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生活打卡季#

1894年6月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在得知清军为镇压起义入境后，日本马上以保护侨民为由，派遣超过一万名士兵强行进入朝鲜，朝鲜局势骤然紧张。

7月23日，日军突袭并占领了汉城（今首尔）的景福宫，在软禁了高宗李熙和闵妃二人后，扶植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组建了带有亲日色彩的“新政权”，旨在彻底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

两天后的7月25日，日本海军“浪速号”在朝鲜西海岸的丰岛附近海面，悍然击沉了正常航行的清军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高升号被击沉

为了掩盖侵略行径、规避西方列强干涉并煽动国内民意，日本的军政以及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们沆瀣一气，大造舆论。

他们不仅鼓吹文明和野蛮势同水火，不能相容，还将这场战争比喻为文明的日本与野蛮的中国之间的“文野之战”，在为日本发动的对外扩张制造理论依据的同时，大肆宣扬所谓“文明必胜、野蛮必败”的论调。

1）日本军政要员眼中的中日关系

1895年10月，在大磯（位于神奈川县南部，靠近镰仓）休养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将从朝鲜东学党起义到“三国干涉还辽”期间的外交史撰写为一本书，并取《周易》中“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的卦辞，定名为“蹇蹇录”。

鉴于该书披露了大量日本高层在甲午战争中的外交决策内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被视为研究甲午战争的必备史料。

中文版《蹇蹇录》内页

对于中日两国的渊源，该书如是写道：

中日两国作为友好邻邦，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无论是政治制度、法律规章、文学艺术、工艺技术，还是道德观念与宗教信仰，几乎所有文明要素都源自共同的根基。

在历史上，我国曾深受中华文明的滋养与引导，因此中国自然居于先进国的地位，而我国则长期作为后进之国，不断向其学习。

说到这儿，陆奥宗光话锋一转，谈到了当下中日两国的现状：

然而，伴随着欧洲列强的势力逐渐扩展到东方，西方文明也随之传入亚洲（东洋）。特别是我国，自明治维新至今已二十七年。

近代的日本议会

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积极学习西方文明，推行各项改革，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几乎彻底改变了旧有面貌，展现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日本，令当时的欧美先进国家都感到震惊和赞叹。

然而，中国方面却依然固守旧有规矩，完全没有根据内外局势的变化去致力于革新积弊。这样一来，虽然两国仅一海之隔，却形成了一种奇特对比：一方积极引进西欧文明，另一方则竭力维护东方的传统习惯。

虽然日本国内也曾有过汉学家辈出的时代，他们尊称中国为“中华”或“大国”，甚至不顾本国地位而一味崇拜中国。

但如今，日本已转而轻视中国，视其为顽固不化的老大国家；而中国也不断来讥讽日本，说它是一个轻浮躁进、只学到欧洲文明皮毛的东方岛夷。

陆奥宗光

言至于此，陆奥宗光认为，伴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爆发争端在所难免：

双方的情感对立如同冰与火般难以相容，未来势必引发重大争端。而无论这种争端表面上的起因是什么，其深层根源，必然是西方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再加上两国国土相邻，实力又相差无几，长期以来存在的利益争夺和相互猜忌不断积累，已经演变成了深刻的憎恶与嫉妒。以至于本不该怀疑的事情，也开始怀疑；本不该出言侮辱的场合，也肆意侮辱。

颁布明治宪法

表面上虽然暂时没有爆发公开的争执，但祸患的种子早已埋下，谁也无法预料它会在何时何地突然爆发。像之前的琉球问题、台湾问题，其间的恩怨纠葛，如今已没必要再详细重提了。

从明治十五年（1882）开始，中日两国争执的焦点，就完全集中在了朝鲜问题上。此这以后，只要一牵扯到朝鲜，双方就立即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就拿这次的事件来说，其实从一开始，两国就都想趁着朝鲜内部发生动乱的机会，在那里扩张自己的势力，以满足自身的利益图谋——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总的来说，陆奥宗光说得很明白：

从文明的角度看，中日两国的位置已发生了颠倒——顽固守旧的中国和开化进取的日本相互“怀疑”、“侮慢”、“憎恶和嫉妒”，“势若冰炭，不能相容”——这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之间的冲突”，必将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

签订《马关条约》现场

甲午开战后，开国元勋之一、被誉为“近代陆军之父”，主动请缨出战的山县有朋，指挥第一军从陆路侵入朝鲜以及我国东北地区。在先后攻克了汉城（首尔）、平壤、九连城（位于丹东）后，他分别写下了三首诗：

诗1：出师万里奉皇猷，行路兼吾不自由。期见天津桥上月，韩城城里遇中秋。

诗2：到处山河新战场，凄凉风色近重阳。平安道上秋将老，却想奉天城外霜。

诗3：所向无前意气雄，欲衣粮敌敌还空。何时饮马长城窟，万里山河一路通。

纵观这三首诗，其得意、骄横的心态早已表露无遗。

日本战争绘：征清九连城由第一军占领

1894年11月3日，踌躇满志的山县有朋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极力主张冬季作战，但被首相伊藤博文拒绝。

因为拒绝接受大本营“原地待命”的命令，他在12月9日被迫乘坐轮船回国。临行前，他给野津道贯、桂太郎二位师团长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马革裹尸无所期，出师未半岂空回？

无奈天子召何急，临别阵前泪满衣！

须知，1884年日本策动的甲申政变被清军挫败的事实，压在他的心头已有10年之久。一方面，这种压抑的心情固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舒缓。但另一方面，无法对清军完成“致命一击”的遗憾，令其非常愤懑。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结代表了当时日本整个统治阶层的心态。

山县有朋与甲午战争

2）日本学者对甲午战争的评价

两国开战的消息传到日本后，福泽谕吉兴奋异常。

1894年7月29日，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诡称战争“虽然起于日清两国之间，但寻其根源，则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

在他看来，战争的本质“并非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而是一种宗教之争”，是“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

庆应义塾大学校内的福泽谕吉雕像

8月6日，媒体人陆羯南于发表《征蛮之王师》一文。他将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身上，指责清朝违背《天津条约》引起了战端：

清国是一个不守信用、不讲道义的国家，若要使其履行条约义务，就必须时常展示武力，以进行威慑，而不应将其视为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来尊重。这个国家实为东方一大未开化之邦，因此我军与之作战的胜负，实为文明与野蛮之争。

可以说，他的论调与福泽谕吉几乎如出一辙。

媒体人德富苏峰在其主办的《国民之友》上，先后发表了《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好机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战争和国民》《战胜余言》等文章，竭力鼓吹这场战争是“义战”，是日本向外“膨胀”的天赐良机。

他得意洋洋的认为：

此战对己而言，是为了日本的开放解脱；对他而言，是为了给予世界上顽固主义一大打击，将文明的恩光投射到野蛮的社会。

因此，他提醒日本国民，“理解战争的调子要定得更加清深高尚一些，不要眩惑于兽力的现象，而要掌握道义上、心灵上的因果”。

陆羯南（左）与德富苏峰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以后逐渐转变为“绝对和平主义者”的内村鉴三，在当时也与德富苏峰一样，将之视为“义战”。

他先是在《日清战争之意义》一文中指出：

日本象征着自由、希望、进取与欧洲式的现代文明；而中国则代表着压制、守旧、封闭与亚洲的传统停滞。如果日本在这场竞争中失败，整个东方世界的个人发展将受阻，自治制度将消亡，艺术将凋零，文化将衰败，亚洲固有的陈旧模式将使东方五亿民众沉溺于迷梦之中，难以觉醒。

然后在《征诸世界历史论日中关系》中表示：

日清两国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日清冲突不可避免，二者冲突而日本之胜利，乃人类全体利益进步之必要，战争是历史之所保证，人类进步之所促”。

内村鉴三著述内页

总的来说，这些媒体人之所以极力鼓吹“文野之战”、“义战”的，其实就是想向日本国民灌输这样的意识：

文明淘汰野蛮势在必然，这种淘汰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符合“大义”，因此“文明的”日本即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野蛮的”中国和朝鲜动武，也是在传递“力之福音”，是符合“大义”的，所以大家不必考虑是不是“侵略”的问题。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用近代文明外衣精心包装的“强权即真理”的战争理论，具有非常大的迷惑性。它不仅成功误导和煽动了日本民众积极支持侵略战争，更助长了整个民族的心理扭曲和价值颠倒。

从这以后，日本各界的“中国观”以及后续的对外扩张行为，都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驱使下“一路狂奔”。

日本战争绘：日清海陆大战争

3）《中国论》之问：日本为什么一定要征服中国

竹越与三郎（1865—1950），号三叉，先后在中村敬宇创办的“同人社”和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学习，之后进入福泽谕吉主办的《时事新报》工作，后来又加入了德富苏峰领导的“民友社”。

作为一名政论家和具有自由思想的历史学者，他凭借所著的两卷本《新日本史》展现出了出众的学术才华，并引起了政界的关注。

但需要指出的是，竹越与三郎虽然反对国内的专制统治，但也从不掩饰自己对强权政治的认同以及对扩张国家实力的渴望。

他在1894年8月，即甲午战争期间所写的《中国论》，正是这种思想倾向的集中体现。

竹越与三郎与《中国论》内页

对于写作该书的目的，他的表达颇为坦荡：

当前，日本陆军已扫清牙山的清军，兵锋直指平壤；海军也在南阳湾取得胜利，正向威海卫逼近。海陆两军齐头并进，将日章旗插上北京城头的那一天，已指日可待。

在此举国陶醉于胜利之时，若问我们为何必须征讨清国，多数人的回答可能仅限于它妨碍了日本援助朝鲜独立的事业。然而，日本不能不征讨清国的理由，远不止于此。清国在朝鲜的种种不义之举，不过是近期军事行动的一个借口。

我们日本国民，承蒙皇天特宠，为了履行上天赋予的使命，也为了国民自卫与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彻底地征服清国。此书虽是一本小册子，但它旨在阐明日本国民内心所想、却尚未能畅所欲言的心声。

日本战争绘：旅顺口之陷落

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将日本称为“大日本”，还认为“日本现有的领土已经不堪重负”，所以必须“在海外谋求新故乡”，原因很简单：

日本国民，凭借其天赋才智与蓬勃生机，凡暖流所至、南极星辉映照的温带草木繁盛之地，皆享有开拓新家园、建设大日本的天然权利。唯有行使这项权利，我们方能生生不息；放弃这项权利，无异于民族自绝。

唯有通过构建大日本，将内部充盈乃至相互冲撞的活力疏导至外部世界，方能实现国内秩序的整合、调和与巩固，从而确保民族永续发展。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建设“大日本”，究竟去哪里“谋求新故乡”呢？

对于这一问题，他的态度极为明确，那就是向大陆扩张。这就意味着，“当前最大的妨害者，就是清国”。至此，《中国论》进入了“正题”。

日本战争绘：威海卫斥侯队奋战

对于中国未来可能对日本造成的威胁，他给出了以下几点。

首先，具有强大生育能力的中国人，具备强大的扩张潜力：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于繁衍的民族，他们如同鼠类一般拥有极强的繁殖能力，人口几乎呈倍数增长。纵观二十四朝、三千年历史，朝代的更迭无一不是通过流血革命完成；而每一次革命，都伴随着大规模杀戮与血流成河的惨状。

别国的战争往往依靠谋略决胜，但清国的战争却以歼灭敌人的数量论成败。然而只要获得短暂的和平，人口又会迅速恢复增长。这难道不足以证明这是一个具有强大扩张潜力的人种吗？

其次，中国人吃苦耐劳，韧性十足。对此，日本应给予高度重视：

即使没有政府权力的支持，也没有军舰的保护，这三百万走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每年仍能将上亿的财富输送回祖国。这些在异乡曾被蔑称为豚尾汉、流浪者的人们，仅凭一己之力谋生，却能汲取世界的财富，其力量绝不可小觑。

老照片中的海外华人劳工

第三，中国地大物博的现状，不仅会带动经济的高度发展，也会让中国的人口数量保持旺盛增长，这会挤压日本人的生存空间：

更何况，中国本土的山川资源尚未充分开发，现代的工业技术也还未在国内广泛运用。

一旦天津的铁路延伸至吉林，向左经陕西、甘肃直达玉门关，当华北的百姓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当四川、云南那些自古未开发的资源得到利用，到那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必将如海洋般广阔汹涌。

财富的增长会促进人口增加，人口的增加又会反过来创造更多财富。当中国内地全面开发之日，四亿人口可能迅速增至五亿，继而突破六亿，甚至达到七八亿。

到那时，巨大的人口压力很可能形成一股汹涌的浪潮，向着日本预设的生存空间扑面而来。

晚清时期的武汉码头

第四，当中国的人口膨胀到一定程度后，就一定会走“对外扩张”之路。所以，中国人绝不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

所谓“中国人从不侵略”的说法，实为虚言；所谓“历史可作证明”的论断，亦属虚假。构成当今清国人口主体的汉人祖先究竟是怎样的民族？自汉武帝四处出兵、推行侵略政策以来，历代帝王一旦自觉势力强大，无不出兵征伐周边地区。

若回顾中国人种穿越沙漠、进军塞外，甚至蹂躏欧洲诸国、在罗马城外耀武扬威的侵略历史，几乎可以说他们天生就具有强盗般的侵略本性。倘若这样的人种也能被称为“温和宁静”，那就如同声称俄罗斯人是天性最柔弱、最热爱和平的民族一样荒谬。

面对“中国人的扩张矛头，正直接指向‘打算从东亚走向世界、意图建设大日本的日本民族的面前’这一现状，他忧心忡忡地质问，“我们难道还能安坐不动、保持沉默，为了所谓东洋的和平而作壁上观吗？”

老照片中的上海租界

需要指出的是，他不仅频繁使用“鼠族”、“豚尾汉”、“流浪者”等污蔑性语言丑化中国人的本性，还毫不含糊地亮明了日本应对中国采取的态度——中日之争是“生死之争”，不可调和，必须一战见分晓，否则日本只能永远屈居人下：

中日两国之间的竞争，就如同英俄、英法、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与拉丁人种之间的竞争一样。这种竞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是源于人种与国家层面的根本冲突。这种矛盾的根源极为深刻，是你死我活的生存之争。

如果刻意掩盖这场必然的生死之争，反而用"东洋"这种地理意义上的空泛概念来麻痹自己，只会埋下未来千百年的深重忧患。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中日两国一旦正面交锋，那种“我不杀你，你必杀我”的危机局面就绝对无法避免。既然如此，我们难道要牺牲一切，去向那个强盗般的国家乞求和平吗？难道要抛弃我们的荣耀与利益，去换取一时的安宁吗？难道非要牺牲我们“大日本”的前途，来与这种强盗民族妥协吗？

如果我国国民因为畏惧对方的实力而不惜牺牲一切去求和，那么这种和平除了带来长达百年的屈服和屈辱之外，最终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日本战争绘：海军军官等征清的战略论图

那么问题来了，一旦中日开战，日本能够打的赢吗？他认为，日本是完全有可能战胜中国的。在他看来：

中国就是一头大象，形体巨大但并不可怕。中国就是一盘散沙，国民唯利是图，更不必说内忧外患不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长夜之眠至今未醒。因此，日本对清国，应该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抱忧虑于蔑视之中，使之“顿首再拜降伏于我之面前！。

为此，他向所有日本国民发出了呼吁：

为了大日本的建设，为了对付如同山贼一样的中国人，我们务必要以正义之名、人道之名、文明之名，在上帝面前、在万国之视听面前，堂堂拿起剑，攻击清国的权利，以兵火使其惰眠觉醒，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由此可见，《中国论》一书虽然出自学者之手，但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人类的文明和正义，在这里完全被颠倒了。

日本战争绘：东京上野祝捷会之实况

4）尾声

媒体报道的片面叙事，使得日本民众的“中国观”以及对中日关系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种以“蔑视”为基调的“中国观”，至此在日本社会基本成型并固化。

这种观念的形成，使得广大日本民众不仅没有成为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批判者或制约力量，反而在多数情况下成为沉默的追随者，甚至是不自觉的共谋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扩张胃口”越来越大——在给全亚洲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国民迈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核爆后的广岛

现如今，“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了人们的普遍共识”。更何况，“日本早已不再是过去的日本，中国更不再是过去的中国”。

当然，这段历史也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当知识彻底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容易演变为侵略者手中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