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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革命后的十年里，除了霍梅尼全面伊斯兰化的国内政策外，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是这十年里伊朗伊斯兰政权和人民经历的最为重大的事件，它消耗了伊朗的政治经济实力，也对伊斯兰政权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进行了一次考验。

1、伊拉克的化学武器攻击

两伊战争始于1980年9月22日，止于1988年8月20日，历时8年，先后经历了伊拉克进攻、伊朗反攻、两伊僵持和伊拉克反攻四个阶段。

对于战争结果，伊朗坚持认为战争性质应为“伊拉克入侵伊朗”，而不是“两伊战争”，要求伊拉克总统下台和赔偿25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等，伊拉克则要求无条件停火和谈判解决分歧。

直到1988年7月，伊朗和伊拉克才接受联合国的调停，8月正式停战。然而，八年战争对两伊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由于战争中双方都竭力打击对方的经济目标，实行“经济消耗战”，这场战争使两国的发展至少迟滞了20-30年。

对于伊朗，1980年，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5%，1981年占9.5%，1982年升为10%。1983年，每百人中有11人从军，这不包括加入革命卫队和其他准军事组织的人数。

1984年3月，伊朗计划和预算部部长首次估算战争造成的损失达100亿美元。1984年，石油部门的损失超过650亿美元，占总损失的35%。战争严重破坏了伊朗城市的基础设施，导致通货膨胀、投资锐减和经济停滞。八年战争使伊朗死亡人数达30万，伤残170万，战争造成了200万难民，造成伊朗直接损失达6000亿美元，全部损失为1万亿美元。

事实上，两伊战争能持续8年之久，两国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大国势力的介入，使得两国之间形成了一种“残酷的僵局”。

尤其是美国采取了两面手法，一边与伊朗进行秘密武器交易，提高伊朗的战斗力：另一边与伊拉克达成秘密协议，向其提供美国侦察卫星拍摄的有关伊朗地面设施情况，使伊拉克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频频得手。

在战争中，伊拉克对伊朗进行的化学武器攻击，对伊朗产生了重要影响。据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伊拉克于1976年开始在鲁巴特以东5公里的阿卡沙特设计并建造了秘密地下化学毒剂工厂，该厂于1978年正式投产。

20世纪80年代初，伊拉克又从英、美等国大量进口了既可以用来制造有机磷杀虫剂又可制造神经性毒剂的化学中间体。

据一项调查报告透露，有27家西方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伊拉克发展化学武器。

伊拉克军队从1983年开始进入有计划地频繁使用化学武器的阶段。1983年全年，伊拉克用毒共34次。1983年1-3月，伊拉克军队陆续对塞兰木兹、库尔德斯坦、沙尔哈尼、法克、木斯莱姆、沙马拉等伊朗阵地发射毒剂炮弹和毒剂迫击炮弹。

1983年8月开始，伊拉克除继续以炮兵进行化学袭击外，又频繁地出动飞机投掷毒剂炸弹，共10余起。如8月8日在塔马琴、西维瑞斯、哈吉乌姆兰，8月9日在皮朗沙赫尔，10月25日在沙尔达斯特，11月7日在伊尔麦布、潘杰温等地均投掷了糜烂性毒剂炸弹，造成伊朗士兵500余人中毒。

伊拉克于8月14日对库木塔奇高地的伊朗军队使用糜烂性毒剂袭击，造成伊朗军队203人中毒，其中2人死亡。11月13日，伊拉克对北部阵线的潘杰温附近及戈尔麦布的伊朗部队实施化学袭击，造成117人中毒，其中17人死亡，据估计可能是使用了神经性毒剂。

1984年2-3月间，在两伊战场，伊拉克多次对伊朗较大规模地使用了化学武器。2月22日，伊朗发动了“曙光”5号攻势，突然袭击伊拉克第三、四军的结合部。2月29日到3月1日，伊朗攻势进入第二阶段，在此期间，伊拉克多次组织反击并以飞机接连撒下糜烂性毒剂芥子气，造成伊朗士兵中毒1816人。

据外电报道，此次作战中，伊朗部队受化学武器伤亡人数超过2700人。3月15-21日，伊拉克军队又在约费尔、阿勒贝扎等地用飞机投放神经性毒剂，仅3月21日一次袭击即造成伊朗军队370余人中毒。据称，3月16日以前，伊拉克使用的是芥子气，3月17日使用的是塔崩毒剂。

据伊朗统计，1986-1988年3月，伊拉克军队用毒达125次，造成千人中毒伤亡。1988年3月，伊拉克空军继续对伊朗边境的乡镇使用化学武器。3月16日和18日，伊拉克对阿拉卜贾镇的化学攻击是两伊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伊拉克轰炸机向该地区大量投掷神经性毒剂、芥子气、氰化物毒剂炸弹，造成5000余人死亡、1万余人中毒。

2、霍梅尼的战与和

1983年11月3日，伊朗政府曾致函联合国，首次指控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1984年1月30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又致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递交了一份伊拉克在伊朗皮朗沙赫尔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该报告对1983年8月9日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作了描述，并附有毒伤者的照片。

1984年3月初，由于外电连续报道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联合国秘书长决定派出调查小组去伊朗调查。该小组由瑞典、西班牙、澳大利亚和瑞士的4位专家组成，于3月13日抵达伊朗进行现场调查。

3月19日，调查小组返回后提交了调查报告，证实了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1985年3月，伊拉克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后，伊朗政府再次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德黑兰医院的伤员，并将其中的70名伤员送往欧洲各国的医院就医，以扩大政治影响。

4月25日，联合国在进一步调查证实后，安理会发表了一项声明，强烈谴责伊拉克重新使用化学武器。除此之外，国际社会并没有因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而对其采取任何有效行动。

伊拉克对伊朗的化学武器攻击和国际社会的漠然让伊朗耿耿于怀，以至于拉夫桑贾尼说：“生化武器是穷人的原子弹，也很容易制造，我们应考虑用它来加强国防。尽管使用这些武器不人道，但战争教我们认识到国际法庭仅是一纸空言。”

也正是在两伊战争后，伊朗开始了加强国防实力的努力，其中包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寻求核技术。

尽管在伊斯兰革命后狂热的革命精神和虔诚的伊斯兰信仰，鼓舞着伊朗人积极参与到两伊战争中，为战场上的人海战术提供了充足的兵员。但战争造成的残酷现实不能不引起统治阶层和人民的思考。围绕战争的何去何从，以及如何应对已持续多年的战争，伊朗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歧。

激进派主张继续持久战，给伊拉克以致命一击，而温和派主张和平结束战争。

1986年，财政部长赞贾尼指出，伊朗伊斯兰政权已经无法承受战争的重负了，他说：

“我告诉总理，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停止战争，要么追随伊玛目侯赛因的道路，牺牲我们的政权。”

赞贾尼称这种观点在精英阶层中非常普遍，只是一到正式会议上大家就三缄其口了。他称，“私下里，部长们都迫切地希望能停止战争，但一到内阁会议上，他们装作充满了坚定的决心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经常在演讲中引用《古兰经》的章节语言、伊玛目的不谬性和史诗诗歌。”

霍梅尼本人对外交政策和两伊战争的性质及其目的的解释也出现新的变化。

在两伊战争初期，霍梅尼指出，“伊斯兰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圣战，这是扩张的战争…另一种是防卫战，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独立而战。圣战意味着扩张和占领别的国家，这种战争由伊玛目自己或在其命令之下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将伊斯兰教法传向世界就成为每一个人的义务…第二种战争我们称之为防卫战，这是保卫自身独立的战争，它无需伊玛日或在其命令下就可以进行。”

对于两伊战争，霍梅尼指出，“我们没有进攻任何伊斯兰或非伊斯兰国家的企图，我们希望所有国家之间和平友好。迄今为止，我们所进行的战争只是自卫，这是真主赐予的，也是人类自身的权利，我们从来没有企图去侵犯其他国家。”

在两伊战争中，对于兄弟相残的事实，霍梅尼对他的泛伊斯兰主义进行了辩证的解释，“伊拉克人民是穆斯林，但复兴社会党的伊拉克政权的意识形态是非伊斯兰的。”

两伊战争“并不是两个政府之间的争端问题，这是复兴社会党的非穆斯林的伊拉克对一个伊斯兰政府的侵略；是多神主义反对伊斯兰的一次叛乱。”

霍梅尼指出，萨达姆·侯赛因在为摧毁伊斯兰教而战斗，此时伊斯兰教正在被亵渎，每一个人都应当根据他自己的能力保卫伊斯兰教。

3、霍梅尼态度的转变

到了80年代中期，霍梅尼的观点出现了一些变化。

1984年10月，在对伊朗外交官的训话中，霍梅尼指出，“我们应当向早期伊斯兰教时期先知所做的那样，派遣大使们去世界各个地方建立适当的外交关系。我们不能懒散地坐在那里说，我们与别的政府没有关系，这与我们智慧的宗教法律是相矛盾的，我们应当与所有的国家建立关系。我们将不与美国建立关系，除非美国的行为适当。”

这段话的目的是要让国际社会相信，伊朗在对外政策上是务实的。伊朗高官们在这段话的基础上扩展出许多新观点，如总理穆萨维指出，应当让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不要害怕伊朗输出革命，“我们真正的目标是通过劝说和鼓励的方式提升伊斯兰革命，这正是伊斯兰教的价值观。”

随着霍梅尼态度的变化，伊朗统治阶级内部的态度逐步趋于一致。

1984年8月14日，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在议会中指出，伊玛目霍梅尼指示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他警告说，“如果我们同时与四、五个国家发生冲突，将来谁也不会赞成。”

此后，伊朗高官频繁出访。伊朗外长先后访问了叙利亚、利比亚、土耳其等国，同这些国家领导人讨论两伊战争和双边关系，进一步协调立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秘密访问沙特和卡塔尔，就缓和海湾局势和防止战争升级等问题进行磋商，主动建议海湾国家直接对话，举行地区性会议，谋求和平解决海湾冲突。

伊朗还邀请海湾合作委员会理事会主席、卡塔尔外交大臣访问德黑兰。

联邦德国外长作为伊斯兰革命后第一位西方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了德黑兰。他在同伊朗领导人会谈后说，伊朗准备向西方开放。伊朗也公开表示同西方改善关系的愿望，以寻求西方的支持和援助。7月27日，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公开宣布，为了使已经开始的外交行动取得成果，伊朗决定推迟对伊拉克发动地面攻势。

8月7日，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对驻德黑兰的外国使节强调，伊朗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寻求同美国、以色列、南非以外的所有国家建立“合理、可靠和健康的关系”。

9月6日，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出访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这是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国家元首的第一次出访。1985年5月，沙特外长费萨尔正式访问德黑兰，伊朗同意帮助减少朝觐期间伊朗人与沙特的冲突，沙特同意定期向伊朗提供汽油，而此时的伊朗炼油厂正受到伊拉克的袭击。

此外，伊朗与苏联的关系也出现缓和，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的外交政策。面对国内的质询和争议，时任外交部长韦拉亚提发表电视讲话说：“口号（不要东方、不要西方）的目标是否定外国的统治，而不是反对交流。”

对于霍梅尼来讲，两伊战争既使其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理想受到了创伤，也引起他对国家现实利益的考量。尽管两伊战争在霍梅尼的政治观念中是伊斯兰对非伊斯兰的正义战争，但他最终还是在痛苦中接受了停火决议。

对于联合国598号决议，霍梅尼说：

“接受联合国决议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和悲剧性的事情，尤其是对我来说。几天前，我还支持牺牲的防卫政策，认为继续战争是符合国家和革命利益的。但由于一些原因，我现在不能这么说了，未来在真主的帮助下也许可以阐明这些原因。现在，我认为停火是符合革命和我们体制利益的。真主也知道，我们不能为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面子再牺牲我们自已的生命、荣誉和信用了。我也不同意这样做。死亡和殉道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我是多么地痛苦，因为我还活着，还要喝下这杯有毒的酒——接受停火。”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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