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币不稳美元要悬？周小川点美国死穴！全球货币只剩人民币能打

在金融圈，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的每一次发声都堪称“风向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主要设计者、汇率体制改革的核心推动者，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程见证者，他的观点总能穿透市场迷雾。

近期，清华大学举办的全球金融论坛闭门会议上，周小川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系统论述，被《清华研究评论》整理刊发，尽管闭门会议无视频流出，但这份文字实录已然引发业内震动。今天就为大家拆解其中核心，读懂这场国际货币博弈的底层逻辑。

周小川开篇就点破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矛盾——美元的“两难困境”。这种矛盾堪称美国政客“既要又要”行事风格的金融缩影：一方面，美国渴望通过“弱美元”政策促进制造业回流，改善贸易逆差，同时借美元霸权实施地缘政治制裁，减轻所谓“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死死攥着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主导权，不愿放弃国际贸易支付、全球金融交易中的核心地位，毕竟这意味着低廉的债务成本和无可替代的制裁工具。

多数分析认为这种“两全其美”绝无可能，美元必然要在“产业回流”与“货币霸权”间二选一。

但周小川抛出了关键前提：若没有货币敢于挑战美元地位，这种矛盾的平衡竟能成立。回顾历史，美元并非没有走弱周期，但储备地位始终稳固，根源就在于缺乏替代选项。而如今，局面已截然不同——四大潜在挑战者浮出水面。

这四大挑战者分别是欧元、人民币、特别提款权（SDR）和稳定币，但周小川逐一分析后给出了清晰排序。

欧元虽为SDR篮子第二大货币，欧元区经济实力雄厚，但致命短板显而易见：欧洲央行职能受限于分散的财政主权，资本市场未实现统一，“货币统一而财政分裂”的结构性缺陷让其难以扛起挑战大旗。

SDR的前景更不乐观。周小川直言，没有美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改革寸步难行。

这一判断也得到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年陆家嘴论坛发言的印证，推动SDR发挥更大作用的最大障碍是政治共识，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说服美国让渡货币权力几乎不现实。

至于稳定币，目前仍难成气候。周小川指出，稳定币支付便利性不足，且多与美元挂钩，本质上反而扩大了美元影响力，这正是多数国家想要规避的结果，自然无法成为替代选项。

排除前三类后，答案已然清晰：人民币是当前唯一有潜力挑战美元体系的货币，且时机已然成熟。

周小川的核心判断极具深意：“若美国持续采取显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人民币便有机会发挥更大作用”。在他看来，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货币多元化的自然进程，更是中国在国际博弈中的关键“手牌”——美国打关税牌，中国可借人民币国际化拓展政策空间。

这段论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人民币国际化十余年的实践积淀。

周小川回顾，人民币国际化起初并无“争霸”野心，早期仅鼓励跨境贸易投资中自愿使用。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重要转折点，美联储货币互换仅覆盖发达经济体，韩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转向中国寻求支持，人民币与韩元、林吉特的互换协议落地，国际化进程被动加速。

即便如此，央行仍保持低调，直至2014年国际化才被正式提出，2016年加入SDR篮子成为第三大权重货币。

当然，进展背后仍有短板：人民币在贸易融资和结算中已跻身全球第二、三位，但在金融交易和外汇储备中仅排第六。

周小川坦言，最大隐忧是资本外流的阶段性风险，但破解之道在于统一分析框架——正如上世纪90年代汇改、加入WTO等关键节点，唯有凝聚共识才能推进改革。他用伊春“砍树换短期收益”与“绿水青山长期价值”的对比警示：人民币国际化需立足长远，不能急功近利。

当下人民币的吸引力，很大程度源于美元信誉的受损。周小川2018年的“足球比喻”至今仍贴切：球队赢球未必是自身实力突飞猛进，也可能是对手状态下滑。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动摇了各国对美元的信任，而人民币的稳定性让其成为更安全的选项。

2025年数据显示，仅前两个月熊猫债就发行289亿元，累计发行达7313亿元，境外主体通过债券市场参与人民币资产的热情可见一斑。

那么人民币国际化该如何推进？周小川提出三大关键路径。

首先是深化资本项目开放，按IMF标准提升人民币自由使用程度，减少不必要管制——金融开放是货币国际化的核心支撑。其次是创新人民币输出渠道，破解“贸易顺差难以输出货币”的难题：通过金融账户对外投资、贷款，借助货币互换释放流动性。

中国高储蓄率的国情，本就决定了储蓄需向外配置，2025年离岸人民币市场汇率保持稳定，也为输出提供了基础。

最重要的是构建安全资产体系。周小川直指痛点：境外持有者多“按需兑换”人民币用于结算，而非长期持有，根源是稳定资产供给不足。他从央行负债视角解释，货币购买力是核心保障——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强大的实物兑付能力是天然优势。储备货币需满足三大条件，广泛支付场景、安全资产对应、金融交易主导，这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力方向。

最后，周小川2018年提出的四大原则至今仍具指导意义：保持低调，尊重市场选择；有所取舍，推进汇率和自由使用改革；持之以恒，避免政策摇摆；稳定预期，强化制度一致性。这四点恰恰回应了“如何行稳致远”的疑问。

周小川的演讲勾勒出清晰蓝图：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争霸战”，而是在美元矛盾显现、市场需求升级背景下的“顺势而为”。

从熊猫债发行升温到离岸市场稳定，从贸易结算拓展到储备货币突破，人民币正以务实节奏抢占国际货币体系的新阵地。

这场进程或许有反复，但长远来看，人民币的崛起将重塑全球金融格局——这既是中国实力的体现，更是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必然。

不过，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之路仍需警惕潜在风险。周小川在演讲中特别强调，资本项目开放与风险防控需“两条腿走路”。

2024年数据显示，新兴市场货币平均波动率达12.3%，而人民币波动率维持在4.8%，虽表现稳健，但随着开放程度加深，跨境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仍会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改革时，既要打破不合理的管制壁垒，又要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比如通过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动态调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发力点。近年来，全球“去美元化”浪潮初现，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25年一季度全球外汇交易中美元占比降至48.2%，为1998年以来首次低于50%。多个国家开始在能源贸易中尝试非美元结算，中国与沙特、阿联酋等产油国的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规模较2020年增长了3倍。

这种趋势与周小川的判断高度契合：当美元制裁工具被过度使用，各国自然会寻求替代方案，而人民币凭借中国庞大的实体经济体量和稳定的币值，成为了重要选项。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并非遥不可及的金融概念，而是正在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跨境购物无需频繁兑换外币，到境外留学、旅游使用人民币直接结算的场景越来越多；从银行推出的人民币计价理财产品日益丰富，到企业进出口业务中用人民币结算规避汇率风险，这些变化都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存在感”。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能降低中国经济对美元的依赖，减少美联储政策变动对国内物价、利率的传导影响，为普通人的资产安全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周小川提醒：“人民币国际化没有固定模板，也没有终极目标，关键是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相适应。”

这意味着我们不必追求短期内超越美元，而是要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自然生长。

当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开放、更透明，当人民币资产成为全球投资者眼中“安全的避风港”，当更多国家愿意在贸易和投资中主动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便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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