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突然重启国债购买，不是放水是换锚？货币主权争夺战打响

最近一系列财经事件牵动人心：美联储突然宣布降息25个基点，利率从3.75%降至4%；几乎同时，我国央行在10月27日宣布恢复在国内购买国债，财政部也于10月24日公告将在香港发行40亿美元国债。

伴随这些动作，10月28日上证指数再次突破4000点，不少人疑惑这是否意味着大放水，更想知道这一系列操作背后的深层逻辑，毕竟未来五到十年的财富分配格局可能就藏在其中。

首先要明确的是，央行恢复购买国债绝非所谓的“大放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央行禁止直接从一级市场购买国债，这一法律红线始终坚守，从根源上避免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恶性通胀的风险。

而第二十三条明确允许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这种操作本质是公开市场调节工具，央行可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需要流动性时买入，流动性充裕时卖出，精准把控货币投放量。

2024年8月至12月，央行曾通过这种方式净买入1万亿元国债，有效支撑了债券市场稳定，实践证明这是可控的日常调控手段。

真正的“大放水”如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时实施的量化宽松，是以接近零利率不计成本地向市场注入海量资金，属于危机状态下的极端抢救措施。

而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稳健，利率保持合理水平，调控工具箱储备充足，显然无需此类操作。央行此次恢复国债买卖，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强化政策协同的重要举措，目的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让人好奇的是，这项写入法律三十年的工具此前极少使用，2004至2023年间仅两次特殊操作，为何偏偏在当下恢复？这需要从我国货币发行机制的演变说起。

过去三十年，我国货币发行主要依赖外汇占款，即通过出口换取美元，再以美元为抵押发行相应人民币，这种模式为我国赢得了全球市场准入和高速增长，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00多亿美元飙升至2014年的近4万亿美元峰值。

但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货币主权与美元的绑定关系带来了潜在风险。

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也在顺势优化。央行恢复二级市场国债买卖，本质是推动货币发行基础从外部依赖转向内部支撑，通过国家信用背书的国债构建更自主的货币发行机制，这是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增强金融自主性的重要一步。

这种调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战略转型，2024年首次常态化操作后，因债市供求变化曾短暂暂停，如今恢复正是基于市场环境的精准判断。

至于财政部在香港发行40亿美元国债，与央行国内购债形成“内外呼应”的战略布局。

在货币发行机制转型期，保持在国际美元体系中的合理参与度至关重要，发行美元债既是维护国际市场话语权的体现，也是对全球投资者展示我国经济稳定的信号，实现新旧机制的平稳过渡。

同时，美联储降息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减轻了资本外流压力，让国内政策调整更具空间。

从市场影响来看，央行恢复国债买卖将促进股市与债市的平衡发展，避免单一市场过热或过冷，契合稳健发展的政策导向。

长期来看，这一操作有利于强化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定价基准作用，提升金融市场效率，而核心城市优质房产、优秀企业股权等资产的价值也将得到更合理的市场评估。

当前我们正处在金融周期的重要转型阶段，从依赖外部红利的增长模式转向依托内部活力的高质量发展。央行的操作既非应急式放水，也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维护金融安全、夯实发展根基的战略布局。

看懂这种转型逻辑，才能在市场变化中把握趋势，做出更理性的财富决策。全球格局与资产定价正在重构，唯有顺应新趋势，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