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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政权自孙儒之乱以后，杨吴以及后来的南唐是吴越国最大的敌人，为了对付来自北方的威协，钱镠制定了这么一种对外军事政策，即尊崇中原正朔，联合邻近藩国，共同对付淮南政权。

这一军事外交政策为后来吴越国的历任统治者所遵循，成为吴越立国的基本国策。总起来说，这项基本国策共有三项基本内容，可用十二个字加以概括：尊奉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

1、吴越国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的建立

唐朝末年，朝廷大权完全落入朱全忠手中。钱镠在与杨行密的反反复复的较量中确立了与朱全忠的政治联盟。由于钱镠第一次进入中国的政治舞台即是以讨贼义军统帅的面目出现的，而且当时朱全忠尚未纂唐，钱镠对名义上仍是天子的唐朝皇帝表现得忠心耿耿。

天复元年(901)，宦官韩全诲伙同李茂贞把唐昭宗劫往凤翔，钱镠“闻之悲泣”，“遣使奔问”。天复四年(904)八月，唐昭宗去世，钱镠“素服举哀于军门”。

钱镠是否真心忠于唐朝的第一个考验是朱全忠纂唐。在此之前，钱镠一直是以唐朝的忠臣自居的。天祐三年(906)底，淮南杨氏赠钱镠龙衣、玉册、书疏，钱镠拒不接受。

天祐四年(907)，朱温代唐，遣使赴吴越宣谕。当时在吴越内部，以罗隐为代表的一些唐朝旧臣，力主举兵讨梁。罗隐说：“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

钱镠却说：“古人有言，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岂失为孙仲谋邪？”

欣然接受了后梁的诏书。罗隐的主张代表了那些富有情操、品格高尚而又不失书呆子气的士大夫们的观点，而作为一国之君的钱镠则更多地从实际政治需要来考虑问题，作出决策。

他认识到，来自淮南的威胁仍然存在，一旦拒绝向朱温称臣，失去了朱温的军事支持，吴越能否像罗隐说的那样“退保杭、越”，实在是很成问题的。

钱镠在唐、梁交代之际向梁称臣为后来吴越国向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与宋称臣提供了一个可以依袭的先例，确立了吴越国“尊奉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战略的范式。这个政策能不能坚持呢？后梁的灭亡便是对它最大的考验。

因为在唐末、后梁，朱氏当权之时，整个中国形成了以朱全忠为一方，以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为另一方的两大军事同盟，吴、蜀以及岐王李茂贞打着忠于唐室的旗号，与后梁对抗，而吴越、楚、闽、南平以及鄂州杜洪、洪州钟传等与吴国接壤、受到吴国威胁的南方弱小藩国则站在朱全忠一边。

当李存勖灭梁之后，昔日的敌人已经成为中原的主宰，对钱镠来说，继续尊奉中原，岂不是要他向敌人屈膝称臣吗？

而他却确实这样做了，在李存勖灭梁之后，钱镠马上遣使纳贡，并接受了后唐的封爵。与此相反，由于后梁的灭亡，吴、蜀等昔日的盟国与后唐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了，他们反而从朋友变为了敌人。

李存勖灭梁之后不久，便派郭崇韬灭了前蜀；对于吴国，也曾有过讨伐的动议，只是由于后唐灭蜀之后一直内乱不止，灭吴的计划才没有得以实施。这些事例说明，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单纯的道义上的同盟关系是不存在的，它完全由彼此的地缘关系与国家利益来决定。

而这也正是钱镠制定其对外军事战略的基本依据。

钱镠之后吴越国的历任统治者也都继承了他所制定的“尊崇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的基本国策。钱镠临死之前嘱咐他的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此外，钱镠还传下《武肃王遗训》十条，其中第二条是：“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

第三条是：“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

事实上，吴越国的这一事大政策也确实收到了成效。特别是在唐末梁初，钱镠受到来自淮南方面的压力很大，在他与杨吴政权的战争中，朱梁廷经常出兵与他遥相呼应。即使到后来，与中原朝廷的联盟关系仍对吴-南唐起着一定的牵制作用。如冯延巳曾建议李昇攻打吴越，但李昇以为“钱氏父子，动以奉事中国为辞，卒然犯之，其名不祥”，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2、“尊崇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国策的实施

为了对抗来自吴与南唐的军事压力，吴越政权把“尊崇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作为其立国之策，对唐、五代至宋的中原王朝建立起臣属关系。这种臣属关系在形式上完全是唐朝后期藩镇与朝廷关系的延续。

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承认中原政权的天子为惟一合法的天子，尊奉其正朔，秉行其政令。

第二，藩镇节帅必须由朝廷任命。

第三，藩帅在京师中设置进奏院，委派进奏官，向朝廷汇报地方事务。

第四，朝廷在藩镇统内设置监军使院，委派监军使，对其政务进行监督和干预。

第五，藩镇负有交纳赋税与遣使朝贡的义务。

这五条内容在吴越国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体：吴越国历代国王从来都没有称帝；吴越国的历任最高统治者的官爵，包括两镇节度、吴越王、吴越国王、尚父、元帅，等等，都是由朝廷任命的；唐朝政府还在钱镠的辖区内设置监军使院，委派监军使；钱氏政权在中原王朝的首都设进奏院。

如《新五代史》卷六七《钱镠世家》载：

[梁]太祖尝问吴越进奏吏曰：“钱镠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带、名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

乃以玉带一匣、打毯御马十匹赐之。

又如唐明宗时安重诲当政，勒令钱镠致仕，“凡吴越进奏官、使者、纲吏，令所在系治之”。又如《宋史》卷四八O《吴越世家》也提到“进奏使任知果”。设置进奏院含有表示臣服的意思。后来周世宗征南唐，占有淮南，南唐被迫割地称臣，称臣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置进奏邸于汴都”。

关于钱氏政权向朝廷交纳赋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杨行密与钱镠平定孙儒之乱，唐朝廷颁布《平孙儒德音》，免除淮南、浙西、宣州三道“诸色逋悬”。从这件文书中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唐朝政府似乎仍对两浙地区拥有一定的财政权力。

但是，钱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跟唐朝后期藩镇与朝廷的关系相比毕竟已有本质的不同。上述五项内容，第四、五条内容在唐时曾经遵循，至五代后废止；第一条内容时废时遵，历代吴越国的最高统治者虽然从未称帝，但在钱镠时曾经建立年号；第二、三条内容吴越国虽然自始至终遵循不废，但仍有一定限度。

像进奏院，它的设置本来是为了方便藩镇节帅向中央请示、汇报，保证下情上达、政令畅通，同时也为藩镇节帅入京朝觐提供落脚之地。但吴越国对朝廷的命令常常是拒不执行的，根本谈不上政令的畅通。

据上所述，吴越国名义上是中原王朝的藩镇，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因此吴越国与中原七朝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与中央关系。

3、安重诲事件

钱镠“尊崇中原”的事大政策在后梁时最为成功。当时正值吴越建国之初，吴越国也确实最需要后梁在政治上的支持。钱镠表面上是事大，实际上是关起门来做天子。这种情形，后梁不会不知道，但由于朱全忠深恐在自己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逐鹿中原时杨行密趁机坐大，需要借助钱镠、马殷等人的力量进行牵制，因此对他们的僭越行为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做不知道。

但到后唐时，形势就不一样了。当时的吴国经过了国内的诸多变故，已经三易国王，失去往日的锐气，不能再对中原构成威胁，而中原借助钱镠的力量进行牵制的迫切性有所降低，因此再也不能忍受钱缪的僭越与狂妄了。

后唐朝廷主张对吴越实施强硬政策者多有其人，唐庄宗时有郭崇韬，唐明宗时有安重诲。庄宗封钱镠为吴越国王，钱镠要求金印、玉册，郭崇韬“尤不容其僭”，竭力反对。唐明宗在军乱中登上帝位，他的近臣安重诲执权当政，便削钱镠在身官爵，勒令致仕。

对安重诲事件的经过始末，《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唐明宗天成四年九月癸已条有详细的记载：

吴越王镠居其国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则赠遗丰厚，不然则礼遇疏薄。尝遗安重诲书，辞礼颇倨。帝遣供奉官乌昭遇、韩玫使吴越，昭遇与玫有隙，使还，玫奏：“昭遇见镠，称臣拜舞，谓缪为殿下，及私以国事告镠。”安重诲奏赐昭遇死。癸已，制镠以太师致仕，自余官爵皆削之，凡吴越进奏官、使者、纲吏，令所在系治之。镠令子传等上表讼冤，皆不省。

从《资治通鉴》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后唐政府对钱镠采取断然措施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钱镠在礼仪上对朝廷不恭，作为一个藩王，对中央政府首脑人物写信，居然“辞礼颇倨”；而且，后唐使节来到吴越国还得向他“称臣拜舞”！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述，吴越国名义上是藩镇，但它与后唐的关系却不完全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钱镠无天子之名，有天子之实。据《旧五代史》卷一O八《龙敏传》：“开运中，奉命使越。先是，朝臣将命，必拜起于浙帅。敏至，抗揖而已，识者多之。使还，改工部尚书。”

钱镠之所以这么狂妄，因为在吴越国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同盟中，并非只有吴越国依赖中原朝廷，而中原朝廷也有依赖吴越国的地方，一是要吴越国对淮南政权进行牵制，二是要吴越国的钱来填充空荡荡的国库。

需要指出的是，安重诲的削藩政策并不仅仅局限于钱镠一人，它是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国家政策。

黄巢起义瓦解了唐朝后期以藩镇割据为基础的地缘政治格局，但五代重新建立起来的政治格局仍然是建立在藩镇割据基础之上的，所不同的只是以一群新藩镇代替一群旧藩镇。藩镇体制最大的特点便是它具有一种内在的分裂倾向。

五代时期，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权实际上都是由唐朝藩镇蜕化而来，由藩镇发展成独立的王国。而这些藩镇一旦成为独立的王国，它的统治机制仍然是那一套藩镇体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它的内部又滋生出许多藩镇，而这些新藩镇和它们的母体一样，同样具有脱离这个王国的倾向。

朱温建国，曾对这个问题有所留意。但终梁一朝，一直战事不断，且兼梁朝短命，藩镇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庄宗失国，他本身的荒淫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追根溯源，恐怕仍要归因于那些拥兵自重的藩镇。杀死郭崇韬本身并不足以使庄宗亡国，但它激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尤其是激起了大批藩镇叛乱，李嗣源就是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被拥立为帝的。他登基之后，各地的叛乱仍未平息，如汴州有张谏，滑州有于可洪，邠州有毛璋，尤其是芦台房知温与汴州朱守殷发动的叛乱规模相当大。因此，如何解决藩镇问题便是李嗣源和他的辅政大臣安重诲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安重诲为了结束藩镇割据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华温琪入朝之后，安重诲拒绝授予新镇；他还强迫昭义节度使王建立与宣武节度使符习致仕。在以正统自居的安重诲眼中，吴越国根本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藩国，不过是一个桀骜不驯的藩镇；甚至吴国，也不能算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叛乱的藩镇。

因此，他的削藩计划理所当然要包括吴越国，甚至对吴国，由于对方“敢与朝廷抗礼”，安重诲也断绝了与它的往来。

但是，安重诲的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欧阳修在这里列举了导致安重诲失败的四个事例：

其一即是勒令钱镠致仕，导致吴越断绝朝贡；其二是令李严为西川监军，导致孟知祥叛乱；其三是从东川分出阆州为保宁军，导致董璋反叛；其四是僭派杨彦温迫令河中节度使李从珂入朝，杨彦温兵败被杀。

安重诲的这些措施包括勒令钱镠致仕，应当说多数是得到唐明宗支持的，至少是默许的。但是，由于当时藩镇力量强大，而且安重诲的削藩措施只针对节帅而没有针对造成藩镇割据的基础牙兵集团，最后以失败告终。作为皇帝的李嗣源一看情形不对，为了自己的宝座，便把安重诲当作替罪羊，拿来杀了。

而钱镠也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改变他既定的对外军事政策。想想三年之前，吴国的实权人物徐温曾经想趁钱镠病重的时机袭击吴越，而当安重诲事件发生之际，徐温正在发兵攻打荆南，来自北方的威胁没有完全消除。在这种情况下，钱镠当然不能轻意解除与中原政权的同盟关系。他命钱元瓘上表讼冤。

这道表文见于《旧五代史》钱镠本传，其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动之以情，承认自己的错误，表达自己的忠心；二是晓之以利，在军事上，钱元瓘对李嗣源说，只要你愿意，出兵攻打吴国，我唯你马首是瞻。

其实，钱元瓘也知道，以后唐当时的状况，要出兵攻打吴国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不过是要借机提醒一下李嗣源：只要吴国的威胁继续存在，那我牵制作用仍是不可小觑的，双方的军事同盟还是有必要的。

据《旧五代史》卷一三三《钱镠传》，在后唐朝廷勒令钱谬致仕以后，“久之，其子元瓘等上表陈叙。时淮寇攻逼荆南，明宗疑其同恶，因降诏诘之，元瓘等复遣使自淮南间道上表…明宗嘉之，乃降制复授镠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据此，这道表章乃是因为吴国攻打荆南，后唐怀疑吴越与此事有关，下诏责问之后吴越所上的一篇答辩报告。

表上之后，明宗恢复了钱镠的官职。吴国攻打荆南乃在长兴元年(930)三月，而后唐朝廷恢复钱镠官职乃在长兴二年(931)三月，则钱元瓘奏上此表当在此一年间。

据上所述，吴越与后唐恢复臣属关系大致可概叙如下：

天成四年(929)九月，后唐削夺钱镠官爵；不久，“吴越复通中国”；长兴元年(930)三月，吴国攻打荆南，后唐明宗责问吴越国；大约在此时或稍后，钱镠因裴羽之回附表向朝廷认错，唐明宗阅表后，允许恢复朝贡，但对于吴越方面要求却未“便赐俞允”；十月，后唐“敕听两浙纲使自便”；长兴二年(931)三月，后唐朝廷钱谬在身官爵。后唐政府在接到表章之后，并没有立即为钱镠平反，而是先恢复双方的朝贡关系，这大概是贪图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至于恢复钱镠的官职，则要等到安重诲出朝之后。

这也反映出吴越与中原王朝能够维持和平关系，经济利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4、吴越国执行事大政策与其他藩国的比较

五代时期，南方列国中执行事大政策的并非钱氏一家。

综观当时的局势，中原王朝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势力，吴-南唐弱于中原，而强于其他诸国。吴-南唐要称霸天下，只有两条道路，一是北上争霸，吞并中原，一旦成功，其余诸国自然望风瓦解；二是先逐一收拾南方各个小国，统一南方后，再趁胜北上。

但第一条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于是到杨行密后期，吴-南唐势力便向南方扩张。为了对付来自吴-南唐的威胁，它周边的藩国无一不与中原王朝结盟，唐末湖北的杜洪、江西的钟传、危全讽、湖南的马殷、福建的王审知与两浙的钱缪，无不如此。

但杜洪、钟传和危全讽不到五代就已灭亡，后来马殷建立楚国，王审知建立闽国。闽、楚两国和吴越国一样成为奉行事大政策的国家。但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实际执行的结果很不一样，相比而言，吴越国执行事大政策是最为彻底的，也是最为成功的。

先说说闽国。王审知在位时制定并坚定地执行了这一政策，他“致君愈勤，述职无怠”，又“万里输贡，川陆不系其赊；一心尊戴，风雨不改其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闽与吴国之间隔着江西，彼此并不接壤；而且，当时吴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与吴越、楚两国进行的战争上，不想四面出击，把战线拉得很长，便决定与闽国联和，派张知远出使福建。

但王审知审时度势，知道吴国一旦坐大，后果不堪设想，眼见着张知远态度倨傲，便把他杀了，并把这事报告给朱全忠，表明自已的忠心。

从此之后，终王审知之世，闽国一直秉行尊崇中原的政策。但这一政策到王审知儿孙手中一度中断。王延钧在位时，他向后唐政府要求：“钱镠卒，请以臣为吴越王：马殷卒，请以臣为尚书令。”遭到拒绝，便断绝了对后唐的朝贡，并于次年正月建号称帝。与中原王朝断绝同盟关系立即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吴国大将蒋延徽不久便兵临建州城下。到他儿子王昶时便不得不重新向后唐奉表称臣。

再说说楚国。

楚国的建立者马殷原是秦宗权的部将，曾跟着孙儒同钱镠、杨行密作战，失败后溃退到长江中游，在那里建立了楚国。随着杨行密势力的壮大，钱、杨开始由盟友变成敌人，而钱、马则从敌人变成盟友，楚国与吴越国一样，成为坚定执行事大政策的国家。朱梁代唐，马殷立即遣使修贡。李存勖平定河北，还没有灭掉梁朝，马殷就已“遣使通好”。

可惜的是，马殷的这一政策也没有被他的子孙们所继承。马希广在位时，马希萼在朗州举兵叛乱，为了登上王位，不惜向南唐称臣，寻求南唐的支持。成功之后，只得继续向南唐称臣，楚国的事大政策至此已被完全抛弃，后来楚国为南唐所灭，此实有以致之。

除闽、楚与吴越外，与朱梁王朝建立起良好政治关系的还有南汉。南汉的真正建立者刘隐开始时曾向朱全忠“遣使持重赂以求保荐”，朱梁篡唐后又被册封为南海王、南平王。但南汉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并不像吴越国与中原王朝那样是军事同盟的关系，南汉在很长时期内与吴-南唐并没有直接的领土接触，感受不到来自淮南的军事压力，而朱全忠也不想借助它来牵制吴国，因此后梁对待刘䶮也不像对待钱镠那样姑息优容。贞明五年(919)，刘䶮册封越王的要求遭到拒绝，便断绝了对梁的朝贡，不久建号称帝。

南方其他一些国家，前蜀、后蜀，既远离吴越，又远离吴-南唐，由于与中原王朝之间领土相接，经常发生边界冲突，互为敌国，当然不会奉行事大政策。南平则与中原、吴-南唐都有边界接触，依违其间，同时向双方称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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