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的北京首都机场，有个画面我每次想起都忍不住鼻酸。

81岁的朱晓枫颤巍巍抱着个骨灰坛，坛上盖着五星红旗，她凑到坛边轻声说“妈妈，我们回家”。

旁边人一看就明白，这是等了多少年才盼来的团圆遗照里的朱枫才45岁，笑起来眉眼弯弯，可抱着照片的女儿，头发都全白了。

好好的镇海大小姐不当，她偏要扛着喇叭上街喊

朱枫要是生在现在，妥妥的“富家千金”。

1905年她在浙江宁波镇海出生，家里开钱庄，条件好得很。

按当时的规矩，她本该在闺房里学绣花、练琴棋，最后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安安稳稳过一辈子。

可20岁那年，她突然“叛逆”了。

本来想查更多她当时的想法，但后来发现资料里没细说，不过从她的做法能看出来，她是真不想只当温室里的花。

她穿着素色旗袍，留着齐耳短发，跑到街上举着喇叭喊“妇女要读书、要自由”。

换现在咱们二十来岁，可能还在纠结选哪个工作，她倒好，直接跳出舒适圈，这魄力真不是一般人有。

为了传进步思想，她还和朋友在宁波开了家“新知书店”。

别以为这就是普通书店，其实那时候它更像个“秘密联络点”，专门卖那些被当局禁了的进步读物。

她自己站柜台，给顾客推《新青年》、《向导》这些杂志，有时候还把书偷偷塞进学生书包里。

家里人劝她别瞎折腾，她就说“国家都快没了，我还能躲在屋檐下喝茶吗？”。

很显然，在她心里，国家安危比自己的安稳日子重要多了，这种“硬核”劲儿，放到现在也特别让人佩服。

45岁赴台当“陈太太”，八字家书成了最后话别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香港，朱枫激动得直掉眼泪。

那时候她正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本以为能松口气庆祝下，没成想很快就接到个更难的任务去我国台湾地区，和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吴石将军接头，拿当地防卫部署的情报。

那时候台湾地区正处在“白色恐怖”里，街上到处是特务，稍微有点动静就可能被抓。

45岁的朱枫没犹豫，化名“陈太太”，说要去看养女阿菊，11月25号坐着“风信子号”客轮到了基隆。

我没法想象她登岸时的心情，是紧张还是坚定？但从她后来的做法能看出来，她心里肯定想着“得把情报带回去”。

在台湾的日子里，她和吴石见了七次面，成功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部队番号这些绝密情报传了出去。

任务完成后，她买好回香港的船票，托人给家里捎了封信，就八个字“凤将于月内返里”。

她肯定盼着回家跟丈夫、女儿团聚，可谁能想到，这封信成了她跟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

女儿从青丝等到白发，找了61年才把妈妈“接”回家

1950年2月，因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朱枫的身份暴露了。

国民党特务连夜搜捕，她在舟山定海被抓，之后被押到了台北。

在牢里，敌人先是用高官厚禄引诱她，见她不动心，又拿出她子女的照片，想让她心软。

可朱枫只是冷冷看了眼照片，就转过去了，一个字都没说。

为了守住秘密，她趁晚上把随身大衣上的金饰掰碎，分四次混着热水吞下去，想以死明志。

虽然被敌人救了回来，但她受了很重的伤。

接下来四个月，竹签钉指、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这些酷刑她都受了，可还是没吐露半个字。

敌人后来在档案里写“朱谌之党性坚强，虽经多番讯问，仍不吐实”，这评价，是她用命换来的。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半，台北马场町刑场，朱枫被五花大绑押下囚车。

她自己跳下囚车，抬头挺胸对着枪口，用尽全身力气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六声枪响后，45岁的她倒在了血泊里。

朱枫牺牲的消息传到家里，丈夫朱晓光伤心到走不动路，还是同事抬回家的。

他没在孩子面前哭，只说“眼泪不要在外面流，你们的母亲那么坚强，我们也要坚强”。

女儿朱晓枫那时候还小，无数个晚上，她偷偷抱着妈妈留下的小皮箱哭。

箱子里有件妈妈织的毛衣、一本发黄的《新青年》，还有张妈妈30岁的照片穿旗袍、齐耳短发，笑眼弯弯，这成了她心里妈妈最清晰的样子。

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朱晓枫第一时间托人去台湾找妈妈的下落，可对方说“马场町的坟早平了”。

她没放弃，又找台湾的友人帮忙，还是没消息。

没想到2005年有了转机，消息传到南京，78岁的朱晓枫连夜收拾行李，在公墓里找了整整三天，终于在一处荒草掩映的角落，看到那座低矮的土坟。

她扑通跪下，紧紧抱住母亲的遗像，哭得撕心裂肺：“妈，我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你了！咱们回家，好不好？”

接下来的五年里，两岸学者、档案馆、民政部门联手，翻遍泛黄的卷宗，比对笔迹，最终通过DNA鉴定，确认骨灰就是朱枫本人。

2010年12月，朱晓枫捐出血液样本，科学给出了最权威的答案盼了61年，母亲终于找到了。

接下来的五年里，两岸学者、档案馆、民政部门联手，翻遍泛黄的卷宗，比对笔迹，最终通过DNA鉴定，确认骨灰就是朱枫本人。

2010年12月，朱晓枫捐出血液样本，科学给出了最权威的答案盼了61年，母亲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