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捐献的遗物里，深藏着那个民国才女不为人知的过往

文|高宝宝

2024年2月，在张爱玲逝世30周年之际，张爱玲遗产管理人宋以朗，将一批张爱玲手稿、书信、个人物品等数千件珍贵文献和遗物，捐献给了香港都会大学。

宋以朗是何许人也？他又为何会成为张爱玲遗产管理人？这个话题要从60多年前说起。

宋以朗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在1961年。那时他12岁，张爱玲41岁。

张爱玲是他的父亲宋淇和母亲邝文美的朋友，那一次，张爱玲应邀来香港写电影剧本，借住在他的家里。那时，每天出入他家的人很多，但张爱玲除了偶尔和大家一起吃顿晚餐，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宋以朗对张爱玲的印象，仿佛也仅仅是高高瘦瘦、眼睛深度近视却从不戴眼镜，因此看东西时身子总是习惯前倾。

那之后的30年，虽然他与张爱玲都住在美国，而且都是独居，但他们一个在纽约，一个在洛杉矶，一东一西相隔3000公里。再加上她一向不见生人，而他也不喜欢被人打扰，因此二人并无交集。

宋以朗以为，自己与张爱玲的关系，只限于当初的一面之缘。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告诉他，张爱玲走了，遗产都留给了宋家。

那时，他才又把张爱玲这个名字，从记忆的深处重新翻了出来。毕竟那一年他46岁了，距离孩童时见到张爱玲，已经过去了34年。

宋淇、邝文美夫妇与张爱玲的友谊，始于20世纪50年代。他们没有参与过张爱玲的前半生，但却见证了张爱玲的后半生，是张爱玲后半生最好的朋友。

1995年，宋淇、邝文美夫妇收到张爱玲的遗物时，总共有14个大盒子。

晚年的张爱玲为虱子所扰，总是怀疑自己时时刻刻处在被啮咬之中。年少时她写下的那句经典“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幻化为她老年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为此，张爱玲频繁搬家。

在搬家的过程中，她扔掉了大量家当，也遗失了一些重要的证件和手稿。这14个大盒子，是她仅剩的所有。

经过整理，宋淇、邝文美夫妇在张爱玲的遗物中，选了部分交给台北皇冠出版社保管。这是因为，张爱玲的后半生，皇冠是她在中文著作出版方面最紧密的合作者。

后来，学者张错在南加州大学建立了“张爱玲文物特藏中心”，邝文美又将张爱玲的遗稿送去了两箱。

再后来，随着父母的相继去世，宋以朗接管了家里剩下的3盒张爱玲遗物。让他没想到的是，从那时开始，自己的人生竟被那个只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子填满了。

在那3个盒子里，除了信件、书稿、照片之外，还有假发、眼镜、化妆品、手提包等日常用品，甚至还包括一张移民绿卡，以及张爱玲离世时身下铺的几张毯子。

除此之外，张爱玲还留下了一笔存款。

相对而言，钱的去处是最好解决的。因为在遗嘱的附信里，张爱玲提出要“请高手译她的作品”，所以宋以朗后来找人翻译了《雷峰塔》、《易经》和《少帅》，稿酬都是从这笔钱里出的。

宋以朗还捐设了“香港大学张爱玲纪念奖学金”、“张爱玲五年研究计划”，用的也是这笔钱。

遗物中一些生活物品不太难处理，比如那些照片，宋以朗只留下了一些重复的，其他的都送到了皇冠存放。而大部分衣服、鞋子之类的，放在家里用处不大，于是便拍成了影像留存。

2005年皇冠出版的《沉香》，卷首放了好几篇彩页，内容就是那些影像。

真正不好处理的，是那些写了字的纸张。

因为那些纸张非常零乱，比如，除了《小团圆》是一个非常完整、工整的手稿，《重访边城》则只是一个底稿，上面有很多符号、标记。而《异乡记》，是直接写在一个本子上的，而且没经过整理，也不完整。另外，一些写着小说片段的小纸片，零零散散的也特别多。

宋以朗花了很多年时间去整理这些东西，从《重返边城》开始，到《小团圆》，再到《异乡记》、《易经》、《雷峰塔》、《少帅》、《爱憎表》……

一部部张爱玲生前没有发表的作品，经过整理后被陆续出版。

张爱玲的遗物当中，有好几个黑色塑料袋，里边有几百封信件，有她写给姑姑和姑丈的，有她写给弟弟的，有她写给炎樱的，但更多的是她写给宋淇夫妇的。

经过梳理和整编，宋以朗最后编校了一套60多万字的书信集，拼图式地将张爱玲人生最后的40年，呈现在喜爱她的读者面前。

宋以朗是统计学博士，擅长跟数字打交道，在文字方面纯粹是个门外汉。但为了自己当初对父母的承诺，他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直面那些陌生的文字、语言和表达。

就像是小时候，跟随父母从上海移居到香港时一样。

宋以朗深知，自己手里的那些书信和手稿，隐藏着太多张爱玲隐入尘烟的往事，以及悬而未决的心思。

他深知，父母留给自己的，不仅是一份贵重的“礼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时光荏苒，一转眼又过去了30年。如今，宋以朗已经76岁了。

一生独居、无子嗣的他明白，应该给张爱玲的遗物找一个永久的归宿了。

他想过为张爱玲建一座文学馆，但难度太大。最可行的做法是，捐赠给一座现有的场馆。但即便是这个想法，也不容易实现。

因为在宋以朗保存的父母遗物当中，有一些是与张爱玲息息相关的，尤其是通信，他觉得放在一起才完整。

而一些图书馆，并不愿意接受宋淇夫妇的遗物。

最终，香港都会大学图书馆接受了宋以朗手中的遗物，并分别以“张爱玲特藏”和“宋淇、宋邝文美特藏”的名目收藏、保存。

预计2025年8月份，一个专门为其设立的展馆将会开幕。

至此，遗产管理人的担子，终于从宋以朗肩上卸下了。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曾说，宋以朗“像灵媒一样”，与张爱玲完成着 “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合作”，并且将改变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从而间接地改变我们对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方式的认识。

然而，宋以朗围绕张爱玲遗作的所作所为，也招来了一些非议。其中非议最大的，便是《小团圆》。

在这部张爱玲于其文学生涯最后岁月创作的长篇小说里，其文风完全摒弃了往日的精巧与华丽。在许多珍视张爱玲的读者看来，这近乎于是一种摧毁。

学者刘绍铭认为：“如果不是旗帜鲜明地打着张爱玲的招牌，以小说看，这本屡见败笔的书，实难终卷。又由于其自传的性质和直白的叙述，还加重了这种破坏力，几乎颠覆了一代传奇的孤傲形象。”

事实上，这也是当初宋淇不赞成张爱玲发表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

而且，张爱玲自己也犹豫过——在1992年寄给宋淇夫妇的遗嘱附信里，她提到了“《小团圆》小说要销毁”，只是“没细想，过天再说”。

台湾大学教授张小虹认为这是“情感道义上盗版”，并且表示“拒买、拒读、拒评”。

作家林清玄也认为，“当一个作家说了不要发表，最好还是不要发了吧”。

而最终，宋以朗却将张爱玲的《小团圆》整理、发表了。

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可能带来的后果，但他认为：“我出书，会有人骂我；我把稿子销毁，会有人骂我；不出版也不销毁，便会有人骂我什么也不做。既然怎样都会挨骂，我决定还是自己做主较好。”

事实上，宋以朗的尴尬和无奈，是文学世界里一个恒久的两难。当年卡夫卡临终前，要求身边的人销毁他的所有作品，但他的朋友布洛德却没有这么做。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卡夫卡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

纳博科夫最后有一部小说，则完全是写在一些零碎的卡片上，并在临终前要求销毁。但很多年以后，他的儿子还是将那部小说发表了。

孰是孰非，或许这并不是一道具备标准答案的判断题。

张爱玲已经逐渐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在她所经历的那一部分历史里面，她是一个闪光的存在。而且正因为她的存在，让我们知晓了那一部分历史。

或许，这便是张爱玲最大的价值，其他的都不重要。

在张爱玲逝世3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写作爱好者，我在香港这个她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向这位二十几岁便横空出世的华语文坛才女，致以崇高的敬意。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永远忘不了，20岁的我，当年读到这句话时的震撼和深深的思考。

作者简介：

15岁写小说，

38岁考上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院，有20年的中文教育经验。

她一手把女儿培养成香港大学一级荣誉学士、

世界排名第一的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

毕业仅一年，小姑娘的年薪已达50万。

宝宝姐的亲子教育文章，温暖而有力量，

助你在育儿的路上豁然开朗，少走弯路。

微信公众号：遇见宝宝姐（ID:gaobaobao-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