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迎来了自1962年以来的第一次人口负增长，也就是说，人多死得比生得还快。接着，2023、2024年，我国都处在人口减少的状态，去年新生宝宝总数是954万，而去世的人数竟然高达1093万。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张震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李强研究员都指出，中国即将迎来史无前例的死亡高峰，而这个高峰是由三个原因共同促成的。

那么这三种原因到底包括哪些呢？死亡高峰会带来哪些冲击？

一代人正在集体变老

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定格在了2022年，这一年，中国的总人口数字在历经六十一个春秋的持续增长后，首次划出了一条向下的曲线。

当年的死亡人数悄然超过了新诞生的人口，留下了137万的差额，这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的转折，更像是一个时代洪流改变方向时发出的隆隆声，有专家断言，中国已经步入了“死亡高峰期”。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过去巨大成功的双重回响，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人口结构风暴，恰恰源于昔日两大引以为傲的成就：一个是创造了庞大基数的“人口数量红利”，另一个是极大延长寿命的“人类生命红利”，当这两股力量在顶点交汇，一场悖论式的危机便拉开了序幕。

时间的指针拨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生命力迸发的时期，国家百废待兴，近1.8亿新生命在那个年代呱呱坠地。

尤其是在1962年至1975年间，每年都有超过2600万的婴儿出生，其中1963年更是达到了2954万的巅峰，这股庞大的人口浪潮，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了驱动经济飞速发展的核心引擎。

然而时间是公正的。当年那批集中降生的孩子，如今正无可避免地、集体性地迈入老年，截至2023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高达近三亿，差不多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位老人。

于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学事件正在上演：曾经集中的出生，必然转变为如今集中的死亡。这本质上是一笔历史人口存量的刚性兑付，今天的我们，只是在签收这份沉重的遗产。

医疗越好反而让死亡“集体爆发”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批老人身上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们的健康状况，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承载着历史的欠账，由于医疗资源曾经的相对匮乏，农村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要比城市高出17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在医疗条件依然存在差距的背景下，乡村地区的死亡率也相应更高，这无疑加剧了这波“死亡潮”的冲击烈度。

与此同时，另一场革命也在悄然重塑着中国人的生死观，在建国初期，一个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而如今，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78.6岁，并预计在2035年超过81岁。

医学的巨大进步，将曾经肆虐的天花、肺结核等传染病逐出了主要死因的名单，这是一场无可争议的伟大胜利。

但这场胜利也带来了一个奇特的悖论。它并没有消灭死亡，而是将死亡从整个生命周期中驱赶出去，极大地压缩到了老年阶段。

死亡不再是随机降临的厄运，而成了一场高度集中、几乎可以预见的终局。全国约86.6%的死亡事件，其背后推手都是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与癌症这两大类痼疾，就联手贡献了近八成的“业绩”。

医学无意中扮演了“死亡规划师”的角色，将生命的终点规整划一。然而，这个看似有序的模式下潜藏着新的危机。曾经被认为是老年专属的慢性病，正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在过去十年间，三四十岁人群的慢性病患病率增加了整整三成。这柄延长生命的“双刃剑”，在带来长寿红利的同时，也让一代人的健康提前透支。

新生儿急剧下降

人口天平的另一端，是令人窒息的沉寂。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年轻人口的基数急剧萎缩。如今承担生育重任的80后、9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自身就构成了一个脆弱的家庭结构基础。而他们面临的现实，更是让生育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高昂的房价，是悬在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压抑着他们组建家庭、繁衍后代的本能。而将一个孩子从嗷嗷待哺的婴儿抚养到大学毕业，从奶粉到教育，其成本动辄达到百万级别，这又是一座沉重的经济大山。再加上无处不在的工作压力，让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跌至冰点。

结果是，2023年全国仅有902万新生儿降生，这个数字尽管预计在2024年能回升到954万，但距离维持人口正常更替的1800万红线，依然遥不可及。

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和社会养老负担的加剧，成了必然的结局。而那种“倒金字塔”式的家庭结构，即一对年轻夫妇可能需要赡养四位老人，让养老问题陷入了恶性循环。即便国家已经放开二胎、三胎，并辅以各种补贴激励，但收效甚微。

所谓的“死亡高峰”，并非社会衰败的信号，它更像是一个社会走向深度老龄化的成人礼。这标志着整个社会体系都需要被彻底重构，以适应全新的人口结构。挑战是巨大的，但探索也从未停止。

比如在广州出现的“红山模式”，就试图通过家庭医生与社区护理的联动，为重症老人提供有尊严的上门服务，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能够安宁。

同时，各地政府也在出台各种生育补贴和减税政策，试图为年轻人松绑。核心的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如何让老年人活得有尊严，同时让年轻人看到希望，敢于生育。

中国的未来韧性，不在于能否逆转人口规律，而在于能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人口转型期中，找到新的平衡与和谐，平稳地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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