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答疑：毛主席为何决定不向日本索赔？

导读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中方也明确宣布，放弃一切政府层面的对日索赔。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这一重大决策时，是如何考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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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1972年9月25日中午时分，首都机场上，少先队员们高举鲜花，载歌载舞，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的到来。我(本文口述者林丽韫，曾任周恩来总理日语翻译)紧随在周总理身后。对于年仅39岁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自己牢记的日子。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经过20多年的民间推动，点点滴滴，细水长流，这一天终于有了结果。田中角荣后来也说，轨道是百姓给铺起来的，他是顺着轨道走向中日邦交的谈判桌上的。

当时，日本历届政治家都紧跟着美国，也跟着美国敌视中国，美国的外交政策怎么样，就紧跟着后面走，不敢超越一步。所以，中日两国长期不能恢复邦交。尼克松同中国进行秘密外交后，它的这些盟国当时的说法是：“不要赶不上最后一趟班车”。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在选举中获胜，出任新首相，大平正芳任外相。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就公开宣布，“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他还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注：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周总理敏锐地抓住时机，作出了积极反应。7月10日，他派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剧团抵达东京，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并指示孙平化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他的邀请。

日本方面的反应也是神速的。7月22日，大平外相破例会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注：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孙平化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大平当即表示一定要实现政府首脑访华。

8月15日，田中首相在东京的帝国饭店接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表示感谢周总理的邀请，他已决定访华，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日至29日访问中国。田中访华一事完全确定了下来。

9月25日那天，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此后，就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并正式签署联合声明。

02

田中角荣高度评价周恩来

周总理跟毛主席一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晚上工作，凌晨休息，中午起床。这是周总理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但为了田中，他要改。田中习惯早睡早起，每天5点起床，生活很规律。田中要来华，周总理事先就交代下去：“我得将我的生活习惯调整得跟他比较接近才行，所以，今后晚上10点钟之后就不要送简报了。”但这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谈判期间，10点之后简报实际上还在送，他看材料还是看到很晚。

周总理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很辛苦，因为在田中来之前，有些细节没有完全谈妥，所以在谈的时候总有一些交锋，当时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就是台湾问题，也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日邦交不可能实现正常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中国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中国台湾“断交、废除条约”。田中此举是冒着政治与生命的双重危险的，因此，田中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实际困难，予以关照。最后，本着周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双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

《中日联合声明》前言中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而《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二条则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日台合约问题，是在两国联合声明签订后，由大平外相对外宣布废除，即与台湾“断交”。

周总理的外交风格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以理服人”，既坚持原则，又通过求同存异，累积共识，消除异见。周总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通过这次谈判，田中对周总理的敬佩溢于言表。田中在会谈后对日本的记者书写了周总理给他的印象：“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03

毛主席为何决定不向日本索赔

《中日联合声明》经过艰苦的谈判，台湾问题、战争赔款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后，毛主席决定接见田中一行。

那天到毛主席那里去的时候，田中一进门就想要到洗手间去一下。毛主席就等他。当时田中就很严肃了，说紧张也可以。他见到毛主席，就是很拘谨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境，毛主席当时就表示欢迎，然后很风趣地问：“吵架吵完了没有?”田中马上说：“吵完了，吵完了。”毛主席就又转向大平，幽默地说：“天下太平嘛。”大家马上就都笑了起来，气氛就轻松下来，才开始坐下来聊。

毛主席所说的“吵架”，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就是作为战胜国的赔款问题了。在《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周总理告诉我们：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俄国所得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觉得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重新发展经济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们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税负。

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赔给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

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第二天，周总理陪同田中飞往上海。在专机上，周总理给田中题了几个字——“言必信，行必果”。当时周总理拿了一张纸，将这几个字写了出来，很平和地交给了田中。意思就是说中日建交虽然有这么圆满的结果，但是日本方面要言而有信，见诸行动!周总理这六个字的分量是很重的。

本版文章据《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邓在军/文

（作者：邓在军；来源：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