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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16日，宋子文在一场会议中对租借法案物资再次提出要求，不但再度遭到拒绝，也被史迪威亲口透露的有关指挥权运作细节感到心寒。

根据史迪威的描述，他必须有全权在各战区之间任意调动部队、合并不同番号的部队、解散现有部队、建立新部队、从一个部队抽调人员补充另外一个部队，甚至改变军队的建制。

与此同时，蒋介石必须保证绝对不会干预史迪威的工作，而且史迪威必须有权委任外国军官担任中国职务。

为了肯定中国人会对他如此慷慨协助中国的情义心存感激，史迪威进一步告诉宋子文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深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他大可不必留在中国服务，因为他随时可以指挥一支美国军队。然而为了中国，他过去两年半，受尽侮辱、轻视和欺骗。因此，他虽仍然愿意帮助中国，但是也要提出条件，保证他的工作可以顺利完成。

1、史迪威的“条件”

史迪威口中所谓的“条件”包括立即任命陈诚为国防部长和白崇禧为参谋总长。

他最后撂下几句狠话给宋子文去咀嚼：

“我并不想要这个烂差事。但是如果我接受它的话，我必须要有全权。假如中国不合作的话，在美国将会产生恶劣的后果。”

归根结底，有关租借法案物资的讨论已经谈不下去了，史迪威也已经提出了他的最后通牒。

无独有偶，蒋介石在同一天也从美国高斯大使那里收到一个语带威胁的讯息。高斯表达了一个希望，那就是能够看到中国在战后和会上代表亚洲发言，而且仍然可以维持四强之一的地位。在蒋介石听来，高斯的话既是恐吓又是侮辱，当然让他气愤。

在中国人心目中，高斯的话必然是奉华盛顿的命令传达，其目的是在增加史迪威的谈判筹码。中国人听到了美国提出的恫吓；如果中国人胆敢不合作，那么将来美国很可能会在战后的和会中，拒绝在外交上支持中国，也不再支持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就蒋介石而言，美国这种做法只能加重他自己的反抗情绪。

在有关共产党武力的问题上，史迪威和蒋介石的最初立场大相径庭。史迪威打算用武器装备共产党军队，并立即把他们投入对日战斗中。但是蒋介石担心一旦共产党军队得到武装，就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挑起内战。就蒋介石而言，他已经把自己的立场说得很清楚，至于史迪威和共产党是否愿意合作，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

有趣的是，此后的发展显示，史迪威在这个问题上相当愿意让步。

对于租借法案物资控制权一事，虽然罗斯福和蒋介石两人都表示愿意妥协，但是史迪威却极力反对。蒋介石和史迪威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在9月中旬恶化，重新燃起彼此的敌意，并不是偶然发生，只不过是他们两人长期以来互动关系的延续而已。

美国人在1944年初顺利强迫蒋介石把云南境内的中国军队送进缅甸战场，可能让他们误以为，以前和中国人打交道所以特别头痛，都是因为没有及早下定决心向中国施压所致。现在一旦施加压力，蒋介石果然立即屈从。

从1944年初的这场外交胜利中，可能让史迪威和他的上司尝到甜头和信心，认为施加压力的确是对付蒋介石最好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一位美国领袖，尤其是军方领袖，曾经用心去了解蒋介石的个人经历。而这一个忽略，使他们大大低估蒋介石面对危难时敢于破釜沉舟的果断力。事实上，从1920年代开始，蒋介石就一再地证明，当他被对手逼到超过某一个限度时，其反应往往可以表现惊人。

美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同盟关系时所持有的狭窄视野，自然让它能够获得的成果远远低于它的期望，或是它的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

正如一般人所知道，导致中美两国之间冲突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于1944年9月19日。当天史迪威把一封罗斯福的电文递交给蒋介石。从此揭开一幕历时将近一月的戏剧性政治变化(9月19日~10月20日)。事实上，史迪威的革职，经历前后几个阶段，并非突然发生。

2、罗斯福的“最后通牒”

谈及美国总统9月19日致蒋介石的信件时，美国官方历史学家是这样叙述的：

“史迪威的报告是在OCTAGON(魁北克会议代号，1944年9月)会议时，呈交到总统和马歇尔手中。总统批准了一个回复，发给史迪威转交（给蒋介石）。”

然而实际情形比这复杂太多。

罗斯福写这封信件的最直接动力来自史迪威的几封报告，内容都是警告美国：中国战区即将面临巨大灾难。马歇尔将军马上把这一讯息在9月16日提交参谋长联席会（第178次会议），促请予以关注。马歇尔口头上转述了史迪威报告的内容，说明中国情况万分危急，除非中国当局马上提出对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马歇尔随即告知其他参谋长，他已经拟好一份致蒋介石的电文稿，准备提请总统采用。他随即在口头上宣读了一遍准备好的文稿，并邀请其他参谋长提出评语。会议记录显示，当时其他参谋长都没有发言，原因可能就是事出仓促，根本来不及充分掌握史迪威报告的内容，更来不及推敲马歇尔为罗斯福捉刀的信件文字、语气和外交后果。参谋长们匆匆同意这个文稿后，马上送请美国总统签字发给蒋介石。

美国官方记录显示，参谋长联席会让马歇尔再次用一个极不寻常的方式主导会议程序。这一次，马歇尔甚至事先没有把电文稿抄本送请他们过目，只是口头念了一遍就征求大家意见，难怪其他的参谋长根本说不出什么深刻意见。他们的作为，基本上只是把各自的判断力束之高阁，在马歇尔草拟好的文稿上盖上橡皮图章，然后以全体通过的形式送请总统采纳。这种粗糙的处理方式，过不了几天就在中美关系上产生惊天动地的后果。

美国资料还显示，罗斯福此时正在魁北克出席会议，忙着和丘吉尔会谈，而双方为了如何处置德国问题也争执不休。马歇尔准备好的文稿是在9月16日送到罗斯福手中，罗斯福当天就签了字。

这整个文件处理过程显示，罗斯福，如同他的参谋长们一样，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文稿的文字或是内涵。他之所以依然签字，原因或者是被当时会议的重担所迫，或者是他认为参谋长们既然已经集体签字，必定是慎重地考虑过文件的内容，所以他大可放心签字。

史迪威选择了爆发这次危机的时机，同时也界定了美国政府所能作的反应。史迪威的报告是写在他和蒋介石9月15日的冲突之后，其内容的详实性和公正性都有大有可疑之处。夸大中国当前危机是他能够动员美国压力去打击蒋介石最有效的手法。而马歇尔不但对史迪威提供的事实报告和判断照单全收，并且抄录了史迪威报告中的文字和分析，放在自己为总统草拟的文稿中，至于罗斯福的工作，就只是签字批准而已。

罗斯福本人对7月7日要求中国交出指挥权的电文，和9月19日提出他的最后通牒，都没有太多的亲身参与。他这个美国政策的决策人，事实上已经被史迪威和马歇尔所僭越，而其他的参谋长为了顺从史迪威和马歇尔的行动，也只好盖上橡皮图章了事。

3、罗斯福信件的内容

罗斯福信件上面注明发出日期是1944年9月18日，但是送达蒋介石之手时已经是重庆时间9月19日。

这个信件省略一切外交辞令，直截了当地提出结论：

“余详细阅读关于中国局势之最近报告后，余与各最高参谋即深恐在最近之将来，阁下将不能不与一非常之局面相见。”

接着批评蒋介石对缅甸前线注意不足，如果远征军得不到中国实时补充和援助，那么“其以绝大牺性而取得之胜利，将必归于乌有”。“如阁下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立即派遣生力军协助在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线之机会，而且直接危害现有之空运途径。果然，则阁下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后果及负完全之责任。”

警告之后，罗斯福把话锋一转，回到中国国内问题：

“在过去数月中，余曾屡次请求阁下采取断然步骤，以取消对于阁下个人及中国全局渐渐实现之危局，兹者因阁下延搁委任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致损失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其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日军陷桂林之后，吾人在昆明之空军站将受直接之威胁，而由印度之空运吨数亦不免因而锐减。”

罗斯福在电报结尾声称：

“余坚信阁下唯一可以破坏日军对中国计划之方法，即立即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加紧继续推进，同时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余与此间各最高人员均认为阁下及吾人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犹豫，必将完全消失。”

众所周知，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中，一再警告部属不要以对待摩洛哥部落酋长的态度对待蒋介石。但是到了现在，罗斯福本人的行为就跟他自己的批评一样。或许他已经对蒋介石感到烦厌，或是他过于信赖马歇尔和其他参谋长，认为他们拥有作出正确政治判断的能力，所以终于让自己的名字放在一个信件里，而这个信件的内容对待蒋介石的态度，远比他对待摩洛哥部落酋长要粗暴得多。

史迪威亲自向蒋介石递交罗斯福信件时，可能作出了一些失格的举动，以致蒋介石在承受罗斯福的文字伤害以外，也承受了史迪威个人行动造成的伤害。赫尔利给罗斯福的报告也给人一个印象，差错出在递交信件过程中。

正是这种报告，让美国政府最初认为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跟罗斯福的信件无关，全是史迪威个人的鲁莽粗劣行为所致。可是史迪威对这一指控极力否认，誓称他绝对没有在递交过程中作出过任何不得体的举动。事实上，依据史迪威向马歇尔提出的报告，他9月19日下午5时40分把罗斯福信件送到蒋介石手中，当时蒋介石“唯一的响应是‘我知道了'。”随即结束会见。

史迪威对于事实的叙述基本上和中方会议记录吻合。但是他也巧妙地隐瞒了几个重要情节。根据中国和赫尔利的记录，当天下午4到5时，蒋介石和赫尔利以及纳尔逊两人开会，心情颇为愉快。

纳尔逊坦诚指出中国许多缺点，提出改善建议，也针对战后重建工作提出构想，得到蒋介石高度赞赏。蒋介石还急切邀请纳尔逊战后重返中国，监督他建议事项的落实工作。正当时钟敲打5点时，蒋介石仍在和赫尔利、何应钦、宋子文、朱世民四位讨论，如何宣布史迪威指挥权任命的最后几个细节，史迪威这时匆匆赶到会场，要求先和赫尔利在会场外单独谈话。

当史迪威把罗斯福致蒋介石的信件交给赫尔利过目时，赫尔利马上就被信件的文字所震惊，认为不应该此时交给蒋介石，理由是他认为史迪威指挥权一事即将大功告成，不宜节外生枝。

但是史迪威坚决主张无权截留总统电报，于是两人同时进入会场，由史迪威把电文交给蒋介石，并请朱世民把译文当场宣读。赫尔利赶紧阻止这个举动，并提议说，既然电文已经附有中文译本，蒋介石大可以自己阅读。

蒋介石阅读完后，相当平静地说，“我知道了”，并立即指示散会。纯粹从技术层次上来说，史迪威宣称他在会面时没有作出任何失格的举动，的确是实话实说。

事实上，史迪威自己对他在送交罗斯福信件时的举动和精神状态提供了最权威的诠释。这次事件后，史迪威作了一个记录，写道：“9月19日。炸弹到达了而且也送了出去。罗斯福命令蒋介石赶快履行他的诺言。蒋介石大发脾气。”

在另外一张纸上，史迪威潦草写道，“个人参考资料。1944年9月19日，花生米的滑铁卢。”

这样汹涌澎湃的感情多年瘀积在胸怀，像史迪威这种个性的人，不管如何努力掩藏，都很难设想当时他不会形于色，更何况他或许根本没有掩藏的欲望。

史迪威接着在9月21日写了一封信给妻子，尤其把自己的情绪暴露得淋漓尽致。他写了一首诗，用最恶毒的语言形容自己伤害蒋介石后所得到的快感。

他这样形容从复仇过程中得到的满足：

我用眼睛瞪着花生米（蒋介石），

用脚紧踢蒋介石的屁股。

我是一个跟恶名昭彰鲸鱼作生死搏斗的猎鱼手，

现在终于有机会把鱼枪插进鲸鱼的身体，

然后眼睁睁看着鲸鱼在死亡中受尽苦楚。

哦！那种上天赐予的欢愉感觉！

我终于把花生米（蒋介石）的脸给砸烂了。”

字里行间，史迪威把自己的仇恨和报复心宣泄无遗。他毫不讳言，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许多日子了。

4、蒋介石的反应

蒋介石当天的反应，究竟是否像一句“我知道了”所显示的那样平静呢？

蒋介石和往常一样，也用自己的话记录下感觉。

日记写道：“实为我平生最大之污辱，亦为最近之国耻也。”

他也注意到，罗斯福这次电报签发的日期是9月18日，前一封电报写的是7月7日，为什么总是选择近代史上中国横遭外国侵略者凌辱的日子，是否故意在伤口上撒盐？

蒋介石还在罗斯福电文的空白处写道：

“此电无异于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不仅侮辱我个人，而且压迫我国家。余自革命以来，日本与俄国对余之威胁虽甚，然亦并未有如此之难堪者也。”

他还说这封信是罗斯福政治生涯的一个大“污点”。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和史迪威对于感情宣泄方式的对比。

他另外亲笔起草（但并未递交)了一份给赫尔利的备忘录，特别指出，史迪威9月19日交送罗斯福电报时的“态度与精神”，不得不让他感到“极端之悲观与无穷之惨痛”，并且让他已经完全放弃和史迪威合作的任何期望。

总结备忘录时，他请赫尔利设身处地去想一想，他何以再能和史迪威继续共事？换句话说，蒋介石在内心里也很清楚，9月19日双方虽然没深入交谈，但是史迪威送交电报时的“态度与精神”，已经把他的真实感情暴露无遗，而蒋介石还不至于愚蠢到看不出来。

蒋介石对赫尔利讲得婉转，但是在他的日记中则说得更明白：“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还万般无奈地问道：“上帝使我耻辱与痛苦，何以至于此！”

蒋介石认定史迪威是罗斯福电报的幕后主使者。两三天前，他已经尝到类似的威胁了。9月15日史迪威的破门而入和颐指气使，接着9月19日罗斯福来电都让蒋介石相信，史迪威今后的表现一定会变本加厉。无论史迪威如何自辩，也无论他如何强调自己送交电报时举止适当，但是他在美国总统电报抵达前的行为，和这封电报抵达的时机，都够蒋介石把怒火集中发泄在史迪威身上了。

随后几天，史迪威仍在回味胜利，而蒋介石的怨气却与日俱增。9月21日日记中，蒋介石评论史迪威说，此人“阴险卑劣毫无人格已极”。他发誓，今后对外国人员的做法，只要对其失去信心就一定立即解雇，千万不可在下定主意之后，还听别人（显指宋美龄)劝说，中途动摇。他在9月22日的日记中提到，史迪威想把持指挥权，出发点全是为了一己之私念，置中美关系于不顾。

毫不意外，此时蒋介石见得最频繁的人是宋子文。倒是宋美龄身在美国，完全被隔离在此次事件之外。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即使宋美龄在重庆，她也无力回天，因为她前一年10月的作为，正是蒋介石今日痛苦的根源。

蒋介石虽然在日记里倾吐满腔怒气，但还是竭力克制自己的行为，并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如何回复罗斯福来电。9月19~20日，他和宋子文会面，指示后者转告赫尔利，蒋介石担心史迪威可能会误用指挥权而造成中国动荡不安。蒋介石的理由是，有1/3的中国军队曾经有背叛中央政府的前科，而有更多的军队根本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

蒋介石的另一个担心是，中国人无法忍受外国人侮辱，而这正是史迪威几天前对他作出的行为。即使到了这个关节，蒋介石对美国人依然守口如瓶，丝毫不吐露内心情绪。9月20日，赫尔利陪纳尔逊前来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也没有多谈罗斯福的电报，只是简略说了一句，中国人不会长期忍受史迪威的侮辱。

纳尔逊和赫尔利两人都努力回护罗斯福，把有关电报的过失归诸军部。他们甚至大胆揣测，罗斯福根本没仔细读过电报稿。但是他们还是建议蒋介石不妨致电罗斯福请求澄清，蒋介石对此却缄默不语。所以当纳尔逊离开重庆返回美国时，他跟赫尔利一样，完全不知道蒋介石将会如何处理这个事件。

因此他只能根据自己匆促之间的观察，向罗斯福提出报告。

其实蒋介石本人也陷于天人交战之中。根据他自己的形容，他9月21日晚开始严重失眠，脑海中尽是罗斯福的电报。更重要的是，他决定到黄山官邸与世隔绝数日，摒除所有幕僚，单独思考对策。

大约从9月22日起，蒋介石开始亲自起草对罗斯福的复电，开始思考如何正式向美国提出把史迪威撤离中国的要求。9月23日，蒋介石下定决心，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但是欢迎美国另派一名军官来中国接任。

根据蒋介石的叙述，“十三年来余受国际上之耻辱，未有今日之甚者，且亦未曾受有日本军阀如此之污辱与压迫也。”

在他看来，美国违反同盟国精神，破坏合作关系，因此中国无需再被同盟国关系约束，应该重新掌握行动自由。换言之，在蒋介石看来，罗斯福语带侮辱的电报和粗暴行径，已经迫使中国不得不对中美同盟关系重新评估，并作最坏打算。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蒋介石的电稿主要列举史迪威劣迹，作为撤换史迪威的依据。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草稿中每一个字都是亲笔所写，没和任何幕僚商量。他在9月24日才对宋子文告知他的最后决定，并与宋子文商议采用何种外交方式，处理史迪威撤职的相关事项。

蒋介石对罗斯福电报的语气虽然极为愤慨，却耐着性子不正面驳斥罗斯福，只把矛头指向史迪威。事实上，他根本不直接回复罗斯福的电报，而是把赫尔利当作传信人，希望由后者把他的回复转交给罗斯福。

蒋介石运用赫尔利的方法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他和赫尔利进行长时间会谈，二是交给赫尔利一个“备忘录”。

运用赫尔利作为中间人的好处，使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可以畅所欲言，不需担心得罪罗斯福。但他同时也可以肯定罗斯福必会细心倾听他想说的话。蒋介石对于自己这个做法，显然感到相当满意，相信最终一定会帮助中美两国躲过一场大劫。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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