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风暴前夜

1961年的开春，沈阳的风还跟刀子似的，刮在人脸上生疼。

街上的人都裹着厚棉袄，缩着脖子，步履匆匆，脸上没啥笑模样。

这年头，大伙儿的肚子比天还重要，谁有闲心扯淡。

就在这片灰蒙蒙的城市里，有个地方叫国营615厂，牛X。

外人不知道，但沈阳本地的老人都晓得，这厂子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字——沈阳造币厂。

这地方的历史能扒拉到大清那会儿，叫奉天机器局，当年从德国佬那儿搞来的设备，咣咣地印“大清光绪奉天机器局造”的大洋。

从清朝到民国，再到小鬼子占东北那阵子，这厂子就没歇过，专门跟钱打交道。

解放后，这里就成了共和国的钱袋子之一。

1955年，新中国第一枚锃亮的1分钱钢镚儿，就是从这儿的生产线上蹦出来的。

厂子外头，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地站岗，别说人了，苍蝇飞进去都得盘问半天。

可厂子里面，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那年月，啥都讲究个政治觉悟，厂里的职工，祖宗三代都给你查个底儿掉，根正苗红。

领导们觉得，都这样了，还需要啥规章制度？

觉悟，觉悟就是最大的制度。

所以，这厂子就显出一种拧巴的德性：外松内紧到了极致，又外紧内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生产管理科的副科长关庆昌，就特别懂这里头的道道。

关庆昌这人，四十来岁，戴副眼镜，瞅着斯斯文文的。平时话不多，见谁都先笑，厂里上上下下都觉得，关科长是个有文化、靠得住的好同志。

他自个儿的档案里写得清清楚楚，贫农出身，一路积极靠拢组织，根红苗正。

但没人知道，关庆章心里藏着个天大的秘密。

东北沦陷那会儿，他压根不是在地里刨食的穷哈哈，而是坐在抚顺伪满洲国警察局里头，给日本人当差的文书。

日本投降那阵子，他一溜烟跑回沈阳，靠着脑子活络，嘴巴会说，把那段不光彩的过去埋得比谁家的祖坟都深。

解放后，他摇身一变，混进了615厂这棵大树底下，五年功夫，就爬到了副科长的位置。

他老婆黄素珍，跟他完全是两种人。

黄素珍在电解车间上班，大字不识一个，但脑子里就认一个字——钱。她

对自家男人崇拜得五体投地，关庆昌说东，她绝不往西。

这天晚上，两口子又跟做贼似的，拉上窗帘，把灯捻到最暗，凑在一块儿嘀咕。

“听说了没？苏联那帮老毛子翻脸了，专家全撤了，还追着咱们要账。”关庆昌压低了嗓子，镜片后面闪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光。

“要账就要呗，跟咱有啥关系？”黄素珍撇撇嘴，手里正搓着个玉米面窝头。

“头发长见识短！”

关庆昌哼了一声，“国家拿啥还？矿石、粮食，还有啥？黄金白银！我跟你说，现在这世道要乱，台湾那头天天叫唤着要打过来，东北这边已经开始战备了。真要打起来，咱们这种人，就是第一批被扔下的炮灰。”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今天听厂领导开会透风，说要优先疏散一部分干部家属。你猜猜，轮得着咱们吗？我那个底子……万一要是被翻出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黄素珍心上。

她男人那点破事，她是知道的。

一想到那后果，她手里的窝头也搓不下去了。

“那……那可咋办啊？”

“还能咋办？”关庆昌眼里冒出凶光，“乱世将至，唯有黄金傍身方可保命！有了那玩意儿，跑哪儿都是爷！”

两口子说的“那玩意儿”，在615厂里有个代号，叫“100号产品”。

这就是黄金。

那年月，黄金是国家的命根子，是用来还苏联外债、从国外换救命粮的战略物资。

国家把从各地搜罗来的金银首饰、金条银元，一股脑儿全运到了615厂，指名道姓让这儿的老师傅们给提纯熔炼，铸成标准金砖。

关庆昌作为生产管理科副科长，对厂里哪批料啥时候进，啥时候出，摸得一清二楚。

他早就盯上了一批刚出炉的“100号产品”，金灿灿的，还没捂热乎。

而就在厂子的另一头，有几个人，还被蒙在鼓里，压根不知道一场足以改变他们一生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金银产品包装组的组长郭家惠，正带着手下的人，小心翼翼地包装着那批金砖。

郭家惠是个老实人，干活出了名的认真，每一块金砖都用油纸包好，再拿稻壳垫上，放进特制的木箱里，最后用铁丝一圈圈缠死。

他拍了拍箱子，满意地对自己手下说：“妥了！这批货周一就运走，先在库里过个周末。”

保卫科的干事贾清吉，刚跟厂长李榆吵了一架。

贾清吉是个直肠子，当过兵，看不得半点马虎。

他梗着脖子对厂长说：“李厂长，我再说一遍！咱们的金库就是个临时搭的破平房，连个24小时站岗的都没有，门有时候都不锁，这不出事才怪了！这可是‘100号产品’！真要丢了，咱们都得掉脑袋！”

李榆厂长，是个打过仗、见过血的老革命。

当年在敌占区，他揣着金条银元，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给组织买物资，什么阵仗没见过。

他何尝不知道贾清吉说得对？

可厂里这种“重觉悟、轻制度”的风气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个厂长，想扭过来，难。

他只能拍拍贾清吉的肩膀，叹了口气：“小贾，你的意见我记下了。但现在，还是要相信同志们的政治觉悟嘛。”

贾清吉看着厂长无奈的背影，气得一拳砸在墙上，骂了句：“觉悟？觉悟能当饭吃？能防贼？”

因为这事，贾清吉在厂里落了个“刺头”的名声。

此时的关庆昌，正站在办公室的窗户边，看着郭家惠他们把一箱箱沉重的“100号产品”抬进那个被贾清吉骂作“破平房”的仓库。

他嘴角勾起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冷笑。

他知道，这批金砖，会在那个简陋的仓库里，孤零零地待上一个周末。

从3月18号，周六下午，一直到3月20号，周一早上。

外有重兵把守，内有无数双眼睛。

可对关庆昌来说，这个漏洞百出的内部管理，就是老天爷给他打开的一扇门。

他心里盘算着，疏散干部的消息，就像一根针，扎破了他最后一点幻想。

他必须动手了。为了老婆孩子，更为了自己能在那场他预想中的“大乱”里活下去。

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眼前。

02 惊天窃案

关庆昌这人，你要说他是个贼，那都抬举了一般的贼。

他这不叫偷，这叫干活，一门艺术活儿。

在伪满警察局里给日本人当差的那几年，他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怎么琢磨人，怎么在刀尖上走路还不留声。

那套反侦察的本事，早就刻进了骨子里。

计划，早在几天前就开始了。

他没像一般毛贼那样去偷个锤子、钳子，而是溜达到车间的报废箱里，从一堆破铜烂铁里头，扒拉出来一把半旧不新的羊角锤。

这玩意儿，厂里哪个车间没个百八十把？

查？

上哪儿查去。

然后是鞋。

他知道，公安那帮人精，就爱盯着脚印子看。

他特地跑到供销社，买了一双最土、最大路货的手工纳底棉鞋，还故意买大了整整一码。

这鞋，在60年代的沈阳，跟现在的小白鞋一样普及，家家户户的女人都会做，鞋底的花纹都大同小异。

查？

大海捞针。

他还顺手买了双皮手套，干活的时候戴上，保证一个指纹都不留下。

最关键的是路线。

连续好几个晚上，他都借口溜达，在厂区里转悠。

他肯定不是闲了心想散步，而是用眼睛一寸一寸地丈量着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墙角，每一个可能的监控死角。

最终，他找到了一条完美的路线，从职工大浴室的后窗出去，贴着墙根走，能完美避开所有巡逻和宿舍的灯光，直插那个被贾清吉骂了无数遍的“破仓库”。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而这东风，是他老婆黄素珍给吹来的。

黄素珍没她男人那脑子，但她有女人的办法。

她在车间里，端着个大搪瓷缸子，跟包装组那几个娘们儿凑一块儿“唠家常”。

唾沫星子横飞，从谁家孩子淘气，聊到哪家男人不会过日子。

就在这乱七八糟的闲扯里，黄素珍看似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哎，我说姐几个，那金砖得有多沉啊？放箱子里，不得搁在最底下才稳当？”

一个快嘴的女工立马接茬：“那可不！死沉死沉的！郭组长说了，必须放最里头靠墙的那个位置，省得碍事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黄素珍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还是一副傻呵呵的样子，继续扯着老婆舌。

晚上回家，她把这话原封不动地学给了关庆昌。

关庆昌听完，闭上眼，仓库里的景象已经在他脑子里形成了一幅三维地图。

目标，精准锁定。

1961年3月18日，周六，行动日。

天擦黑，关庆昌像往常一样，慢悠悠地晃荡回家，吃了饭。

然后，他抓起毛巾和胰子，对他老婆说：“身上黏糊，我去澡堂子泡泡。”

职工大浴室里热气腾腾，人声鼎沸。

关庆昌一进去，立马成了社交达人。

他见着张三，就热情地拍着人家光溜溜的后背：“老张，你这身子骨还是这么硬朗！”

碰见李四，就递上一根烟：“老李，来一根儿，解解乏！”

一时间，整个澡堂子的人都知道，关科长今天心情不错，来这儿泡澡了。

这就是他要的，一个铁打的不在场证明。

他没真泡，胡乱冲了几下，趁着水汽最大、人最多的时候，身子一缩，像条泥鳅一样，从浴室那个常年不关的后窗溜了出去。

夜色，是他最好的伪装。

他猫着腰，贴着墙根，脚下的棉鞋踩在地上悄无声息，每一步都踏在他演练了无数遍的点上。

不到五分钟，他就摸到了仓库那面最薄弱的墙壁下。

没有犹豫，他掏出那把羊角锤，对着墙根，凿！

没几下，砖墙就松动了。

他小心地把砖一块块抠下来，弄出一个刚够他钻进去的洞。

整个过程，他控制得极好，几乎没发出什么大的声响。

钻进仓库，他直奔墙角，凭着老婆给的情报，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装着“100号产品”的木箱。

他用羊角锤的另一头，插进缠绕箱子的铁丝缝里，腰部发力，一拧！

嘎嘣一声脆响，铁丝应声而断。

接着，他把锤子扁平的那头塞进箱子盖的缝隙里，使出吃奶的劲儿，撬！

木箱被撬开了一道十公分宽的口子，不大不小，正好够伸进一条胳膊。

他知道自己的斤两，一块金砖就二十五斤，四块一百斤，给他俩胆子他也搬不走。

贪心，是贼的大忌。

他毫不犹豫，只从里面掏出了两块。

金砖入手，沉甸甸的，冰凉刺骨，却烫得他心脏狂跳。

他拿出早就备好的粗绳，把两块金砖牢牢捆住，像挂相声演员的挎包一样，往脖子上一套，两块金砖一左一右垂在肚子前面。

最后，他把那件宽大的棉大衣往身上一罩，扣子系好。

从外面看，他只是个肚子有点大的中年胖子。

原路返回，钻出墙洞，再把抠下来的砖头大致码回去。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不超过二十分钟。

他没直接回家，而是把金砖先藏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然后，他整了整衣服，深吸一口气，朝着灯火通明、传来阵阵乐曲声的职工活动中心走去。

那里，正在举办周末舞会。

关庆昌一进门，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他满面春风，热情四射，主动邀请厂里最漂亮的几个女工跳舞。

他跳的是当时最流行的交谊舞，步子迈得又大又奔放，在舞池里旋转、跳跃，成了全场最靓的那个仔。

他确保了，今天晚上，几乎所有来参加舞会的人，都看见了他关庆昌，而且都对他“舞王”般的表现印象深刻。

又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被他牢牢地钉死了。

直到舞会散场，他才哼着小曲，心满意足地回家。

一进门，他就把那双只穿了一次的棉鞋、手套和那把立下汗马功劳的羊角锤，全扔进了炉子里，看着它们化为灰烬。

两天后的3月20日，周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清晨。

保卫科的“刺头”贾清吉，正黑着脸进行例行巡查。

当他绕到仓库后面时，脚步猛地停住了。

墙上那个被粗糙复原的破洞，他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炸开。

他疯了似的冲到仓库大门前，大声嘶吼：“来人！快来人！开门！出事了！”

大门一开，所有人都傻眼了。

撬开的木箱，散落的稻壳，地上那张绿色的包装纸，无声地宣告着一场惊天大案的发生。

清点结果很快出来：少了两块“100号产品”，合计八百两零三钱。按老秤十六两一斤算，就是整整五十斤黄金！

消息捅到北京，中央震怒！

当天，北京的刑侦专家就坐着飞机赶到了沈阳，和市局的精英成立了“100号产品失窃专案组”，限期破案的死命令压了下来。

专家们勘察完现场，一个个都皱起了眉头。

这案子，糙，糙得像是外行干的；可又细，细得滴水不漏。

现场唯一的线索，就是几个39-40码的普通棉鞋脚印，和木箱上羊角锤留下的撬痕。

这些线索，等于没有。

专案组迅速得出了一个结论：监守自盗！

理由很简单：

第一，厂外有部队站岗，外人插翅难飞。

第二，罪犯对这批金砖的入库、转运时间了如指掌。

第三，仓库里几十个箱子，偏偏只动了装金砖的那一个，目标明确得就像是自己家拿东西。

调查，陷入了死局。

关庆昌那堪称完美的犯罪手法和滴水不漏的不在场证明，让他成了一个透明人，游离在所有怀疑之外。

压力山大的专案组被逼得没办法了，只能使出了那个年代最常用，也最操蛋的一招——发动群众，搞人人检举。

他们要求全厂职工，每人必须写一份实名举报信，还要在上面按上红手印。

一时间，615厂的天，彻底黑了。

猜忌、怀疑、背叛的毒雾，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

无数无辜的人被拖进这潭浑水里，而真正的罪犯关庆昌，正因为他平日里那副老实巴交、与世无争的伪装，安然无恙地坐在办公室里，冷眼看着这场由他亲手点燃的大火，烧向他的每一个同事。

03 扭曲的十九年

那五十斤黄金，没给关庆昌夫妇带来一天的好日子。

恰恰相反，那玩意儿就像个恶咒，把他们死死地钉在了恐惧和猜忌的十字架上，一钉就是十九年。

金砖偷回来的当晚，两口子就把它们藏进了厨房的烟道里。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关庆昌寻思着得化整为零。

一个深夜，他拿出钢锯，对着那金灿灿的砖块就开干。

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刺耳得像鬼叫。两口子满头大汗，心惊胆战，好不容易才把两块大金砖锯成了四块小一点的。

他们用破布把金块包好，再钉上木板，伪装成垫脚的木块，塞进了大衣柜底下。

从那以后，这四块“木头疙瘩”，就成了他们家最大的秘密，也是最沉重的枷锁。

他们试过熔了它们。

关庆昌搞来个小炉子，想把金子炼成金元宝、金馃子，随便什么形状都行，只要不再是那副扎眼的砖头模样。

可他哪是那块料，炼金的技术活儿，哪是看两眼就能学会的？

炉子点着了，烟熏火燎，动静闹得老大，金子没化开，倒把邻居给招来了。

人家以为他家失火，咣咣砸门，还顺手举报到了厂里。

厂领导只当是普通的邻里矛盾，找他谈了谈话，批评教育了一番就完事了。

沈阳这次失败，把关庆昌吓得魂飞魄散。

他意识到，住在人来人往的职工楼里，就像睡在火山口上，早晚得出事。

于是，他主动找到厂领导，摆出一副高风亮节的党员姿态，说自己要发扬风格，把楼房让给刚结婚的年轻人，自己一家申请搬到厂区边上那些没人住的老旧平房去。

领导一听，感动得不行，当场就把他树为先进典型，在全厂大会上好一顿表扬。

搬进独门独户的小平房，关庆昌两口子就像钻进了壳里的乌龟，彻底把自己跟世界隔绝了。

他们闭门不出，从不串门，也不让任何人进他们家门。

儿子想带同学回家写作业，被关庆昌一个耳光扇出门外，吼着让他滚。

久而久之，儿子在学校成了没人搭理的孤僻鬼，看自己爹妈的眼神，也跟看仇人似的。

关庆昌还是觉得不安全。

他嫌院子太空，路过的人一眼就能瞅见屋里。

于是，他在那个巴掌大的院子里，种下了一棵速生杨。那树长得飞快，几年工夫就枝繁叶茂，像一把巨大的绿伞，把整个院子和房子都遮得严严实实。

但也正是这棵树，挡住了所有阳光。

他家从此变得终年阴暗潮湿，大白天都得点着灯，屋里弥漫着一股子霉味儿。

这棵树，就像关庆昌给自己造的监狱，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和家人都关了进去。

这十九年，关庆昌在单位里活得像个孙子。

谁都能踩他一脚，谁都能跟他甩脸子。

他永远是那个笑呵呵、点头哈腰的关副科长，被人占了便宜也忍气吞声，受了委屈就回家自己憋着。

他老婆黄素珍也一样，在车间里成了最好欺负的受气包。

他们就像两只惊弓之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们夜不能寐。

就连关庆昌他爹，那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无意中撞破了儿子的秘密后，整个人都垮了。

老爷子不敢说，也不敢问，终日活在恐惧里，没过多久就抑郁成疾，一命呜呼了。

这五十斤黄金，就像一个黑洞，吞噬了他们家所有的阳光、亲情和尊严。

他们拥有着一笔足以让人疯狂的财富，却过着比叫花子还憋屈、还痛苦的日子。

每一天，都是一场看不到头的煎熬。

就在关庆昌一家把自己活成行尸走肉的时候，615厂里，因为这起盗窃案，正上演着一出出的人间悲剧。

那场“人人检举”的运动，像一场瘟疫，让整个工厂都疯了。

多年的邻居反目成仇，最好的兄弟背后捅刀。

一张张举报信雪片似的飞到专案组，上头写满了荒唐的猜疑和恶毒的构陷。

保卫科的“刺头”贾清吉，首当其冲。

就因为他之前提过安保问题，举报信上就写他“早有预谋，贼喊捉贼”。

专案组把他抓去，审了整整三个月，啥也没审出来。最后，在他的人事档案里，冷冰冰地写下了一行字：“100号产品案件重大嫌疑分子”。

在那个年代，档案里有这么一笔，人这辈子就算毁了。

贾清吉心灰意冷，为了躲开那些戳脊梁骨的眼神和无休止的流言蜚语，他主动报名去了大西南，支援三线建设。

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山沟沟里，他耗尽了自己的一生。

最后一个接触金砖的包装组长郭家惠，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他被扣上“监守自盗”的帽子，关了好几个月。

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连墙缝都捅了，也没找到一根金毛。

专案组没辙，只能放人。

可厂里不干，以“不老实交代问题”为由，撤了他的组长职务，取消了他的预备党员资格。

从此，郭家惠就顶着“嫌疑犯”的帽子，在厂里当了一辈子抬不起头的普通工人。

最惨的，是厂长李榆。

案发后，他作为一把手，担了个领导责任，被降职调到了郊县。

这事儿本来就算过去了。

可几年后，“大快乐”时期一来，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厂代会上旧事重提，含沙射影地说：“外地工厂破了个盗窃案，贼就是领导干部！咱们也得学习经验，把615厂的流毒挖出来！”

李榆知道，这是冲着他来的。他老婆跑回家告诉他这消息时，这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革命，只是平静地叹了口气，自己跑到理发店，剃了个光头，在家等着。

果然，没几天，他就被一伙人从家里揪回了615厂。

批斗会上，他被当成贼，被人用皮带抽，用拳头打，关在小黑屋里不给吃喝。

更丧心病狂的是，不知道哪个畜生提议，说黄金肯定被李榆藏在他妈的坟里了。

于是一群暴徒，扛着铁锹就冲到了墓地，把李榆母亲的坟给刨了，棺材撬开，里里外外翻了个遍。

没找到黄金，他们才悻悻作罢。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整个615厂，就像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

无数人被莫名其妙地打成“盗金贼”，拉到台上批斗。

而真正的盗金贼关庆昌夫妇，就因为他们那缩头乌龟般的低调和伪装，一次又一次地，完美地避开了所有怀疑的目光。

他们就像两个躲在暗处看戏的鬼魂，冷漠地看着这出由他们导演的人间惨剧，一幕幕上演。

讽刺的是，他们自己，也是这出戏里，最可悲的角色。

04 天网恢恢

十九年，它能把一个人的锐气磨平，也能把一桩惊天大案的记忆冲淡。

十九年，足够让一个婴儿长大成人，也足够让关庆昌两口子从壮年走向衰老。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也吹动了关庆昌那颗早已死了十九年的心。

消息传来，国家放开了黄金兑换，价格还涨了不少。最关键的是，兑换黄金不再需要单位开那张要命的介绍信了，揣上身份证和户口本就能办。

两口子在那个阴暗的小平房里，又一次彻夜难眠。

“十九年了，”关庆昌的声音沙哑得像拉破风箱，“应该……没人还记得那事儿了吧？”

黄素珍的眼睛里，第一次重新燃起了贪婪的火苗。她摸着自己脸上的皱纹，说：“咱们都这把年纪了，再不动，这玩意儿真就得带进棺材里了。我不想就这么憋屈死。”

是啊，憋屈。

守着一座金山，过了十九年猪狗不如的日子。

现在，机会似乎又来了。

他们商量了一宿，决定去试试水。关庆昌再次拿出那把钢锯，从一块金砖上，费力地切割下一大块，足足有三斤重。

他把金块用布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交给了黄素珍。

1980年4月5日，清明节。黄素珍揣着那块沉甸甸的金子，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

她神色紧张，眼神躲闪，凑到柜台前，小声问银行职员：“同志，这……这儿能换黄金不？”

银行职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热情地回答：“能啊，大娘，您拿出来我给您看看。”

黄素珍哆哆嗦嗦地从布包里掏出那块金子，往柜台上一放。

“哐当”一声闷响，把那小姑娘吓了一跳。

当她看清那块金子的模样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太扎眼了。

那金子黄得耀眼，纯度极高，边缘还有着非常明显的工业切割痕迹。

小姑娘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却还稳着：“大娘，您这金子是哪儿来的啊？成色真好。”

“祖……祖传的。”黄素珍结结巴巴地回答。

这话一出口，破绽就更大了。

银行里专门负责黄金兑换的老师傅一搭眼，脸色就变了。

他干这行几十年了，祖传的金子是什么样，他闭着眼都能摸出来。

解放前的民间金块，又是元宝又是金条，哪有纯度这么高、还带着工业切割痕的？

这分明就是从一大块标准金砖上切下来的！

老师傅立马想起了十九年前，那件震惊全国的“100号产品”失窃案。

他不动声色，给小姑娘使了个眼色，自己则借口去后面拿工具，直接冲进了主任办公室。

银行领导是沈阳本地人，对当年的案子记忆犹新。

一听汇报，他手里的茶杯都差点掉了。

他二话不说，抓起电话，直接打到了市公安局局长的办公室。

市局副局长和区局局长，两位公安系统的大佬，亲自出马，带着一帮最精干的刑警，火速赶到了银行。

一场策划了十九年的抓捕，以一种谁也没想到的方式，拉开了序幕。

专案组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接到指示的银行职员，又恢复了热情的笑容。

她爽快地给黄素珍办理了兑换业务，那块三斤重的金子，换来了两万三千多块钱的巨款。

在那个年代，这笔钱足够买下好几套房子。

为了套取身份信息，职员还特别“贴心”地引导她：“大娘，这么多钱拿着不安全，不如在我们这儿开个新户头，存起来多省心。”

黄素珍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她颤抖着手，在开户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电话打回公安局户籍处，消息很快传来：黄素珍，沈阳615厂电解车间老职工。其丈夫，关庆昌，现任615厂生产管理科副科长。两人在1961年案发时，均在该厂任职！

鱼，上钩了！

抓捕行动雷厉风行。

一组人冲进银行的休息室，在黄素珍还没从拥有巨款的狂喜中回过神来时，一副冰冷的手铐就铐住了她的手腕。

与此同时，市局副局长亲自打电话给615厂厂长。

厂长一听和当年的黄金案有关，激动得声音都发抖了。

他跟党委书记一合计，想了个绝妙的主意。

厂里的广播突然响起：“紧急通知！所有党员同志，立刻到三楼会议室开会！重复一遍……”

身为党员的关庆昌，不敢怠慢，立马赶往会议室。

他前脚刚踏进去，后脚就被厂保卫科长死死盯住。等公安局的人一到，厂长就把他从会议室叫了出来，和颜悦色地说：“老关，来我办公室一趟，有点事跟你商量。”

关庆昌毫无防备地推开厂长办公室的门。

迎接他的，是一屋子全副武装、眼神锐利如鹰的警察。

那一瞬间，关庆昌整个人都垮了。

他没有反抗，也没有挣扎，只是长长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里，仿佛吐尽了十九年的恐惧、压抑和折磨。

两口子被带回公安局，几乎没费什么审讯的功夫，就全交代了。

他们像是迫不及待地，要把压在心头十九年的巨石搬开。

那不是交代罪行，更像是一种解脱。

当天晚上，警察就在关庆昌家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平房里，起获了剩余的所有黄金。

它们静静地躺在大衣柜底下，十九年来，从未离开过615厂方圆一公里的范围。

案件告破的消息，像一颗炸雷，在615厂炸响。

全厂职工，疯了。

他们用东北人最直接、最热烈的方式庆祝——喝酒。

那天晚上，厂区附近所有商店的酒，都被买光了。

人们彻夜豪饮，放声高歌，庆祝的不仅是案件的告破，更是那段互相猜忌、人人自危的黑暗岁月的终结。

1986年6月4日，615厂召开了一场迟到了二十五年的平反大会。

几十名因为这起盗窃案而被冤枉、被迫害的职工，从全国各地赶了回来。

当厂领导念到他们名字，宣布为他们恢复名誉时，台下哭成了一片。

正义，终究还是来了。

虽然，它迟到了太久太久。

关庆昌被捕后，他那个性格孤僻的儿子，去监狱探望过他一次。

儿子没有哭，也没有骂，只是隔着铁窗，平静地看着自己的父亲，问了一个问题。

“爸，”他轻声说，“我们家院子里那棵挡住所有阳光的树，是不是就是为了藏那堆东西？”

关庆昌浑身一震。

儿子继续说：“我们家，十九年没有见过太阳。就是因为它们，对吗？”

关庆昌再也忍不住了，他双手捂住脸，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法院一审，按贪污罪，判处关庆昌死刑，立即执行；黄素珍死刑，缓期两年。

但二审时，考虑到他们并非直接管理黄金的职务，最终改按盗窃罪判处两人无期徒刑。

据说，关庆昌在狱中表现良好，后来减了刑。

出狱时，他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头，靠卖牛奶为生，最后在儿子的接济下，走完了凄凉的余生。

他穷尽一生心机，偷来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却一天福也没享受到，反而换来了十九年的人间地狱和终身的牢狱之灾。

财富如果不能带来自由，那它本身，就是一座最坚固的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