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过生日宴请钱学森，席间夹了块肉给他：我给你补养补养

1964年10月17日深夜，北京西郊一间保密会议室依旧灯火通明。几小时前，新疆罗布泊的蘑菇云冲上万米，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点火让电话线另一头的周总理激动不已。毛主席听完汇报，沉吟片刻，说了一句很生活化的话：“十二月我整整七十一岁了，这回得把那些埋头苦干的同志好好请来吃顿饭。”

从那天起，总理办公厅悄悄准备宴会名单，科研口被点名的第一位就是钱学森。档案里写得很清楚：55年9月17日回国，60年6月10日把中国自产燃料装进近程导弹，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时正在戈壁滩测算弹道。有人开玩笑说，他的肤色被高原日头烤得像老铜壶。

老钱最近忙得脚不沾地。卫星总体方案敲定、液体发动机试验、一堆苏联专家撤离后留下的“缺页图纸”要补。为了赶进度，他在基地试验站连续熬夜，食堂师傅见他来了句半真半假的打趣：“钱院长，又是白开水配二两咸菜？”钱学森摆摆手：“别浪费，能跑得动就行。”

十一年前的今天，他还站在美国移民局的玻璃小窗前，护照被扣，一身才学被当成机密。那时他每年能拿9000美元，上校军衔，通行五角大楼。可一想到刚成立的新中国什么都缺，他对夫人蒋英说：“咱们回去，黄金也买不到民族的尊严。”

1955年回国那天，迎接他的只有一张四寸黑白照片。中国科学院派朱兆祥守在蛇口码头，见面后，朱兆祥第一句话是：“您啥时能上班？”钱学森哈哈一笑：“脚一落地就算上班。”接着北上哈尔滨，他和陈赓对着导弹草图讨论到凌晨。陈赓有些疑惑：“咱行不行？”钱学森只回了七个字：“外国人能搞，我们更行。”

1956年早春，他第一次走进中南海菊香书屋。握手时，他看见毛主席的指节上留下写字按印的茧，“我刚回国，底子摸不透，意见书里有错您别见怪。”毛主席摇头：“错不怕，有就改。关键得有人敢写。”自此，国防部五院挂牌，他成了院长。

设备匮乏，钱学森搞出“工程控制论”土办法：先纸片推算，再木模试验，最后才上硬件。1958年10月，中关村展示会，他在模型火箭尾部塞了根橡皮筋，一松手“嗖”地窜上天。毛主席笑声爽朗：“土八路也能修洋机器。”

1960年盛夏，苏联撤走233名专家，图纸带走大半。试验台前有人发愁，钱学森卷起袖子：“没有外援就写新的。”三个月后，国产燃料烧响，导弹准确击中靶标。消息送进中南海，毛主席批示：“有矛必有盾，五年不行十年，终归要成。”

1964年12月26日，钓鱼台国宾馆大厅张灯结彩。主席的生日宴不设主桌，大家分散落座。钱学森原本在第八桌，侍者却领他绕过人群。毛主席抬头看见他，起身招手：“学森同志，到我旁边来。”座位牌的名字已被一笔勾掉。

热菜第一轮是红烧肉。毛主席夹起一块肥瘦相间，直接放进钱学森碗里：“你在戈壁滩晒瘦了，我给你补养补养。”钱学森急忙起身：“主席，我身体挺好。”主席摆手：“别客气，你这块肉，抵得上五个师。”说罢又给他盛了一勺汤。桌旁笑声四起，空气却没有一点轻佻——那是一种知其难、仍敢为的默契。

宴后，周总理提醒钱学森的津贴问题：“工程师等级可以再调一档。”钱学森答得干脆：“给我增加实验经费更划算。”他常说一句半玩笑的话：“我姓钱，却不爱钱。”1962年《工程控制论》出版，他把数千元稿费全捐给国家科技图书基金。

1970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访华，毛主席特地把钱学森和任新民叫来相见。亲王握着他的手连说“尊敬的先生”。毛主席侧身解释：“柬埔寨朋友想看看中国的卫星先生。”钱学森谦逊地点头，笑得比谁都腼腆。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筹备，毛主席审阅名单时示意秘书：“钱学森要请上。”那一年，科学家已把主要精力转向大型运载火箭；也是那一年，他拒绝了香港朋友寄来的高额讲课费，理由同样简单：“缺钱的是实验，不是我。”

进入九十年代，钱学森把科研奖励统统投向防沙治沙与科普教育，累计上百万元。有记者追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摆摆手：“我不能像年轻时飞天入海，就让这笔钱替我去吧。”

毛主席七十一岁生日那晚，筵席散后已近子时，大礼堂的灯逐盏熄灭。有人回头望见钱学森仍在台阶上与几位技术干部低声讨论推进剂比例。冬夜的北风卷起他尚未褪色的日晒痕，却拂不动那碗热汤中漂浮的一片红烧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