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为鉴：九一八事变的法律维度与和平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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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伤痛记忆，更是国际法发展进程中极具警示意义的坐标。从军事侵略的爆发到法律层面的追责，从历史真相的厘清到当代和平的守护，法律始终是界定罪行、捍卫正义、预防悲剧的核心力量。作为法律从业者，回望这段历史，既是对苦难的铭记，更是对法治使命的再认知。

一、事变背后的法律伪装与历史真相

九一八事变绝非偶然的军事冲突，而是日本长期谋划侵略的必然结果，其过程中充斥着对国际法的刻意曲解与公然践踏。早在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推行侵华"积极政策"时，日本便已开始为侵略进行"共同谋议"，这一时间节点被东京审判追溯为侵略计划的起点。为规避国际谴责，日本在1928年《非战公约》签订前后，试图效仿英国"特殊地域"主张，将中国东北界定为其可"跨越领土自卫"的区域，为侵略制造法理借口，只是因与《九国公约》"门户开放"原则相悖而未能得逞。

1931年事变爆发后，日本更是将这种法律伪装推向极致。其所谓"自卫"的说辞，完全违背了《非战公约》确立的"领土自卫"原则——该公约明确禁止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而自卫权的行使必须限于本国领土且针对实际攻击。这种对国际法的刻意曲解，本质上是为侵略行为寻找合法性外衣，而历史事实早已戳破其谎言：从柳条湖事件的蓄意制造到东北全境的武力占领，整个过程构成了典型的侵略行径，完全符合后来东京审判界定的"反和平罪"构成要件。

二、正义的法律追责：从东京审判到中国实践

战争结束后的司法追责，是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罪行的终极回应，更开创了国际刑事司法的新纪元。1946年启动的东京审判，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为依据，首次将"反和平罪"纳入司法管辖，明确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从"共同谋议"走向"实行"的关键标志。这场审判突破了"战争是国家行为"的传统认知，确立了个人对侵略战争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即便身为国家高官，只要参与了侵略计划的谋议与执行，就必须接受法律制裁。

中国在战争罪追责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东京审判期间，中国检察官不仅提交了包含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战犯的名单，更通过倪征燠等检察官的精准诘问、秦德纯等证人的亲历证词，为定罪提供了关键证据。梅汝璈法官起草的判决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以200多页的详实论述厘清了日本侵华的历史脉络，为严惩战犯奠定了基础。1956年，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对1109名在押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依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原则作出公正裁决，45名主犯全部认罪服法，既彰显了司法正义，更开创了战争罪犯改造的人道主义范例。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仍继承东京审判辩方的逻辑，曲解《非战公约》自卫权条款，炮制"大东亚战争自卫论"。但历史与法律早已给出定论：这种脱离领土范围、缺乏实际攻击前提的"自卫"主张，本质上是对国际法的恶意篡改，其目的在于否认侵略历史，而这正是对东京审判法律遗产的公然挑战。

三、法治守护：铭记历史的当代使命

九十年后的今天，"勿忘九一八"早已超越历史记忆的范畴，转化为通过法治守护和平的现实责任。从国际层面看，东京审判确立的侵略罪、反人道罪概念，已被《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继承发展，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遏制战争暴行的重要工具。从国内维度而言，法律不仅是追责的利器，更是守护历史真相的屏障——通过立法保护抗战遗迹、规范历史教材、打击历史虚无主义行为，让九一八事变的史实成为不可篡改的法律与历史共识。

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更应深刻认识到：铭记九一八，就是要坚守"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等法治原则，从东京审判中汲取司法智慧；就是要警惕任何曲解国际法、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以法律专业素养揭穿历史谎言；就是要践行"以法护和平"的使命，让战争罪追责的历史经验转化为维护当代安全的法治力量。

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法律承载的正义使命永不褪色。九一八事变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民族伤痛的记忆，更是"以法为鉴、以法护和"的深刻启示。唯有让法律成为界定历史的标尺、惩治罪恶的利器、守护和平的屏障，才能真正实现"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庄严承诺，这正是对九一八事变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