多年前协同有关部门追回流失美国的西汉黑陶俑，还留下了发现汉文帝霸陵的珍贵线索。

2002年的一天，已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焦南峰突然接到一个任务。原来，美国索斯比拍卖行打算拍卖6件西汉黑陶俑，被西安破获盗墓大案的侦查人员认为极可能出自汉文帝窦皇后陵。因为一年以前，恰好窦皇后陵附近、白鹿原西端江村发现一座地面既无坟冢又无任何标志的大墓，连续3次被盗墓贼盗走近300件黑陶俑。美国即将拍卖的这批黑陶俑，与西安公安机关追回的极为相似，推测为同一批被盗文物。

在中方通过外交途径及时交涉欲制止拍卖时，拍卖行提出11个问题，要求证明为何这批黑陶是来自中国、出土于陕西、属于西汉时期，以及证明陶俑具体出土于何处等。陕西省公安厅为此专门和焦南峰到了江村大墓去查看现场，找到了盗墓贼留下的盗洞，以及被炸毁的陶俑碎片。结合拍卖陶俑照片和江村大墓的位置，焦南峰隐隐感觉，“这极有可能与汉文帝霸陵有关。”

“因为根据我多年对西汉帝陵的考古研究，类似的裸体陶俑，多在西汉帝后陵中出现。如果江村埋藏陶俑的陪葬坑属于窦皇后陵，那距离只应在三四百米。而我们发现盗洞现场距离窦皇后陵已有约800米，显然已属于另一座墓的范围。”

如果这座被盗大墓不属于窦皇后陵，就应该是另一座等级相似的高等级大墓。焦南峰根据汉景帝阳陵帝后陵的布局，认为其墓葬的主人，极可能就是汉文帝。

焦南峰在两天之内，按美国拍卖行要求对11个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成功阻止了黑陶的拍卖，6件陶俑也在2003年回到了西安。

然而，被盗出黑陶俑的大墓，真的就是霸陵吗？在此之前，能查到记载霸陵具体位置的元代文献，称霸陵在西安白鹿原北凤凰嘴下，此处还立着十余通古碑，其中一通上就写着“汉文帝霸陵”。要更改这个认知，必须拿出更扎实的证据。自此，陕西加快了西汉帝陵考古研究的进程——

2006—2009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发现江村古墓是一座有四条长斜坡墓道的“亚”字形大型积炭木椁墓，应是一座帝陵级别的墓葬，周围布局也与汉景帝阳陵极其相似。2011—2014年，焦南峰和同事再次对霸陵进行了大遗址考古调查与勘探。勘探发现霸陵“分布范围东西约5公里，南北约1公里”。而凤凰嘴却并未发现人工修筑大型陵墓的遗存及相关迹象。而东距窦皇后陵约550米的江村大墓，周围共发现外藏坑123座，此外还有方形“石围界”环绕江村大墓及附近外藏坑。诸多资料均指向江村大墓就是霸陵。而相关方面以此为基础，开始制定“汉文帝霸陵遗址保护规划”。

2020年，马永嬴研究员率队勘探、发掘出关键性的霸陵园墙，这圈夯墙把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围在了一个长约1200米、宽约863米的陵园内，而这正是西汉的皇帝和皇后合葬通用的“同茔异穴”葬制。经此前诸多分析考证，国家文物局最终正式宣布：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是汉文帝霸陵。

彼时，白鹿原考古基地，焦南峰在《汉文帝霸陵的探索与确认》论文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欣慰地关掉了电脑。

川观新闻记者对话焦南峰

访

谈

从秦陵考古到考古热，读懂中华文明

从秦陵看出秦崛起统一的必然

记者：对公众而言帝陵发掘可能就是寻宝，对学术界来说帝陵发掘和研究又有何意义？

焦南峰：我们了解古代历史，一个途径是文献，另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考古材料。目前考古已经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帝陵是一国之君的陵墓，除了大量随葬品留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外，其墓葬从选址、规划到营建，从大小规模到形制都留有探寻历史的密码。

比如秦陵，我们就能用考古证明秦最早立国的时候是方国，经历若干年发展后秦人才开始称王，最后称帝，这个演变过程和文献记载的完全一致。此外，秦陵在早期执行的是商周以来的集中公墓制，体现的是血缘政治。到了战国晚期进入独立陵园阶段，体现的就是地缘政治，也就是帝国出现了。我们只看秦人的陵墓资料，就可以证明秦国最后进入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时代。而战国七雄其他国家的陵墓，都没有进展到最后的独立陵园成熟阶段。

秦人崛起、统一的价值意义和原因，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丰富的秦陵考古材料，提供了秦国必然崛起、最终统一六国的很多线索，我归结为秦人有梦、有胆、有才和有力。

记者：秦人的“四有”特点，体现在墓葬的哪些方面？

焦南峰：秦人有梦。秦人原来的家园在东边，后来被周天子驱逐到西边今天甘肃的“朱圄”。秦人一面与当地人共存，一面不忘东归初心。所以秦陵的营建，从西垂陵区到咸阳陵区，有整体向东移动的趋势，墓葬也面向东方。当然，东归是秦人早期还较为弱小时的愿望。到后来他们已经可以通过战争统一的方式实现“东归”之梦。

秦人有胆。同样可以在墓葬形制上找到证据。秦人一立国用的就是公爵陵墓规格；到了秦称王以后，所有的王、后陵均改变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而战国晚期其他六国称了王，但都不敢彻底与周王室撕破脸皮，不敢使用“王级”的“亚”字形陵墓形制。这说明当时秦人已经明目张胆地和周王对着干，有了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决心。

秦人有才。过去有人说秦人是戎狄，实际上文献记载秦人懂畜牧、交通、水利、军事也懂管理，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从陵墓来看，秦人形成了目前所知最完善、系统、不断裂的陵墓制度，其规划布局体现出“若都邑”理念。无论是陵墓制度的丰富程度还是规划及布局，都远超关东诸国，证明了秦人懂“文化”。

秦人有力。从秦陵的规模来看，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国君陵墓比其他国家的大得多。国君陵墓的规模反映的是国家的经济总量，营建涉及墓葬、封土、陪葬坑等多个要素。墓室面积越大，涉及的工程量也就越大。如果没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大规模人力动员、组织、管理能力，就无法完成这些庞大工程。

事实上我们从秦陵的出土文物中也能找到很多关键信息。比如秦公一号大墓曾出土多件铁器，证明当时秦国已经开始铸造并使用铁制农具。既有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又有先进生产力，秦国最终统一全国便具备了深厚基础。

不主张发掘古代帝陵

记者：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未来有没有可能通过科学的考古，看到来自秦始皇陵的更多奇迹？

焦南峰：我不主张主动发掘帝陵，因为条件还不够。哪怕因为学术研究等其他原因必须要发掘帝陵，我也不主张发掘秦始皇陵。原因有三。第一基于伦理，秦始皇以及汉唐宋元明清这些皇帝，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代表性统治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文明传承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单纯为了猎奇或者为了发财把老祖先的墓挖了，个人认为不合适。

第二基于保护。现在考古和文物保护的技术的确已经很先进，但也只是和以前相比而已。如果说现有的文保技术可以让出土文物保存一百年甚至一千年，但没人敢说文物能永远保存。所以，与其将文物挖出来面临可能消失的危险，不如维持现状。国家文物局为何在阳陵发掘以后就基本不批准发掘其他西汉帝陵，原因就在于此。还有一点，中国秦汉以前的帝王陵墓均是先挖一个大坑放置棺椁，然后夯筑一个大封土堆。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就意味着要把封土全部搬走，结局是留下一个大坑，那秦始皇陵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主张,能不挖都不要挖。

第三点，我认为也不是所有的帝陵完全一点都不能动。我主张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为了保护、研究、证史等需要，可以有选择地在每个时代的帝陵进行一些研究性发掘，但是这个发掘一定要慎重。事实上陕西省内有很多帝王陵，一般都是哪个陵墓遭到破坏威胁时,我们才不得不去发掘，霸陵就是这样。

记者：刚才您提到阳陵以后国家文物局基本不再批准西汉帝陵发掘，那确认白鹿原江村大墓是霸陵的考古工作，仅仅只是为了纠正历史上对霸陵位置的一个错误记载吗？

焦南峰：不是。随着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文物工作越来越细致和制度化，按照文物保护要求，我们要把西汉每一个帝陵的保护规划做出来。如果考古工作没有做到位，那保护规划也没法做。因为你连陵区有多大，陵园有没有，陪葬墓有多少都不知道，保护范围如何划定？实际上通过阳陵的考古，我们才知道一个西汉帝陵并非过去认识的“封土外放50米”，考古发现西汉帝陵平均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最大的42平方公里。目前我们已经基本搞清楚了西汉11座帝陵的规模、布局和主要内涵。

焦南峰

考古和博物馆热是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记者：最近几年国内不断出现考古热和博物馆热，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焦南峰：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尤其是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的建设者，我当然对此感到欣慰和自豪，文物得到了老百姓的喜欢，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另一方面，当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文物和文化，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也就越强。从提升文化自信的角度而言，博物馆里活起来的文物可谓功不可没。

考古热同样如此。近两百余年来，世界的话语权被掌控在西方文明手里，包括我在内的部分中国人一度认为西方的文明最先进。后来出国看得多了，才深刻体会到文明的确是各美其美。西方文明没有我们想象的好，中华文明更没有我们反思的那么差。那么，用考古把中华文明阐释好，让中国人知道我们也曾有辉煌灿烂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这显然是提升国人对中华文明自我认同的大好事。

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中国的考古学科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无论是考古发掘理念、技术、设备还是研究成果，到最后建的博物馆，都堪称一流。

记者：当下我国在不断推动文旅融合，文物尤其是考古遗址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焦南峰：文旅融合是兼顾了诗和远方的好事。但对考古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根本前提在于“保护优先”，首先是要保护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探索文旅融合。我们必须警惕那种一开始就想通过遗址展示来达到旅游创收目的的想法。事实上短期来看，靠大遗址的旅游创收盈利并不现实，大多数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政府投入了巨资，并不能很快就产生大量经济效益。如果以赚钱为目的，可能就会有一些对遗址保护不利的事情发生。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有保护文物的义务，而文物古迹没有赚钱的义务。

记者：帝陵考古和研究未来还可以关注哪些方面？

焦南峰：从学术角度来说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探索。比如田野工作方面，陵墓什么时间出现？最早的陵墓在哪里？西周王陵、元代帝陵在何处等等。具体的学术问题就更多了。近年来陵墓考古的重点有安徽武王墩楚王陵、青海的吐谷浑王陵和浙江的南宋帝陵等，都有重大的发现。

中国考古学发展任重道远，考古学家的手铲下还有很多的惊喜！

川观新闻记者对话焦南峰

记

者

手

记

在“痕迹”里读懂中华文明的来处

采访焦南峰先生之前，我未能免俗地想要知道他在30多座秦汉陵的考古工作中，究竟发现了什么宝贝。采访中答案揭晓——宝贝当然有，却并非奇珍异宝，而是每一个可以找寻历史的痕迹和线索。这个找寻过程，焦南峰一坚持就是40多年，至今仍未止步。赴西安采访当日，他还在以专家身份参与郑国渠的相关会议。

这是考古人令人佩服的地方之一。既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在野外工作，还得有在书斋里静心搞学问的定力。让人欣慰的是，中国考古学历经百年取得丰硕成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以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正如焦南峰在谈及秦陵研究时所言，仅仅从秦陵的考古研究，就可以看出秦人政治升华的历史进程，还折射出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多民族交流、融合、统一的历史规律。

百年来，从周口店到濛溪河，从良渚到三星堆，一个个重大考古发现揭开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的历史进程。每一次考古发现，都是与先民的精神对话；每一件出土文物，都在续写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新篇章。未来，历史的诸多秘密仍有待考古继续去发现，去继续揭示人类发展的规律。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创新方式和手段，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及展示传播，不断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一百期

记者：吴晓铃

摄影：李强

剪辑：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