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即夏王都之考古论证

——以《禹贡》为线索的文明原点再识

作者：翁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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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考古的断裂与文献的沉默

问：三星堆是夏王都有什么佐证？

答：文献《禹贡》。

这并非一句武断的回答，而是对中国考古学长期方法论困境的回应。

当下的文明探源研究，常陷入“文献不可用、考古自成体系”的思维陷阱。文献与考古被人为割裂，结果导致：无论地上挖出多少辉煌的遗物，地下再现多少宏伟的遗迹，若无法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考古终将失去历史方向。而《禹贡》，正是连接古史与地理、政治与文明的那一条失落的脉络。

清以前的学者普遍认为，《禹贡》乃上古遗书，惟因古文残佚、语义变迁，未能完全还原其原貌；而今人多以实证主义的目光，断言《禹贡》为“战国伪托”，理由无非是其中若干地名、水名出现在较晚时期。此种论断，实为“文字考古中心论”的盲点——今人只因未见早期本，而妄言无本；不识夏文，便谓无夏文。《禹贡》之所以被误判，不过是文明断层的表象，是考古学尚未复原“夏语系”的暂时失语。

若以考古视野反观《禹贡》，便会发现：其中的山川格局、分州体制、治水路线、贡赋秩序，皆非战国人所能臆造。它的文本精神，显示出一种超越部落时代的王朝治理思维——这正是夏文明的政治宣言，也是我们寻找“夏王都”的关键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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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禹贡》之真与伪：历史文献的重读与误读

当代学界之所以普遍否认《禹贡》出于禹代，有三个主因：

其一，文本中地名多见于周、战国文献，似非夏人所知；

其二，书中所记地理现象与后世相合，似有“预言式”的不合理性；

其三，语言风格与《尚书》他篇不尽相同。

然而，这三点皆可反证。

其一，山川常在而名可易。地名沿革是历史常态，后人以当时通名书古地，乃整理与传述的自然过程。《禹贡》可被改写，却难被凭空创造。其地理框架——以山脉、江河为界，以地势为分野——恰符合早期王朝以自然形势为行政区划的原则。

其二，所谓“后见之明”，正说明原文被历代修注。正如《易》《诗》《书》皆有多层叠加文本，《禹贡》亦可能在传抄中嵌入后人补充。若能辨析“古核”与“后附”，我们仍可重构出最早的政治地理原型。

其三，语言风格之异，不代表成书年代之晚。夏代文献失传，传世文本皆经周人整理。其所保留的结构——由地理到水利，由治水到贡法——已足以显其原始逻辑，与殷周文书相比，反更显简古。

由此可知，《禹贡》虽历经千年重编，但其核心精神——“以山川形便、分九州以贡天下”——极可能保留了夏代制度的真实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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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禹贡》的制度思想与王都中心格局

《禹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篇地理志，更是一部天下治理学。

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五个层面：

1. 分九州：以山川形势为界，划分九大行政区，奠定了中国早期“州牧制”的雏形。

2. 疏通山水：通过治理山川，建立防洪与通航体系，体现了王权对自然的支配。

3. 疏导水系：确立水利秩序，使洪水不再为患，成为治天下根本。

4. 建水功：以水为命脉，形成经济命网，构筑“山川贡赋”的生态政治体系。

5. 建王贡：确立“甸、侯、绥、要、荒”五服制度，以王都为核心，由近及远层层辐射，确立天下朝贡与封服结构。

这种“以王都为圆心、以五服为半径”的空间构想，意味着夏代的政治秩序已超越了部落联盟，而进入中央集权的早期形态。《禹贡》描述的即是一个以王都为政治轴心的同心圆世界，而这个中心，正是我们寻找“夏王都”的文明地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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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星堆的考古事实与“夏王都”的五重对应

翁卫和在多篇研究中指出：三星堆的遗址形态、出土体系、礼制特征，与《禹贡》中的政治—礼仪模式高度吻合。其对应关系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地理位置与山川格局的契合

三星堆位于岷江冲积平原的核心地带，地势东低西高，北倚龙泉山系，南临岷江、沱江诸水，恰处“随山川形便”的天然中心。

若以《禹贡》“以山川为界”的原则审之，此地兼具山、水、川、泽之特征，可视为九州地理体系中“梁、雍”两州交汇之域，符合“王居天下之中”的象征格局。

同时，三星堆水系与都江堰古水道同源，表明此地早已具备治水与通航能力，是构建夏代贡赋体制的理想地理中枢。

（二）宗庙与“世室”的制度遗存

三星堆八坑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黄金面具、玉圭、神树、祭台构件，均非日用器，而属高等级礼制体系。立人像或象征帝王形象，黄金面具寓“德金”之王权，玉圭代表王朝受命之符。其组合结构极似《尚书》所载“帝赐禹玄圭”，显示出明确的王朝宗庙制度痕迹。

翁卫和认为，三星堆坑并非“随意祭祀”之坑，而是夏王“世室”被毁后的集体封存遗迹。所谓“祭祀坑”，实为“宗庙坑”“灭夏坑”，记载了一个文明被暴力中断的瞬间。

（三）贡赋体系的物质化表现

《禹贡》言“贡法以地之所有”，而三星堆出土器物中，金、玉、铜、象牙、贝壳、绿松石等跨地域材料汇聚一处，显示出王都汇纳贡赋之特征。其来源涵盖滇中、两广、楚地、巴地乃至更远地区，说明当时已形成以三星堆为中心的贡赋与交换网络。

（四）象征系统与“王天下”观念

三星堆文化中普遍存在“高人立像”“英雄神树”“重瞳面具”等图像符号，表现出超越自然的人神关系。立人高踞神台之上，手执权杖，象征“受命于天”者；面具上之重瞳，寓“明德照临四方”。这些意象与《禹贡》所揭示的“王者观天之道，以治天下水土”精神相通。

（五）文化层累与文明断代的见证

三星堆的坑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一次文明毁灭后的封存行动。从地层学看，其形成时间恰处于中原王朝尚未定鼎之际。若以《尚书》《竹书纪年》推算，正与“寒浞篡夏”及“后羿乱世”的时段相重合。换言之，三星堆坑正是夏王朝早期中心被破坏后的物质遗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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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禹贡》与三星堆的互证逻辑

若以《禹贡》为文本坐标，以三星堆为实物标本，可以建立以下几条互证路径：

1. 空间互证：三星堆的地理形势与《禹贡》所述“九州共主”的地理逻辑相合；其山川分布可作为九州体系的地理原型。

2. 制度互证：三星堆遗物反映的王权、宗庙、祭祀制度，与《禹贡》的五服结构、贡赋体系一致。

3. 符号互证：青铜立人、英雄神树、玄圭纹饰可与《尚书·禹贡》《舜典》《洪范》等文本的治水—王命象征体系互释。

4. 考古层互证：三星坑的集体封存与文明中断，可与夏王朝内部政变（寒浞、后羿之乱）事件相互印证。

这四条互证链条，使三星堆不再是孤立的“神秘文化”，而是与文献史系统共振的夏早期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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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争议与思考：考古话语的文明盲区

尽管三星堆与《禹贡》的对应逻辑渐趋清晰，但学界仍存在三种主要质疑：

一是测年问题；二是文化系谱问题；三是“中原中心论”的固化。

翁卫和指出，现行碳十四测年体系以“中原碳库值”为定标，导致长江流域遗址普遍被“压后”至殷周时期。若不校正南方有机碳差异，时间轴本身就带有偏见。

其次，若以“陶系—青铜系”划分文明阶段，三星堆必被排除于“夏文化”之外。但这种划分本身，是以物质技术而非政治宗教特征为核心。真正的“夏文明”标准，应是王权、祭祀、礼制三位一体的制度综合体，而非单一器物谱系。

第三，学界对中原中心论的坚持，使得所有文明叙事被迫向河南、山西收束。这种地理定势压抑了华夏文明的多源格局。三星堆若为夏王都，则意味着夏文明的中心并非固定在中原，而是曾经存在于西南的“蜀—夏”共同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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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以《禹贡》为钥，开启文明的原始地图

考古学的伟大，不在于发现遗物，而在于重新唤醒被遗忘的文明逻辑。

《禹贡》是夏人的政治宣言书，是中国文明地理意识的原点；而三星堆，是这份宣言的物质印证。

以翁卫和的方法论观之，文明探源的关键，不在“测年多少”，而在“结构能否互证”；不在器物形制的相似，而在制度精神的连续。三星堆所呈现的王权、礼制、贡赋、水利、地理格局，与《禹贡》的五大体系几乎一一对应。

因此，若问“夏王都何在”，答案或许正如山川本身——不动于时光，只待我们以新的方法去识读。

“山川形便，天下可治。”

大禹分九州，启王立宗庙。

三星堆，正是那一段文明记忆的回响，是夏王朝政治地理的物质坐标，是《禹贡》从文字到青铜的实体化形象。

当我们在废墟之中重读《禹贡》，便不再是读一部古书，而是在读我们自身文明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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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方向：

• 《尚书·禹贡》《舜典》《洪范》

• 翁卫和：《三星堆与夏早王朝文明考古》系列论文

• 王国维：《古史新证》

• 顾颉刚：《禹贡辨》

• 陈梦家：《中国青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