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剖析

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权的初建往往伴随着新的气象与希望。按照一般的逻辑和历史经验，当一个崭新的政权刚刚诞生之际，通常会迎来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这是因为新政权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们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致力于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繁荣的社会。在这个阶段，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对腐败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腐败现象也会相对较轻。例如，美国在建国初期，开国元勋们秉持着民主、自由的理念，积极制定宪法和各项制度，致力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滋生。

然而，苏联（俄）的情况却打破了这一常规。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干部特权现象也呈现出泛滥之势。尽管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后，致力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度，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和腐败，但现实却不容乐观。

从历史背景来看，当时的苏联（俄）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面。国内方面，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破坏，经济濒临崩溃，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苦。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一些干部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例如，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部分干部凭借职权优先获取稀缺的食品、药品等物资，而普通民众却在饥饿和疾病中挣扎。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怨恨。

国际方面，苏联（俄）面临着外部的封锁和敌对势力的威胁。为了应对外部压力，国家需要集中资源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恢复。在这个过程中，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一些干部在权力的诱惑下，逐渐背离了革命的初衷，开始享受特权。他们不仅在生活待遇上与普通民众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为自己和亲属谋取利益。

学者们对这一时期的腐败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学者指出，苏联（俄）早期的腐败现象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体制方面，权力集中在少数干部手中，缺乏民主监督和制衡机制，使得腐败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在社会文化方面，长期的封建专制传统使得一些干部潜意识里存在着特权思想，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有权享受特殊待遇。

列宁本人对干部特权和腐败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防范。他强调要加强党内监督，建立严格的纪律和制度，对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例如，他亲自领导成立了工农检查院，负责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查处腐败案件。然而，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限制，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干部仍然我行我素，腐败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1. 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

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

1921年“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

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

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

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

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

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2. 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

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

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

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一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

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

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是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

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

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

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

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它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尽管列宁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但由于各种原因，干部特权和腐败现象仍然泛滥。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我们要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监督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