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九一八，奈曼旗有一个抗日英雄周荣久

写在九一八，奈曼旗有一个抗日英雄周荣久

作者︱孙树恒

一

今天是2025年9月18日。九十四年前的今天，沈阳北大营的炮声撕裂了夜幕，也彻底改写了东北的命运。山河破碎，黑云压城，从那一刻起，三千万东北同胞被抛入长达十四年的暗夜。我作为一个东北人，这份屈辱与伤痛，并非史书上千燥的文字，而是家族记忆里未曾愈合的伤疤，是祖父口中那“变了天”的日子，是渗入故乡泥土至今仿佛仍可闻见的血与火的气息。

我的家乡奈曼旗，位于科尔沁草原深处，历史上是热河与东北的交界地带，饱经战火蹂躏。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名字如烽火台般矗立在记忆的峰巅—周荣久。他并非声震寰宇的将领，却是家乡父老口耳相传、代代铭记的真英雄。他的故事，是东北沦陷岁月中一抹悲壮而灼热的血色，是中华民族在最寒冷黑夜裡不屈脊梁的缩影。

在今年清明节，春风中还带着几分料峭。我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接过作家蒋丽敏老师递来的她跟郭海、文国辉创作的《烈士周荣久》，指尖触碰到书页的瞬间，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蒋丽敏老师神情庄重地说："这是我们奈曼旗的骄傲，更是不能忘却的记忆。"这本沉甸甸的著作，不仅记录了一位抗日英雄的事迹，更揭开了一段被岁月尘封却永不褪色的历史。

二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于远在东京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而言，或许只是帝国版图扩张的一个战略节点；但对于东北的寻常百姓，却是天塌地陷的开始。日军铁蹄疾进，1932年春，其魔爪便已伸向奈曼旗，占领了其统治中心八仙筒（当时为绥东县公署所在地），开始了对奈曼人民野蛮的殖民统治。铁路被占，资源遭掠，日语成了“国语”，历史被肆意篡改。更为深重的苦难是，无数的“周荣久们”和普通百姓，在“集团部落”的残酷政策下流离失所，在“治安肃正”的名目下惨遭屠戮。东北的沦陷，不仅是主权的丧失，更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被卷入的巨大苦难漩涡。这份集体记忆，塑造了东北人沉郁而坚韧的地域性格，也使得我们对“家国”二字的理解，格外沉重与深刻。

三

在奈曼旗青龙山镇河南杖子村，1894年出生的周荣久（原名周荣），其人生轨迹本是旧中国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草莽英豪模式：曾在东北军服役，任排长、连长、阜新县游击大队长等职。但时代的洪流，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将他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赋予其生命悲壮的色彩。

1、从行伍到起义：不甘为奴的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周荣久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度不满，毅然拒绝上级调他进关的命令，放弃军职返回故乡。这是一次关键抉择，意味着他放弃了相对安全的退路，选择与故乡的土地和人民共存亡。1933年夏，或许出于策略考量，他一度接受伪绥东县县长何序武的任命，出任县保安队大队长。然而，民族气节未曾泯灭，“由于周荣久在任大队长期间经常流露对日本人的不满情绪，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1934年4月，日本人借宴请之机欲缴其械，周荣久警觉后连夜逃出县公署，再次返回老家。这次经历，彻底斩断了他与日伪政权之间任何形式的幻象，坚定了其武装抗日的决心。

2、汇聚抗日力量：团结一切可团结之人 回到奈曼旗青龙山镇后，周荣久积极积蓄力量，筹划抗日起义。他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先后联络了奈曼旗王爷府原保安队队长马老排（马全宝）、活跃于黑城子一带的著名绿林抗日武装首领兰天林等人。1935年5月，他们公开打出“抗日救国军”的旗号（亦称“抗日灭满救国军”）。这支队伍的成分虽复杂，却体现了民族危亡时刻，不同出身、不同阶层人士“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的团结精神。为严明纪律，周荣久还提议由敖汉旗人贺生担任“稽查队长”，并规定了“不准公报私仇、不准抢劫财物、不准翻箱倒柜、不准强奸妇女，违者就地枪决”的严格纪律，力图将这支队伍塑造为真正的仁义之师。

3、八仙筒大捷：震撼伪满的雷霆一击 经过周密准备，1935年7月23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清晨，周荣久率领千余名抗日救国军战士，向日伪统治核心八仙筒发起了猛攻。战前，他们机智地切断了通往八仙筒的汽车路和电话线。战斗打响后，“攻打了不到两个小时，日本鬼子就逃跑了”。救国军战士冲进八仙筒街，击毙了日本参事官山守荣治（又称山首荣治）和指导官中根长一（又称中根专一），活捉了伪科员佐佐木、警长鹤田金座等数名日本人。此次战斗共打死和活捉日本人8人，仅一人逃跑，并缴获钢炮一门、轻重机枪各一挺、长短枪70余支。攻克八仙筒后，周荣久立即下令张贴安民告示稳定秩序，打开监狱释放了50多名被日寇关押的无辜群众和抗日志士。随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俘虏的日本侵略者。八仙筒之战，是内蒙古东部地区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抗日事件之一，其胜利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辽西、热河边地各族人民的抗日信心，乃至震惊了伪满当局，被其视为心腹之患。

4、转战与殉国：血洒乌鲁木图山的悲歌 主动撤出八仙筒后，周荣久部抗日救国军转战于奈曼、库伦、阜新、敖汉、北票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多次重创敌人。然而，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背景下，自发抗日武装的处境日益艰难。1936年9月，周荣久部在敖汉旗羊羔子庙附近遭日伪军包围。虽奋力突围，但在途经向阳所奔向阜新乌鲁木头山（又称乌鲁木图山）时，不幸被人告密。9月26日上午9时，伪化吉营子治安队长金宝仓带队将周荣久等人包围在乌鲁木头山。周荣久战至弹尽粮绝，最后自刎殉国，时年42岁。英雄身后，遭遇了日寇惨无人道的羞辱：头颅被割下，先后被逼迫当地老乡挑去“辨认”，后被日寇“放在煮沸的油锅炸焦，挂在庆安寺前的一棵古树上示众”，并悬挂写有“抗日下场”的条幅。这种极端残忍的手段，恰恰暴露了侵略者的恐惧与虚弱，反衬出周荣久这样的抗日志士在其心中投下的巨大阴影。

四

周荣久的武装斗争，由于其自发性和历史的局限，最终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正如后来中央党校副校长苏星所评价：“周荣久的抗日行动是自发的，没有党的领导，在强大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很难不失败。” 然而，其失败的悲壮，丝毫不减其精神的伟大。

一是自发抗争的民族气节 。在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山河迅速沦陷的至暗时刻，正是无数像周荣久这样的底层军官、绿林好汉、普通农民，基于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毅然挺身而出，打响了自发抵抗的第一枪。他们的行动，宣告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的尊严，“他们的抗日精神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给予家乡人民极大的鼓舞”。这种源自民间的血性和勇气，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深厚基础。

二是人民战争的深厚伟力 。周荣久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从其组建、作战到后勤支援，都离不开奈曼及周边地区蒙汉各族群众的广泛支持。八仙筒之战能迅速取胜，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情报支持和直接参与；部队转战各地，亦需依靠群众的掩护和给养。这生动说明了侵略者可以占领土地，却无法征服人心。真正的力量源泉深植于人民之中，一旦觉醒并组织起来，必将汇聚成淹没一切侵略者的汪洋大海。

三是永不磨灭的历史丰碑。 周荣久牺牲后，他的事迹一直在故乡传颂。乌兰夫同志曾指示：“‘八仙筒’事件是内蒙古东部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抗日事件，史学家要记载，文学家要歌颂。同时，教育后人永远不能忘记这段悲壮、光荣的历史。”经过多方努力，2021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追认周荣久为革命烈士，这是对历史的正名，对英灵的告慰。如今，在奈曼旗青龙山镇，仍有抗日救国军营地旧址供人瞻仰，周荣久的故事也被作家蒋丽敏等人写入《烈士周荣久》一书，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五

秋风依旧吹拂着奈曼旗的原野，周荣久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如今已是牛羊成群、稼穑葱茏。九一八的警报每年依然响起，它不仅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更是催促我们深思：和平从何而来？民族尊严何以维系？从奈曼旗沙地上的抗日足迹，到周荣久浴血乌木图山的悲壮结局，答案清晰而坚定，它来自于每一个普通人的觉醒与抗争，来自于那份植根于黑土地的不屈脊梁。周荣久，这位奈曼旗的儿子，用他42年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的精神，与其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的人民战争一起，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基石。这份历史的启示，对今日之中国，尤其是曾饱经沧桑的东北大地，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告诉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只要紧密团结，依靠人民，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复兴。英雄虽逝，精神永存。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