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任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这个在公开场合将“对抗我国”视为毕生政治资本的男人，此刻却正秘密地沉浸在一项与他身份极不相称的活动中。

他没有在研读盟友的加密电报，也未在策划下一场地缘政治的激烈交锋，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东方，一页页翻阅着我国王朝兴衰的故纸堆。

从王安石变法的困境，到张居正改革的悲歌，他看到的不再是遥远异域的尘封往事，而是一面清晰映照着美利坚当下绝望处境的镜子。

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历史规律，一个贯穿千年、似乎无法被任何英雄或制度所破解的循环。

鲁比奥的发家史

鲁比奥的家世，是他政治生涯叙事的起点。他的双亲是古巴移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前夕离开了故土，辗转来到美利坚。

这个出身，为他涂上了一层天然的政治油彩：一个逃离“社会主义压迫”、拥抱“自由世界”的家庭后裔。

他的父亲在简陋的旅馆里当酒保，母亲则从事着酒店女佣、收银员等零散工作。

鲁比奥的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崛起之路也堪称神速。

法学院毕业后，他并未在律师行业久留，而是迅速投身政治。

从担任西迈阿密市的市政专员开始，他便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手腕和演讲才能。

他善于捕捉选民情绪，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来包装自己的保守派政治理念。

在2000年，他成功当选为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并在短短数年内一路高升，最终在2006年以惊人的速度登上了州众议院议长的宝座。

这段时期，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本和人脉，也磨砺出了他那套日后闻名全美的政治斗争技巧。

2010年，伴随着“茶党运动”这股极右翼保守主义浪潮席卷全美，鲁比奥看到了更大的机遇。他毅然决定挑战当时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席位。

起初，他的决定被许多人视为不自量力，但他凭借着“茶党”的鼎力支持和自身出色的竞选运作，上演了一出惊天逆转的好戏，成功击败对手，昂首进入了华盛顿。

进入参议院后，鲁比奥迅速将自己定位为外交与国家安全领域的鹰派人物，尤其是在对我国的政策上，他几乎扮演了一个“反华急先锋”的角色。

他频繁地在各种场合，就贸易、科技、人权等议题向我国发难，提出过一系列强硬且不切实际的法案。

这种姿态，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国内日渐抬头的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共和党内部树立自己“立场坚定”的形象。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鲁比奥满怀信心地投入选战，却遭遇了更加不按常理出牌的唐纳德·特朗普。

两人在初选阶段的互相攻讦堪称一部政治闹剧，特朗普给他起了个“小马尔科”的绰号，极尽羞辱之能事。

鲁比奥败下阵来，一度与特朗普势同水火。可政治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特朗普上台后，鲁比奥审时度势，迅速完成了从“特朗普反对者”到“特朗普支持者”的华丽转身，成为其在国会山的重要盟友之一。

时间快进到2024年11月，当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的消息传来，整个世界都在观望他将如何组建自己的执政团队。

出乎许多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是，特朗普将橄榄枝抛向了昔日的对手鲁比奥，提名他出任分量最重的国务卿一职。

2025年1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近乎全票的夸张结果，通过了对鲁比奥的任命。

次日，他手按圣经，宣誓就任第72任美国国务卿。

上任伊始，鲁比奥便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一面，宣称要对庞大而“臃肿”的国务院进行彻底重组，核心思想是建立一个完全服务于“美国优先”原则的官僚体系。

历史是面镜子，鲁比奥到底照见了啥

当鲁比奥这位新晋的美国最高外交官，在处理完一天繁杂的公务，夜深人静时摊开来自东方的古老典籍，他看到的并非异域风情或猎奇故事，而是一面映照着美国当下困境的镜子。

他敏锐地察觉到一个贯穿我国数千年历史的现象：历朝历代，总不乏有识之士能够精准地洞察到社会运行的深层弊病，从土地兼并到财政枯竭，从官僚腐败到民生凋敝，问题清晰得如同白纸上的黑字。

可是，能够清晰地看到问题，与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之间隔着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看到了病根所在，又能如何？

更让他感到心惊的是，那些试图动手“治病”的改革者们，又可以被清晰地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第一种人，是自身利益就深植于旧有体系之中的改革者。

他们的改革，本质上往往并非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更多是新旧利益集团之间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斗争。

鲁比奥在史书中读到了徐阶的例子，这位明朝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在扳倒了权倾朝野的严嵩后，也曾一度被寄予厚望。

他可以容忍朝廷向农民增税，也能默许对小手工业者征收重税，甚至对于开征新兴的商业税也能捏着鼻子认了。

但是，一旦改革触及到土地问题，试图清丈田亩、限制士大夫阶层的田产，徐阶便立刻露出了自己真实的立场。

因为他的家族，在江南地区拥有着数以万亩计的良田，是当时最大的地主之一。任何旨在均平田赋、遏制土地兼并的政策，都无异于从他身上割肉。

这便是典型的旧势力，他们把持着国家的核心资源，阻碍着任何可能动摇其根基的社会财富再分配。

当改革的刀锋指向他们时，他们便会发出最凄厉的尖叫，动用一切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那么，第二种人呢？如果一个改革者，自身在利益纠葛中完全是“干净”的，他能否成功？鲁比奥发现，答案是更加困难。

无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还是明朝的张居正，甚至是更早的王莽，这些人物在个人品行上，往往对金钱财富没有太大的欲望，身上缺乏那种唯利是图的商人习气。

按理说，这样的人可以轻装上阵，大刀阔斧，不必看任何人的情面，甚至无需顾及自己的脸面，因为他们仅仅依靠朝廷的俸禄生活。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恰恰是这类“无私”的改革者，其失败的速度往往更快。因为他们的改革，得罪了所有人。

旧有的地主士大夫阶层，利益受损，视他们为寇仇；新兴的工商地主阶层，同样被纳入整顿范围，对他们恨之入骨。

原本，新旧势力之间还存在着相互斗争和牵制，改革者或许尚有合纵连横的空间。

但一个“无私”改革者的出现，反而促使这两股强大的势力暂时放下了彼此的恩怨，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反对同盟。

他们不仅在朝堂上百般阻挠，在地方上消极抵制，甚至会将改革带来的压力变本加厉地转嫁到最底层的百姓身上。

最终的结果，是官逼民反，百姓不堪重负，集体选择了放弃与反抗。

在西方国家，这或许表现为民众的“破罐子破摔”，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消极的停滞。

药方失灵了，美利坚这病还怎么治

鲁比奥将目光从我国的历史拉回到美国的现实，他发现这种改革的困境在美国同样上演过，甚至更加惨烈。

美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敢于向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的狠角色，比如亚伯拉罕·林肯、约翰·肯尼迪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

林肯在内战期间，为了筹措军费，绕开了势力庞大的私人银行家，推动发行了由政府信用背书的“绿背美元”，这直接触动了金融资本的命根子。肯尼迪也曾尝试挑战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权。

这两位总统与银行业巨头们的斗争可谓是你死我活，而他们的最终结局，都是在任上被人用子弹夺去了生命。

那么，罗斯福为何能成功地对资本家们征收高达90%的利润税，几乎让他们在战争期间为国家“义务劳动”，却能安然无恙呢？

鲁比奥分析认为，那并非罗斯福个人手腕有多么高明，而是苏联这个强大的外部对手，为他送上了一次至关重要的“神助攻”。

在那个美苏意识形态激烈对抗的年代，美国一度在与苏联的较量中落于下风，国内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弥漫。罗斯福正是抓住了这个历史契机。

当下的美国，想要复制罗斯福的老路，却发现此路已然不通。

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日益激烈，美国也确实在某些领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于是，无论是被称为“瞌睡虫”的现任总统，还是那个顶着一头“金毛卷”的前任总统，都曾不止一次地召集华尔街和硅谷的巨头们开会，试图重演罗斯福当年的那一幕。

可换来的，却不再是当年资本家们的恐惧与顺从，而是一阵心照不宣的哄堂大笑。

所谓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都只是一种社会管理工具。

而现在，这个工具的管理权，已经从国家手中旁落，被一小撮极度自私的资本寡头所掌握，他们将整个国家机器彻底变成了为个人和其所在小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

资本没有祖国，而美国又是一个缺乏真正意义上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国家，它更多是一个由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商业联盟。

当这个联盟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根本性冲突时，资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国家。

因此，除了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作恶多端、制造混乱以苟延残喘之外，美国似乎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参考资料：鲁比奥怕了：一觉醒来，我们被“中国伙伴”包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