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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翻开史书，有一种婚姻制度让人脊背发凉。妻子可以像衣物一样典当出去，期限三到五年，生完孩子归还。

这不是野史传说，是真实存在了上千年的"典妻"。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那个年代的人是如何把"传宗接代"这四个字，变成了一场人间悲剧。

战乱贫困里长出的畸形交易

公元前三世纪，韩非子在《六反篇》里记下一句话："天玑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这里的"嫁妻"，就是后来典妻的雏形。

到了汉朝，战火烧了几十年。《汉书》里有段描述特别扎心："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

你想想那个场景，地里刨食的男人累死累活填不饱肚子，女人织布织到手指磨破皮还是换不来一件完整的衣裳。

饿肚子的时候，人能做出什么事？

《汉书·贾捐之传》给出了答案："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朝廷下令不许卖妻卖儿，儒家道德说这是禽兽行为，可饿着肚子的人管不了那么多。法律禁不住，道德拦不住，活命要紧。

南北朝开始，这事有了专门的名目。"质妻"和"雇妻"出现了。

质妻是什么操作？丈夫把老婆转让给别人，收一笔钱，约好时间还钱赎人。雇妻更直接，出钱雇一个女人当临时老婆，时间到了送回去，钱不退。

你看，连退款流程都设计好了。

这时候还只是零星个案，真正形成规模化的"产业"，要等到清朝。

清朝的百元交易与契约细节

清兵入关，抢了多少女人？史书没给具体数字，只说"致使民间稀缺"。打完仗一看，男多女少，穷人想娶媳妇比登天还难。

偏偏清朝对典妻的处罚特别轻，律法写得明白："本夫杖八十"，打八十板子就完事。

太平天国之后，典妻彻底爆发了。

战争把浙江、福建、甘肃这些地方的农村经济打得稀烂。村里的男人成群结队打光棍，有老婆的穷得揭不开锅。供需关系一摆，市场就形成了。

不同地方叫法不一样。辽宁叫"搭伙"，听着像搭伙做饭，其实是搭伙过日子。甘肃叫"僦妻"，僦就是租的意思。山西人叫"挂帐"，跟欠债似的。

但本质都是一回事，用女人的子宫做三到五年的买卖。

这交易发展到后来，流程相当完善。媒人牵线，双方谈价，签契约，下聘礼，迎娶入门，一套走下来跟正式娶亲没两样。唯一的区别是，契约上写着归还日期。

价格怎么定？看女人年龄，二十出头的年轻媳妇最贵，三十多岁的便宜些。还要看典的年限，三年一个价，五年另一个价。

有的契约写得特别细，典妻期间不得与原夫同居，所生子女全归承典者，到期必须归还，违约赔偿多少银两。

连孩子的所有权都明码标价了。

曾国藩手下有个大将叫鲍超，后来当到浙江提督、湖南提督。年轻时穷得叮当响，也干过这事。史书记载："鲍忠仕超未贵时，贫甚，典其妻与人。"连日后的封疆大吏，当年都得靠典妻活命。

一百块大洋买来的生育机器

为什么有人愿意把老婆典出去？因为活不下去了。

丈夫病了，躺床上起不来，地里没人种。儿子病了，抓药要钱，家里一文没有。债主天天上门催，不还钱就要把房子拆了。

这时候有人上门说，借你老婆用三年，给你一百块大洋，你借不借？

借，不借全家饿死。

承典的那一方图什么？两个原因。

第一，老婆生不出儿子，在那个年代等于犯了"七出"之罪，可以被休掉。传宗接代压倒一切，没儿子在村里抬不起头。第二，自己太穷，娶不起正经媳妇，但又想要个儿子。

契约一签，女人就变成了生育工具。承典者对她拥有一切权利，跟亲夫没区别。区别只在于，她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被送回去，而肚子里怀的孩子要留下。

浙江东部某个村子，一个叫春宝娘的女人被丈夫典给了邻村的秀才。秀才五十多岁，正妻不能生育。

春宝娘走的那天，三岁的儿子春宝哭得撕心裂肺，她哭得比儿子还凶。临上轿前她说："我实在不愿离开呢！让我饿死在这里吧！"

可她还是上了轿，因为不上轿，一家三口真会饿死。

到了秀才家，春宝娘一年后生下儿子秋宝，秀才高兴得念《关雎》，说这比"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还让人快活。他要的就是这个儿子，至于春宝娘的感受，不重要。

三年到了，正妻从春宝娘怀里抢走秋宝，一脚把她踢出门。春宝娘想抱抱儿子，正妻说："秋宝是我的，我不好算是他的娘么？"秀才站在旁边，低着头一句话不说。他也是这制度的囚徒，只是程度不同。

春宝娘回到原来的家，发现丈夫拿着那一百块大洋照样赌博喝酒，家里还是家徒四壁。更残酷的是，三岁离开的春宝，现在六岁了，对这个妈妈已经很陌生。

一千多年后才消失的买卖

1930年，作家柔石把春宝娘的故事写成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他用白描手法记录下典妻制度的全过程，没有夸张，没有煽情，就是把事实摆出来。

读完的人都觉得后背发凉，原来这世上真有人把生孩子当成租赁业务来做。

柔石是浙江宁海人，典妻在浙东特别盛行，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事。1931年，他被国民党抓了，2月7日被秘密杀害，年仅29岁。《为奴隶的母亲》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控诉书。

典妻制度到民国还在继续，直到新中国成立，《婚姻法》颁布，这个存在了一千多年的陋习才彻底消失。

现在回头看，这制度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不在于它违反人性，而在于它披着"传宗接代"的合法外衣，让所有参与者都觉得理所当然。

出典的丈夫觉得自己是为了家人活命，承典的秀才觉得自己是延续香火，就连被典的女人，也只能接受命运安排。谁都是受害者，又好像谁都没错。

韩非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看到了这种现象，到民国才结束。中间这一千多年，有多少个春宝娘被生生拆散，有多少个孩子从出生就注定骨肉分离？史书不会记录她们的名字，她们只是一个个没有姓氏的"某某娘"。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句话：历史从不缺少悲剧，缺少的是记住悲剧的人。

典妻制度消失了，但它提醒我们，当贫困到了极致，当观念僵化到极点，人可以创造出多么荒诞的规则来维持运转。

那些被典当的女人，她们的痛苦早已随风而逝。我们能做的，就是记住这段历史，记住她们曾经存在过，受过苦，流过泪。

参考资料：

《汉书·贾捐之传》《汉书·主父偃传》等正史文献记载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1930年发表于《萌芽》月刊

清代地方志及民间契约文书中的典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