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958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最近，四川重庆两地警方公布了一起已经判决的毒品案件。起因是去年5月，四川达州市公安局通过污水监测系统发现数据异常，向上追溯源头，找到了重庆开州。四川、重庆警方联合侦办，破获了一个76人的贩毒网络。

督工，通过污水抓贩毒集团，是怎么实现的？

这是三个领域平行发展的共同结果，分别是：城市化、环保产业和化学检测技术。

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建设带动农村人口到城镇居住，生活污水也跟着集中，不可能靠自然降解融入环境，必须集中处理。

同时，房地产经济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充足的财政资金，让小城镇也能按照国家标准，建设雨水、污水、废水分流的多套平行系统。

下水道是单向管道，主要依靠坡度实现自流，必要的时候用水泵强行制造单向流动。如果下水道倒流，无论雨水还是污水，都算事故。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假定，上游的化学物质必然影响下游的水质；下游的化学物质不影响上游的管道。

所以，如果化学检测能力可以鉴定低浓度的微量物质，只要在下水道每个“分叉点”检测，在干流发现微量标志物就一路往上游支流追溯，就可以很快确定物质来源。这项技术最早用来确定自然河流的污染源，或者是用来寻找特定矿产。后来，欧美毒品问题越来越严重，各国警察开始用类似的技术，在下水道里找毒品。

一般来说，生活污水的数量远远少于雨水。同时，如果有人在城市里使用毒品，无论是打扫房间，还是上厕所，都会把微量毒品送进污水管道。所以，只要人口集中到城市，而且落实了雨、污、废水分流，检测毒品的难度就明显降低。

欧美的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比较早。2001年，美国环保署把违禁药物列入环境污染名单，监测污水的毒品含量。2012年，欧洲也开始跟进，在社区、企业、学校这些场所安装了污水验毒系统。欧盟药物管理局还建设了毒情监控平台，动态发布82个城市的毒品扩散情况。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2012年，北京大学的李喜青团队引进欧美经验，检测了18个大城市的36个污水处理厂。李喜青发现，中国大城市毒品的主要类型是冰毒和K粉，主要消费地是深圳和广州。

从污水处理厂就能计算毒品分布情况，而且符合公安局的现场调查数据，所以公安系统愿意出钱，支持李喜青的研究。2017年，广东中山市、佛山市引进了李喜青团队的技术，对全市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常态监测。污水查毒系统启动第一年，中山市公安局就锁定了三个污水数据异常的重点小区。对这三个小区做入户普查，破获25个贩毒刑事案件，206个吸毒行政案件，抓到275人。

广东公安看数据就能定位毒贩，全国的同行都羡慕。2018 年5月，山东在全省的大中城市引入污水检测系统，覆盖2000万城区人口，每年进行一次集中检测，按数据抓人。2018年，山东全省每1000人每天的毒品排放量是46.73毫克，到了2021年，下降到38毫克。

李喜青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早期的科研还需要用外国设备。2021年开始，一部分国产设备降低了成本，污水查毒技术向全国扩散。国家毒品实验室在全国设置了5个分中心，分别在北京、浙江、广东、陕西和四川。

其中北京分中心经常跟国外进行技术交流合作，了解毒品变化形势，所以设备最先进，精确度也最高。浙江分中心背靠长三角流域，有大量化工企业，容易出现新型毒品，重点是污水自动取样，提高检测效率。广东分中心靠近港澳和东南亚，是传统贩毒通道，所以检测覆盖面最广，每季度对全省188家污水处理厂进行全面检测。四川和陕西两个分中心，对应西南和西北地区，主要监测传统陆地贩毒路线，还有情报分析的任务。

技术扩散之后，全国都可以尝试沿着下水道抓毒贩。比如说江西丰城，2021年发现污水中俗称“迷奸水”的羟基丁酸超标。警方按照污水管道排查，锁定了一家娱乐场所，抓获20人贩毒团伙，缴获毒品17.6公斤。

2023年7月，天津市公安局发现宝坻区的污水，曲马多浓度异常。曲马多是强效镇痛药，属于阿片类药物，具有成瘾性。沿着污水浓度追溯，发现160多人的贩毒团伙，收缴了近1万片曲马多。

现在全国有22个省市，定期用污水查毒。如果地方县市财政紧张，可以不在本地搞常态普查，而是采集样本，运到分中心检测。

达州市公安局破获的案子，就采用了送检模式。2023年5月，达州市公安局的7份污水样本，在四川省实验室发现依托咪酯含量异常。达州警方按照这个线索摸排，发现市区一家KTV有人聚众抽电子烟，但是尿检结果阴性，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同时，靠近重庆的开江县，有人举报劣质电子烟，说抽了之后身体不舒服。达州警方一路倒查，最后锁定了达州、重庆周边的电子烟贩卖团伙。

四川达州不是经济发达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贩毒产业？

前面提过，四川是金三角毒品的传统运输通道，西北方向还有中亚毒品问题。达州位于四川、重庆、湖北、陕西四省交界，更容易被毒贩利用。除此之外，达州98%的面积，都是山地和丘陵，就地制毒容易隐藏。

2017年，达州警方破获了一个本地贩毒团伙，缴获500公斤K粉。这个贩毒团伙的老板是凉山人，外号 “强哥”，1998年出生。2015年，“强哥”偷渡到缅甸，只用了一年时间，就从黑帮打手混成了贩毒团伙老大。2017年，“强哥”指派自己的两个手下，回到达州的铜锣山，就地制造冰毒。按照“强哥”的计划，在达州把冰毒制造出来以后，就可以通过当地交通网络，把货卖到湖南、广东和广西。

虽然公安部门有具体情报，也早就查实了涉案人员身份信息。但是铜锣山横跨达州、广安、重庆，地形地貌过于复杂，民警花了将近一周时间，才找到窝点。为了防止毒贩向深山逃窜，四川省公安厅抽调了200多名警力，全面围堵，才把人抓到。

另外，这次查到的“依托咪酯”，是一种新型毒品，门槛低，在达州这一类地区渗透率高。

依托咪酯本来用于静脉麻醉，属于中枢神经抑制剂，可以快速产生镇静、催眠效果。过去很多年，中国对依托咪酯没有专门管理。疫情期间，传统毒品和普通商品一样，流动受限，黑市海洛因价格涨了16%，冰毒价格涨了33%，给新型毒品创造了市场。依托咪酯出厂价只要每公斤几万块钱，做成烟弹以后的价格在400块左右，一枚就可以满足一次毒瘾发作，占领了传统毒品市场。

疫情结束以后，2023年7月，监管部门跟进，中国把依托咪酯列为新精神活性物质，从此算作毒品。

过去的吸毒人员，主要是30岁以上的男性，依托咪酯的受众完全不一样。2023年，湖南一家戒毒中心，收纳将近1000名依托咪酯成瘾者。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最小只有13岁，未成年人占比达到1/5，而且多半都是女性。戒毒中心跟这些孩子交流，发现绝大多数都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很早就辍学。可以说，依托咪酯的市场，起码1/3是留守儿童和留守青少年，而且往往和卖淫或者幼女性交易相关。

根据联合国2023年的统计报告，中国有7000多万留守儿童，其中3200多万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这些留守儿童平时没人管，过年攒点压岁钱也能买得起依托咪酯这种“上头电子烟”，是需要重点监测的吸毒高危人群。

地级市达州有550万人，根据官方数据，在外打工人口就达到150万，一多半壮劳力都出去了，留下几十万留守儿童，很容易依托咪酯泛滥。2018年，广东中山市第一次展示污水查毒案例的时候，我就这个话题写过一篇知乎回答，当时有读者留言说，“四川那一带穷乡僻壤依然腐败吸毒泛滥”。现在看来，这位读者很了解2018年的中国。

达州这种落后山区都用上污水检测技术了，是不是中国已经没有大规模贩毒团伙的存在空间了？

理论上说，贩毒行为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低估污水检测技术的运行成本。

表面上看，查毒品的成本，是下水道里的传感器，以及五个国家级的检测中心。但如果没有大规模城市化，没有完善的分流下水道，没有污水处理厂，这些检测根本无从下手。请静静帮我读一段达州官方融媒体今年的新闻：

自2023年5月启动城镇污水治理两年攻坚行动以来，达州始终牢记“上游责任”，将城镇污水治理两年攻坚行动作为重要抓手，通过系统化治理、项目化实施、一体化推进的方式，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各项目尽早建成发挥效益。

中心城区完成16个长期溢流口整治，污水处理能力提升至33.5万吨/日，收集率提升至65.1%；

县域污水处理能力提升至32万吨/日，完成11个乡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扩能改造，乡镇污水处理率提升至70% 。

2023年5月达州启动城镇污水2年攻坚行动，2024年就发现了新型毒品的贩毒网络。所以这里最重要的条件，不是污水检测，而是给已经聚集的城镇人口提供污水处理系统。

对于落后地区，污水系统的建设费用太高了，有的是靠土地财政的钱才能投资，有的是靠政府许诺吸引企业来建设。

今年6月有个新闻。重庆康达环保公司起诉河南临颍县政府。

2008年7月29日，康达环保公司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政府签订《临颍县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协议》。以2000万元的价格获得临颍污水处理厂的特许经营权。

之后，随着国家环保要求的提高，2014年，2019年，康达环保和临颍县两次签订补充协议，规定的出水标准不断提高，从一级B类水，逐步升级到四类地表水。现在临颍县污水厂的出口，用来游泳还差点，但直接给工厂供水没问题，也可以直接放到运河里，用于通航。

康达环保公司主动给县政府2000万，每隔几年还要承诺提高处理后的水质，原因只有两个：

1 县政府承诺了几十年的污水处理专营权，其他人不能再抢生意。

2 县政府承诺了足够高的污水处理价格。

临颍县是一个人口大县，虽然不断外迁，但总有五六十万人口。随着人口向县城集中，做个最简单的算术题，就知道每年污水量的下限，以及按县政府的承诺标准能不能赚到钱。

2019年的协议最后确认，每天保证6万吨污水处理能力，县政府为每吨水付2.27元，算下来一个月410万。康达环保公司完全可以把污水处理厂看成一个收入稳定的理财产品。

2023年，康达环保公司得到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县政府没有更换污水服务单位的打算，专营权很可靠。

坏消息是县政府不打算付钱了。

到2024年9月，县政府已经拖欠了1.29亿污水处理费，污水厂工资欠了三个月，开始有员工离职。拖到今年，康达环保公司起诉县政府，要求赔偿5.78亿。目前还没有后续说法。

这不是临颍县一个地方的问题。8月4日，江西万安县的金源水业污水处理厂起诉万安县政府。金源水业公司表示，2016年是冲着政府的保底合同来建厂的。现在到2025年了，2019年的兜底费用还没付完。

类似的欠费情况，在全国是普遍现象。中小城市的观众都可以查一下本地污水处理厂和本地政府的财务关系，能按时支付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只是拖欠几个月，都不值得做一条新闻。网上可以找到兴蓉环境公司和投资者的问答，看一下就知道这个行业的难处。

我没有在水处理行业工作过，但是，我之前参与过类似项目的策划和财务讨论，这里分享一点个人见闻。

首先，污水处理系统一次性投资巨大。自己筹资建设，让自己的接任者享受好处，地方干部是不喜欢做的。他们更喜欢修路，快速卖地。

其次，国家也有环保政策，督促地方政府处理污水。但国家的惩罚一般是间歇性的，积累到一段时间才会认真一次。

比如说2007年，渭河流域污染严重，整条渭河变成黑色，顺便把黄河染成了灰色。国家环保局因此对渭南附近的几个地方政府实施了“流域限批”政策，收走了地方发改局甚至是政府的盖章权。在水质改观之前，这些政府没有发起任何非环保项目的权力，别说盖楼，连装个红绿灯都要从以往的项目出钱。

这种时候，地方干部就会疯狂地追求环保指标，首先希望污水处理厂第二天就建好，拿回项目审批权；其次可以做出一切合理或者不合理的承诺，反正最后落实是继任者的责任，和自己无关。

所以，地方政府一定会优先选择ppp模式或者bot模式建设污水处理厂。

所谓ppp模式，就是允许企业和地方政府联合建立一家公司，得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企业凭借特许权去抵押贷款，建设项目，然后长期运营，也承担还贷任务。

所谓bot模式，可以看做广义的ppp模式的一种。只是特许经营期限结束之后，厂房、设备或者基础设施要交给地方政府。

无论哪种模式，企业要赚钱，都必须指望未来的长期特许经营权，以及政府确实愿意花钱来购买特许服务。为了吸引企业，很多地方政府不仅承诺处理污水的价格，承诺保底的收入，甚至还会许诺。污水处理厂可以把自来水厂的收款系统接过来，直接计算每吨自来水会产生多少污水，然后把一部分自来水水费当做污水厂的收入。

投资方听到这些合法或者不太合法的安排，就会尽快拿出投资，或者找金融机构借钱，让做出承诺的干部在任期内就看到污水处理厂运转，既可以作为政绩，也是土地开发的前提条件。

看到这里，观众应该发现问题了。地方政府为了尽快上项目，什么承诺都敢做。这些承诺虽然不属于政府的债务，但都需要我们未来交税去兑现，才能让企业进场处理污水。

企业得到了承诺，为了缩短工期，什么钱都敢借。等到换一任干部，承诺作废，或者是政府把当初打擦边球的承诺撤销，污水厂运转就要出问题了，甚至连运营成本都赚不出来。

但是，既然成立了污水处理厂，环保机构就找到了监管对象。地方政府不给钱，那是政府的问题，污水处理厂要是不干活，还要另外交罚款。请静静帮我读一段去年的新闻：

在10月21日举行的听证会上，化州桑德承认他们实施了超标排污和不正常运行自动监测设备的环境违法行为，但表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园区长期拖欠运营费用，致使无法及时维护设施”，请求免予行政处罚。

不过，茂名市生态环境局认为，园区拖欠运营费用，属于化州桑德与园区之间的民事纠纷，应该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而不能以此作为免予行政处罚责任的理由。

因此，生态环境局决定不采纳该公司提出的免予行政处罚的陈述申辩意见。

无独有偶，去年11月8日，广西南宁市生态环境局对位于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的金陵污水处理厂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其废水中总氮浓度为38.3mg/L，超过了一级A的排放限值（15mg/L），构成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两项合计，处罚金额总计达到61.5万元。

对此，金陵污水厂申辩称，这次超标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资金不到位，所以主观过错不能认定为“故意”。

但南宁市生态环境局经复核后认为，该公司在明知现有设施不能满足环保处理要求的情况下，未及时采取有力措施阻止超标排污结果的发生，所以主观状态仍属于“故意”。

所以，只要企业接手了地方环保任务，无论地方政府给不给钱，都必须承担无限的环保责任。不服气就让环保局来查你。

前面提到污水处理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例子，是康达环保公司起诉河南临颍县政府，要求赔偿5.78亿。我们来看看临颍县政府的应对措施。

首先，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可以看到，6月26日，环保公司起诉之后两天，临颍县政府发出一个招标项目：《降低临颍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费聘请第三方审计项目》。县政府拿出36万元，请人论证现有协议不合理，政府不需要履行承诺。

紧接着，临颍县政府自己的网站上，可以看到8月的新闻，请静静读一下：

8月4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临颍分局执法中队组织开展辖区内涉污涉水企业污水处理站的专项检查行动，全面排查涉污涉水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确保污水达标排放，进一步提升区域水环境质量。

工作人员先后深入各污水处理站现场察看检测设备，就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状况、处理工艺参数、出水水质等进行细致检查，并查阅相关运行记录和台账，了解污水处理站的日常管理情况。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漯河市生态环境局临颍分局执法中队现场提出整改要求，责令相关责任单位限期整改，要求相关部门立即对老化设备进行维修或更换，确保设施高效运行；要进一步规范完善台账记录，安排专人负责，保证数据真实准确，避免污水外溢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下一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临颍分局执法中队将继续加大对污水处理站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开展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为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家园提供坚实保障。

所以，找临颍县政府要5.78亿的康达环保公司，现在已经被套牢了。临颍县政府可以不给钱，康达环保公司必须承担无限的责任，接收所有污水。

回到最初的话题，今天的节目是从四川达州的毒品话题说起的。达州作为一个落后地区，也喜欢用ppp项目搞建设。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找到很多相关信息。

比如说：

《达州金融城项目困局揭示PPP模式潜在风险》

《PPP雷暴：四川达州政府主导项目欠服务费、借款超12.5亿》

这个12.5亿的案子，牵扯到的核心人物，是曾经的达州房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苟耘，2022年12月已经被判刑。

达州司法机关也间接承认了当地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2023年达州通川区人民法院优秀司法建议、典型案例，第一项就提到了本地ppp项目。我来读一段：

由于PPP项目在实践中存在不规范现象，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和国家利益受损的投资风险。为防范国有企业投资风险，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投资PPP项目，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结合审理被告人苟耘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受贿罪案中暴露的问题，特向达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司法建议。

达州本地的污水处理项目，也大量使用ppp模式或者bot模式建设。请静静帮我读一段2018年的新闻：

目前，市环保局通过政府采购确定了全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PPP项目可研、咨询、环评编制单位，取得了项目建议书批复，编制完成了可研报告（待评审）、初步设施方案初稿，正在编制物有所值评估及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等工作。按照环保督察要求，今年全市要建成82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目前，已完成20个，在建17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的22个，尚未启动的23个。

然后再看2020年的新闻：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向民营资本定向推荐一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公告

其中关于达州的项目有6个：

达州市渠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达州市渠县重点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达州市渠县北城5万吨水厂工程项目

达州市渠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达州市渠县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

达州市宣汉县城乡污水处理

除了一个停车场项目之外，全都是引入外来资本的环保项目。这说明，包括达州在内，内地大多数城市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环保设施，有相当高的比例，是用社会资金和金融贷款完成的。

随着土地财政时代结束，政府很难按前些年的承诺，给这些外来企业兑付资金。等到企业自有资金撑不住，很可能会有一大批城镇人口失去环保服务，比如说污水不能进入处理厂，雨水管网堵塞。到那个时候，毒品检测网络失效，可能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小事。

958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