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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1946年3月，哈尔滨水道街9号，一杯茶、一场宴，一位抗日将军倒下。

多年后，真相从大洋彼岸传回，主谋余秀豪的最后一句话，揭开了一段掩埋多年的历史血债。

谁要杀李兆麟

李兆麟活着时，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死会如此沉重。

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扛起东北大旗，用游击战术与日军死磕十四年。

他不在南京开会，不在重庆喝酒，在雪林子里带兵打仗，日本投降了，他没有走。

他留在哈尔滨，担任滨江省副省长兼市公安局筹备负责人，打击残余、公开反对国民党，接收特务混入东北。

这就是杀机的来源。

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亲自圈定：东北“必须除掉几个人”，李兆麟排第一。

有人要借刀杀人，有人要混乱东北，有人不想共产党，在民众中有太多威望。哈尔滨刚刚解放，各路人马混杂，军统潜伏力量仍未肃清。

表面平静的城市，街道上却暗流涌动。

李兆麟有觉察，拒绝不明背景的邀约，拒绝陌生人送来的礼物，也拒绝配备近身警卫。

他说：“真正的敌人，不是背后那一刀，是眼前这场博弈。”

然而他低估了人心，也低估了敌人筹备已久的局。

杀局里的“女烈士”

1946年初，哈尔滨出现一位穿中山装、说话带京腔的女子，名叫孙格龄。

自称父亲死于抗战，母亲远在苏联，自己归国投靠老部下。

出现在中苏友协组织会议上，一次次递茶送水，一次次主动承担事务，没人查她的身份，没人怀疑她的目的，她太合逻辑，也太“正面”。

李兆麟第一次见她，是在一次公共集会上，这名女子主动向他敬礼，说“父亲提过您，东北抗日靠的就是李将军。”

短短一个月，孙格龄频繁出现在他身边。

介绍说是“熟人女儿”的官员不少，甚至有老战士为她作保，说“这孩子实诚，能干。”很快，她被安排进后勤事务组，在李兆麟办公室出入自由。

局已布好，1946年3月9日，孙格龄提出请李兆麟，“喝茶聊会儿中苏关系”，地点是水道街9号一处普通民宅。

李兆麟刚从会议上下来，身边没有随员，只带着一名司机，答应赴约。

司机说他神情疲惫，但语气平稳，临上楼前，他还叮嘱司机“半小时后来接。”

司机没等来李兆麟，只等到有人跑出来说“屋里有人中风了”。

警察赶到时，现场是血，茶水杯子仍有余温，尸体倒在椅子和茶几之间，胸腹共七刀，刀刀致命，现场无翻动痕迹，窗帘未拉，灯亮着，门虚掩。

孙格龄失踪，警方第一时间封锁现场，调查开始。

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在黑暗中前行，特务人员熟门熟路，现场被清理过。

报纸第二天登出一则，不痛不痒的短讯，内容是“李某因私会女子发生冲突，被刺身亡”。

散布“桃色事件”，成为余秀豪的第一反制动作。

余是谁？哈尔滨公安局原筹备副主任，军统背景，后任国民党保密局东北站站长，长年潜伏东北。

直接听命于戴笠，孙格龄，是他一手安排的棋子。

而动刀的两人——高庆三与阎钟章——是他多年前安排在哈尔滨的死士。

三人联手，完成了那场寒夜里的斩首行动。

李兆麟死后，尸体在严寒中摆放三日，无数市民前来吊唁。

公安部门迅速锁定高庆三，三天后于道外一带抓捕到案。高供出部分作案细节，但对余秀豪避而不谈。

余秀豪当晚即从机场离境，飞往台湾，经香港转道美国，自此从中国彻底消失。

美国深夜的那通电话

逃离东北后，余秀豪带着两本假护照、三千美金现金、一份伪造的国民党任命文件，先去了台湾。

这只是中转站，终点是美国，那里没有条约，没有追兵，只有匿名的自由。

在台湾滞留不足一个月，借由一位海军系统旧识安排，化名“于志远”，搭乘美军军舰抵达旧金山。

没人问他从哪里来，也没人在意他的过去。

走进一间华人洗衣店，找了份搬运工的活儿，薪水低、工作重、住处简陋，但活着，没人认出。

可他没预料到，真正折磨人的，不是追捕，是寂静，每晚，他一个人盯着天花板，回忆那七刀中的每一刀。

1963年冬天，他赌瘾上头，欠下大笔债务。

一位旧友在洛杉矶开中餐馆，借了他五百美金，原本打算翻身，但失手又赔光。

债主敲门，邻居报警，他的黑户身份，很快暴露。

被捕那晚，他请求打一个电话，拨的是一位，20年前的老同僚，已经移民做保险经纪人，那通电话持续了四分钟。

“我杀了李兆麟。”

“我活得像只狗，十几年没有一晚睡好。”

“他最后一句话是：‘你也在？’”

话说完，他挂断电话，当晚，在廉价旅馆用皮带季结束了自己，警方查无遗书，只留下一句话写在烟盒纸上：“我合该有此报应。”

那位接到电话的老同僚次日报警。警方对外称“无业流浪男子自杀，身份待查”。但消息很快传到国内。

当年负责追捕的中共专案组，一位成员晚年回忆：“我收到那封电报时，手都在抖——我们终于知道，他没有死于权力斗争，而是死于自己。”

审判没有完成，但历史已下判决

李兆麟遇害后，中共立即成立专案组。

行动迅速，头三个月内便锁定高庆三、孙静海、阎钟章等人。

这些人不是普通杀手，全是军统系统中的“死士”，经多年训练，服毒自尽是预设选项。

高庆三抓获当天咬舌失败，被紧急送医抢救。

清醒后，他交代行刺计划。所说与尸检报告吻合：毒药下在红茶中，刀具用的是军制刺刀改装版，所有动作在两分钟内完成。

孙静海在南岗被捕，态度强硬，不认罪，关押三月后突发癫痫，自称“记不得任何人”。

是否真病，至今存疑。但最终在1949年被执行枪决。

阎钟章失踪多年，1952年才在吉林边境被捕，试图越境逃往苏联。

供出数个地下联络点，其中一人承认是余秀豪的“消息员”，此人因通风报信，致两名干部遇害，被判死刑。

唯一的空缺是孙格龄。

她在李兆麟遇害当天即失踪，有目击者称她，“换装成苏联女工模样”离开哈尔滨火车站。

哈尔滨兆麟公园

其后数十年，毫无线索，成了这个案件中最具争议、也是神秘的一环。

1959年，美国《侨报》刊出一篇，“中俄混血舞者孙小姐”的文章，引发舆论。

照片中女子神似孙格龄，曾在洛杉矶某夜总会登台表演，艺名“Sue Lee”。

但随后“孙小姐”突然消失，是否为同一人，至今无从考证。

1963年余秀豪自杀后，中共对外并未宣布此事，只在内部做了“案结”的归档，审判没有完成，但历史的记录，不再空白。

李兆麟的墓地，后迁至哈尔滨烈士陵园，每年清明，仍有人送花，但大多是沉默的老者，无言伫立。

东北抗日不是传奇，是流血与死拼出来的现实，李兆麟，不该死在“自己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