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晚年怀疑所有人，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赫鲁晓夫晚年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不少苏联高层的趣事，比如本文要讲的“斯大林偷书”的故事。这件事看似普通，细思之下却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1950年，胡志明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后，他从皮包里掏出一本苏联杂志，请斯大林给他签名。请人签名是法国人的习惯，胡志明也受到了这个习惯的影响，他说可以把这个签名拿回越南给同志们看。斯大林听后，当场在杂志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胡志明很是高兴。

胡志明离开后，斯大林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随后，他就派人到胡志明那里，把杂志偷回来了。为什么呢？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担心胡志明会利用自己的签名做一些事情。

此事令人细思极恐之处有二：一是斯大林的多疑阴鸷，签名本来只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但这位沙皇式的人物却以怀疑臣子的心理怀疑胡志明，将自己的权力视作珍宝禁脔，不许任何可能的风险发生，到了一种几乎病态的程度。

二是斯大林拿回这本杂志的方式，他不是光明正大的要回，而是派人潜入胡志明那里，把杂志偷了回来。这种契卡式的处理方式被肆无忌惮地运用到了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上，特务人员可以没有阻碍地在胡志明的身边行动，执行斯大林的一切命令，这怎能不令人感觉恐怖？

斯大林对待国际上的同志都是如此，对待国内更不必说，而其对待对手和敌人，手段更是干脆利索。

1943年，斯大林曾责令内务部领导人贝利亚，要他不惜一切代价对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哈里曼的办公室进行窃听。为此，贝利亚特命技术部门开发能够通过美国使馆检测的窃听器，苏联科学家里昂·特雷门最终研发了“金唇”窃听器，并将安放窃听器的行动命名为“金唇行动”。

1945年，苏联少先队向美国大使馆赠送了一个巨大而精美的木制美国国徽，“金唇”窃听器就被藏在其中，美国人果然没有发现，还把这个国徽挂在了他们的大使办公室长达7年，直到乔治·凯南担任驻苏大使时他们才发现。1960年，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代表向世人展示了这枚窃听器，之后，“金唇”被送往美国国家密码博物馆收藏和展示。

斯大林越是到了晚年，越是怀疑所有人，窃听所有人，据贴身秘书里斯·巴然诺夫在回忆录中说，斯大林曾下令在克里姆林宫装了一台60-80门的自动交换机，这台交换机通过秘密输出线连接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每一个办公室，而负责安装交换机的捷克专家则在安装完成后被秘密处死。另外，1993年，人们对克里姆林宫重新装修时，还意外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地板下发现了一条密道。

赫鲁晓夫曾回忆过去斯大林这种病态的多疑：有一天，他和米高扬一起散步，斯大林出来站在门口，他似乎没有看到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自言自语地说道：“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我自己。”赫鲁晓夫称之为“惊人的自白”。

又有一天，斯大林吃饭时突然环视四周，生气地问贝利亚：“为什么我周围都是格鲁吉亚人？”他要求贝利亚把所有人都换走，包括后厨烤肉的师傅。

赫鲁晓夫认为，晚年的斯大林最害怕的人就是贝利亚，因为他身边的契卡成员都是贝利亚安排的，他们听命于贝利亚。贝利亚的权力太大了！赫鲁晓夫信誓旦旦地说，他可以完全肯定，斯大林晚年有除掉贝利亚的计划，不过由于他年老病重，这个计划没有来得及执行。

多疑是脆弱的体现，它常常表现为某种被迫害妄想症，觉得身边的人全都不怀好意，只要抓住机会就会一拥而上致自己于死地。斯大林晚年的多疑，正是如此。

斯大林的执政风格，塑造了苏联政治阴郁、灰沉、宫廷政治的特点，这个特点在斯大林死后依旧高度存留。前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过一件事：

1970年，李光耀收到了苏联总理柯西金的邀请，李光耀应邀出访。来到莫斯科后，苏联人殷勤招待，但李光耀总是感觉阴森森的。他写道：“虽然他们友善殷勤，我和芝（李光耀的夫人柯玉芝）却老觉得房子里像是装了窃听器似的。”

在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晚餐过后，柯玉芝对李光耀说：很奇怪，苏联人这么注意我，一定以为我很能影响你。对我们的外长，他们却不怎么注意。第二天，苏联人立刻就把注意力从柯玉芝那里转移到了新加坡外长身上。

李光耀感觉匪夷所思，因为苏联人的行动如此明显，他怀疑苏联人根本就是想让他知道，他们就是在窃听他。“往后几天，我就连在厕所里也老觉得思想受人监视。”李光耀说道。

李光耀还记录了另一件事，就是他们驻苏联使馆的密码翻译员被一个苏联女子勾引，泄露了机密。李光耀说自己根本搞不懂，苏联人到底想从新加坡身上得到什么，他很困惑，但面对这个大国，他只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根本不想去招惹他们。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也曾被勃列日涅夫严密监视，赫鲁晓夫为此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连我家的厕所都有窃听器！你们花费人民纳的税金，就是为了窃听我的屁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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