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铁门缓缓打开，一列押送队伍踏入院内，其中不乏昔日叱咤风云的人物。

阳光照得他们眼睛生疼，还有那忐忑不安的心，不少人一路上都在为自己的命运做最坏打算。

可就在张景惠低着头走过操场时，一个穿着战犯管理所制服的年轻看守走了过来，步履沉稳，目光如炬，那眉眼间的轮廓让他如遭雷击。

这是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本该已经遭到了处决，张景惠恍然大悟，嘴唇颤抖着吐出一句话。

“原来如此！你骗得我好苦……”

追名逐利

张景惠出生在清光绪年间，家境寒苦，父亲靠着推小车卖豆腐维持生计，家里孩子多，粮食总是不够吃，父亲早逝后，尚未成年的张景惠便跟着长兄张景泉学着磨豆腐、卖豆腐。

做豆腐是个辛苦活，半夜就要起身浸豆、磨浆、点卤、压制，等天蒙蒙亮，再挑着担子挨家挨户去叫卖，好在，张景惠天生一张巧嘴，见到顾客总能说得人心里热乎乎的。

渐渐地，张氏兄弟的豆腐坊在附近小有名气，没成想，张景惠被赌场的灯红酒绿勾去了魂，他嫌做豆腐来钱慢，频频流连在赌桌边，认定这才是发家捷径。

赌桌如虎口，赢钱快，输钱更快，他不久便将积蓄输得精光，急于翻本之下开始结交地痞流氓，干起了拦路抢劫的勾当。

在那个军阀割据、治安混乱的年代，匪帮并不罕见，张景惠胆子大、点子多，带着一群亡命之徒竟打下了一个小县城，摇身一变，把土匪窝改名成保险队，自己成了队长。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他帮了遭土匪围困的张作霖一把，送了粮草、派了人马护送，这桩人情让他攀上了粗壮的高枝。

张作霖是个爱才的人，尤其欣赏这种能打能混的草莽人物，便将张景惠收在麾下，从小官一点点提拔，张景惠也深谙逢迎之道，很快便在奉系军中站稳脚跟。

张作霖遇刺身亡后，张学良接掌东北军政大权，张景惠顺势向少帅靠拢，官职不降反升，当时的他，已经从卖豆腐的寒门子弟变成了东北政坛的风云人物。

可这风光背后，骨子里的投机与逐利从未改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景惠没有愤然抵抗或南下关内，反而权衡利弊，选择扯下最后的遮羞布，公开与日方接洽，接受伪满洲国的官职安排。

几年后，他爬到了伪满国务总理的位置，成了溥仪之下的二号人物，也成了全国上下人人唾弃的大汉奸，民间不少人讥讽他是“豆腐匠总理”。

1921年，儿子张绍纪出生，此时的张景惠已年过半百，老来得子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软肋，用尽物质去满足儿子，从衣食到玩乐事事优待，生怕孩子受一点委屈。

可他忙于官场应酬，从未在精神上给予引导，既不教国事也不讲是非，只觉得金银堆出来的幸福才是父爱，张绍纪长到九岁还不会自己提裤子。

在张景惠眼里，这不过是少爷的天真与娇气，可谁能想到，这样的溺爱与忽视早早埋下了父子理念决裂的种子。

少爷觉醒

按理说，年幼的张绍纪享受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该是同龄人羡慕的对象，可他很早便发现，自己身上的光环并不让人敬重，反而成了嘲讽的靶子。

在同学的眼中，他不是总理公子，而是汉奸崽子，被孤立的处境让这位少年的心事变得愈发沉重，开始厌倦学校的集体活动，宁可独自坐在书房里发呆。

就在这时，父亲为他请来了一位俄语教师，原本只是想让儿子学门外语，好在日本人面前显得有文化，然而，这位俄语教师的到来，却成了改变张绍纪思想的契机。

那是一位来自苏联的中年人，不仅教字母、语法，还会讲列宁的故事，讲十月革命如何让无数普通人挺直了腰杆，这些描绘与张绍纪眼中的伪满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渐渐地，他对苏联文化生出浓厚兴趣，也开始阅读老师借给他的书，平生第一次意识到，父亲的仕途并非荣耀，而是屈辱的枷锁，一种抗拒在心底滋长。

年纪渐长，这种压抑终于化作了逃离的念头，张绍纪渴望离开这个充满虚伪笑脸与屈辱应酬的家，好在，堂兄张绍雄从日本寄来信件，鼓励他高中毕业后到日本留学。

张景惠对此非但没有怀疑，反而一口答应，在他看来，赴日留学对儿子未来仕途的一种投资。

1940年，张绍纪登上驶往日本的客轮，来到早稻田大学校园，他很快注意到堂兄的行迹有些不同，总是与一群人悄声交谈，时而传递书籍，时而集体外出，却从不带上他。

出于好奇，他几次追问，堂兄总是支支吾吾，不肯明说，直到有一天，堂兄递给他一本马列主义的著作。

“如果你真想知道，就先把这个看完。”

书中的观点如同洪水冲刷张绍纪的心岸，让他第一次明白了阶级、民族与自由的真正含义。

后来，他终于得知，堂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成员，而那群神秘的朋友，正是抗日救国的进步青年。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与考察，堂兄决定引荐他加入组织，张绍纪清楚，这意味着自己将彻底背离父亲的阵营，可他没有犹豫，郑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943年的，张绍纪结束学业归国时，已经有了另一层隐秘身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春情报小组的潜伏成员，组织为他安排了一个天然的掩护，即张景惠的俄文翻译。

这份工作看似高级，不过是替张景惠在接待苏联使节或翻译文件时动动嘴皮子，却给了他出入伪满政府高层的“金钥匙”。

在外人眼里，这位总理公子既懂日语又精通俄语，是张景惠的左膀右臂，正是这种毫无防备的信任，让张绍纪有机会查阅机要文书，在觥筹交错的席间悄悄记下日伪高官的只言片语。

其实，早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张绍纪就以“探望父母”为名，在最短时间内接触到核心信息，苏联由此果断抽调远东部队投入莫斯科保卫战，为战局的扭转赢得了时间。

可想而知，在父亲的庇护下，他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在长春的权力圈，作为翻译出入伪满国务院会议室，能在溥仪、日军将领、各部大臣之间周旋。

一次，他在一次小型聚会的闲聊中，意外获知日方在伪满推行的最高决策机构并非名义上的国务院，而是一个叫“火曜会”的秘密组织。

这一信息被传回延安后，为我方制定针对伪满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至于张景惠，对儿子的一切毫无所觉，每当张绍纪提出要安排几个朋友进政府部门时，他还以为这是儿子在为将来铺路，张绍纪终究会继承自己的衣钵。

殊不知，父子同坐一桌，吃着同一道菜，心里却隔着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一个在为日本服务，一个在为中国而战。

真相揭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传遍亚洲，伪满政府的高官宅邸弥漫着不安，张绍纪在接到党组织的指令时丝毫没有犹豫。

他的任务是利用总理公子与俄文翻译的双重身份，与进驻的苏联红军长春城防司令部建立联系，协助他们抓捕伪满的高层战犯。

命运的安排让他必须面对一个最艰难的目标，父亲张景惠。

一天傍晚，苏联红军的卡车停在一幢高大的洋楼前，张绍纪作为翻译走在最前面，敲响大门时，听见屋内传来母亲的惊呼。

几分钟后，身着礼服的张景惠走出来，看到儿子的那一瞬，眼里闪过一丝惊讶却很快被困惑取代，为何自己出任伪满国务总理多年，儿子会与苏军同行？

来不及多想，他已被红军士兵请上了卡车。

抓捕行动极为顺利，溥仪、张景惠以及一众伪满大员相继落网，被押送到沈阳，随后由苏军统一转移至苏联伯力关押，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因为苏军并不知道张绍纪的真实身份，只凭“曾在伪满政府任职”这一事实，便将他与这些战犯一并带走，那一刻，他甚至来不及与党组织建立最后一次联络。

伯力监狱阴冷潮湿，张绍纪与父亲被分在不同的牢房，作为一名红色特工，他曾无数次设想自己暴露后的种种结局，可真正面对时，他选择了沉默。

因为国内局势未稳，国共之间暗流汹涌，任何暴露都可能牵连长春情报小组的战友们，他不能让更多人陷入险境。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1948年辽沈战役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好消息让张绍纪一次次在心底告诫自己必须忍耐，等到时机到来。

终于，1950年春天，苏军决定将第一批战犯遣返回国，名单上有他的名字，押送途中，他从苏方军官口中得知新中国已经站稳脚跟，这才开口。

“我是中国共产党地下情报员，我要回到组织去工作。”

这番话让翻译和军官面面相觑，眼前这位被关了五年的战犯竟是他们的朋友，经过多方核实，苏方立刻将他的情况通报给中方。

回国后，张绍纪被先安排到沈阳监狱临时关押，等待身份确认，监狱要求每名战犯填写详细简历，张绍纪在其中写下“东北青年救亡会成员”，并列出证明人的姓名。

有幸，这位证明人当时正负责管理该所，看到简历后立即为他作证，几天之内，张绍纪恢复自由，党组织为他安排了新的工作，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科干事。

那年八月，第二批从苏联遣返的战犯抵达抚顺，其中便有张景惠，押送车队缓缓驶入大门时，张绍纪正站在操场一侧，身着整洁的制服，神情沉稳，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

父子四目相对，张景惠终于明白，自己这个看似顺从的儿子，这些年究竟在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