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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变不久，蒋介石就决定邀请美国选送一名高阶级军官，到中国战区统帅部内，以联军参谋长身份，协调各同盟国派驻在中国战区的军队。众所周知，史迪威将军最后获得此项任命。但是事实上，美国军部最初考虑的人选并非史迪威，而是庄穆（General Drum）。

1、庄穆犀利的报告

庄穆将军之入选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最初属意庄穆将军的理由，是因为他是当时美军最有作战经验而又表现杰出的军官。庄穆军人生涯中一个显著特色是，他并不具备中国或亚洲背景。他的入围间接证明了，军部最早物色人选时，也只重视候选人的专业条件，而不拘泥他是否具备中国背景。

史汀生部长打算赋予庄穆将军的职责也相当单纯。它们包括：协助美国军部与中国战区之间的沟通，代表美国参加在中国举行的盟邦会议，并在战区统帅蒋介石的指挥之下，协调在中国战区组建盟邦军队。

庄穆将军获知他的可能任务之后(1942年1月2日)，即刻把全部精力投入对新职的了解上。他多日努力后的成果是向史汀生部长呈交了一份长达9页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重点有二：

（1）中国战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2）中国战区需要多少美国援助才能有效地扮演这个角色？这两个焦点可谓非常贴切。

庄穆认为，中国的继续抗日是同盟国赢得战争的必要先决条件，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也必须包括足够的物资和行动，来维持中国的武装力量。这些努力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中国的陆军和空军，以便对日本进行猛烈攻击。

但是庄穆报告也毫不掩饰地批评了美军当前对华态度的松软无力。他的调查结果使他相信，美国现行的目标既模糊不清又摇摆不定。部分目标似乎没有经过慎重考虑，也不能保证其是否能够实现。

假如说庄穆的这些评语已经像一盆冷水泼在史汀生和马歇尔头上的话（因为他们正是军部对华政策的制定人和执行者)，那么庄穆接下来所说的话就更令他们难堪了。因为他认为，美国应该先理清自己的思路，拟订出一些具体方案，争取获得英国和中国的合作，并且订出明确的进度表来逐步推行这些方案。否则美国根本就不应该虚耗精力，派送一个代表团去中国。

庄穆对军部作为的具体批评更是淋漓尽致，毫不留情。

首先，他指出同盟国建立“中国战区”毫无实质意义，只不过新瓶装旧酒，旨在羁縻蒋介石而已。除非中国战区能够拿出真正的武力作战，否则该战区对赢得战争并无帮助。他同时表示，除非他本人能够获得充分授权，否则他到中国去也无法产生实际效果。

因此庄穆建议大幅增加中国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及印度的合作，并向蒋介石提出保证，美国将会把美国军队及基地放在印度，尽一切努力向中国提供武器及空军支持。

其次，庄穆认为，在马格鲁德代表团之外，再派遣一个新的(或是扩大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前往中国，并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效应。他坦白指出，此时此地，唯有实际行动才能收到决定性效果。

如果美国无法告知中国，它到底有什么具体计划要实现的话，就不应该去变动现状。用他的话说：“不管现在或是将来，假如中国人怀疑我的派赴中国根本缺乏实质意义，那对美国将是一个重大损失。”

第三，他认为美国军部所提各种指望中国军队参加对日本决战的方案都毫无意义。他特别指出，中国军队抵抗日本的先决条件，是美国承诺会向中国提供先进武器和空军支持，同时盟邦也必须尽力保障缅甸通路的安全。

庄穆这些看法让他作出以下的严峻结论：

“我坚决相信，如果在以上所讨论的各项步骤尚未被采纳前，美国政府就贸然派遣我去中国，这不但不能达到任何效果，反而会造成伤害。中国人会把它看成是虚应故事的善意姿态。因此，我去中国的派遣令应该暂时搁置，先把我们的计划研究成熟，并取得各方同意，然后再议。”

这些话对军部领袖无异于一记闷棍。

2、庄穆提名程序的突然终止

庄穆的观点给国防部长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两人带来了极大头痛。

对马歇尔而言，庄穆的观点和他自己的想法完全相左，马歇尔在1月8~9日的会谈中明确表示，他打算派送一个高规格的军事代表团赴华，并想让一个美国军官去指挥所有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

但他不准备让美国作出任何明确承诺，将向中国战区派送大量物资或人员，当然更不会为了中国而去保卫缅甸路。对庄穆建议美国应该先争取和英国及中国签订正式协议一事，马歇尔更是表现得极不耐烦。他一心只想先派遣一些美国军官到中国去，随后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由这些美国军官去随机应变，既无需事先规划，更不要先自绑手脚。

一旦马歇尔发觉他和庄穆之间的会谈不会得到任何结果时，他很快失去应有礼貌，随即硬邦邦地拿出杀手锏说，军人应该永远服从国家的命令，国家叫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必须去那里。当庄穆对这种说法表示保留时，马歇尔立刻宣布他反对庄穆的任命。史汀生跟着同意马歇尔的判断，认为庄穆缺乏一个忠诚军官应有的品质，那就是无条件地接受国家对他的命令。

就这样，庄穆拒绝接受军部当时的主流思想，军部领袖也因此立即中断了他的提名程序。但是庄穆提名过程有它深刻的历史意义。虽然它是一个不了了之的提名过程，但是它把当时美国军部的思路和措施生动地描绘出来。特别是庄穆的报告和晋见马歇尔对话的记录，更能帮助我们摸出许多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脉络。

3、美国人的“文字游戏”

就在军部着手物色新人选的同时，它也开始扩大了中国原本对这个军官职务的界定。当马歇尔咨询史迪威对这个职务成功率的把握时，史迪威的答复是，只要他能得到指挥权，他就有把握把工作做好。军部次长麦克洛即刻致函给宋子文（1月16日)转达军部新的立场，认为在缅甸战场，由于中英美三国军队将共同在一起作战，因此最理想的安排是由一位美国军官同时指挥这三个国家的军队。宋子文为了慎重起见，在1月18日特别把信件译本和原文全文转呈给蒋介石，让后者可以完全了解美国的意图。

次日，宋子文又把史汀生部长本人写的一件备忘录转呈给蒋介石。依照史汀生的说法，美国军官的权力应该是在蒋介石的授权下，指挥所有托付给他的中美两国军队。针对史汀生的备忘录，宋子文自己也致信蒋介石作出解释，他说把指挥权交给美国军官，纯粹是为了避免中英两国在缅甸战争中产生摩擦，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英国要求直接指挥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此外，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授给美国军官一事只适用于缅甸，而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如越南或泰国。

蒋介石对美国这个节外生枝的要求的立即反应是异常不快。不过他不愿意在同盟缔结之初就正面提出反对，更何况他也急于参加缅甸保卫战。他的对策是隐忍不发，只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愉快防范于未然。因此声明，这位美国军官在行使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职务时，可以有权“联系”缅甸的中英美各国军队，但他必须是隶属中国战区指挥系统的一分子。

换言之，蒋介石采用“联系”一词，来冲淡“指挥”的意思。他同时还说明，这个美国军官之所以能够获得这项权力，完全是因为他是中国战区的联军参谋长，因此当然必须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蒋介石采取的立场并不难理解。美国政府的信件并没有指明中国军队需要美国指挥官来领导，也没有声称美国军官一定会比中国军官更善于指挥中国军队。相反地，美国政府只是用了一个巧妙的借口来处理一个敏感的问题。

美国的说法是：鉴于大批的中英美军队可能会在缅甸这么一个狭小战区内作战，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但是鉴于中英两国之间互相憎恨，它们任何一方都无法接受对方军官作为它们部队的指挥官。因此折中办法就是让美国军官担任指挥官。

中国当时的假设是，缅甸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战场，由三个盟邦通力合作，各自贡献数量大致相当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把军队交由美国军官指挥以增强合作，也显得合情合理。中国人也许还作了更进一步假设，那就是，如果美国政府不打算派送相当数量的美国兵力到缅甸战场的话，他们也绝对不敢如此大模大样地要求指挥中国军队。

尽管如此，蒋介石依然采取了更周密的防范措施，以避免发生意外。比如说，他明确表示，这个美国指挥官的指挥权必须处于他联军参谋长的位置之下，而联军参谋长又必须处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下，而统帅又正是蒋介石本人。有了这些层层布置，蒋介石大致以为不会出任何差错。

在中国当时的政治军事常规下，蒋介石尽管可能让别人在名义上有权，但事实上他一直拥有关于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蒋介石没有料想到，缅甸根本没有出现三国合作的局面，美国人完全没有出兵的意愿，而英国人不仅拒绝把指挥权交给美国人，甚至还想和美国人争取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简而言之，在指挥权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领袖的思路可谓背道而驰。美国领袖充满信心地以为中国军队急需美国人的军事领导，也会欢迎美国人领导，因为美国军官绝对比中国军官更具专业水平和领导才能。

在挑选史迪威的过程中，指挥权问题刚提出还不到三天，美国军方又陆续扩大派华将领的职权。首先，史汀生通知宋子文（1月19日)，美国政府准备同时任命史迪威为美国陆军自己的驻华代表，并行使以下的权力：

（1）主导与美国对华租借法案有关的一切事务。（2）指挥所有驻华美军，并且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指挥中国托付的军队。假如这些军队赴缅甸作战的话，则它们的作战计划需要英国东南亚战区司令卫佛尔批准，但它们的战斗行动仍只受美国军官指挥。（3）代表美国参加所有在中国境内举行的国际军事会议。（4）维持并管理经由缅甸到云南路线运送到中国或已经在中国境内的租借法案物资。

很显然地，史汀生的新安排大有问题。蒋介石当初邀请的只是一位作为“他个人”联军参谋长的美国军官。现在美国人却要这个军官同时兼作“美国军队的”驻华代表，并给予许多新权力和责任。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位美国军官在中国战区的职责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内在冲突。联军参谋长是由蒋介石任命，并需绝对服从他个人的命令，任务是去协调中国战区内盟邦之间的合作，而接受美国政府指派代表的使命则是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史汀生这种安排明显违反了常理，有思路错乱的问题，难怪蒋介石感到紧张，并立即要求澄清。

蒋介石在1942年1月22日致宋子文电文中，首先对美国提名史迪威担任联军参谋长一事表示欢迎，但马上表达看法：这个美国“代表”必须接受联军参谋长的指挥，而联军参谋长又必须接受中国战区联军最高统帅的指挥。蒋介石表示，只要双方都遵守这个基本原则，则其他事务就容易处理了。

史汀生在给宋子文的回信，其实还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那就是以轻描淡写的笔触，让他自己从原先所持的立场开始抽身退缩。1月15日军部次长麦克洛请宋子文转呈蒋介石的备忘录中，还提到未来缅甸战争中会有中英美三国军队参加，而现在史汀生只谈到“结合中美的共同努力”，和“协调在缅甸的英军”。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人只同意，承认这位美国军官为中国战区与他们西南太平祥战区之间的主要“协调人”（联络官）。

既然美国政府原来谈的“美国军队”，现在已经改头换面地变成“美国的努力”，而原来以为这位美国军官和英国军队的关系是一个上级指挥部队的领导关系，也变形成为“联络”的关系，结果则是原来美国政府向中国推销的安排中，三分之二的实质内容都在不声不响中消失不见了。以当时中国领袖们对美国人的信任程度而言，他们如果没有看出这些字里行间的玄机，并不奇怪。

同一天(1月23日)，宋子文致函史汀生表示同意其来信内容，并称：“谨代表我的政府向阁下表示，您信件中所作的建议与委员长的意见完全相符。我相信有关派遣美国司令官和他的助手们赴华的具体计划，可以开始进行。我认为这位美国军官作为委员长联军参谋长…但毫无疑问当然应该接受委员长的指挥。”

在此信中，宋子文加倍小心地再三重复一个重点，那就是史迪威必须接受蒋介石的指挥。

一旦把这一个重点反复说清楚之后，宋子文也告知史汀生，关于如何安排缅甸战区的英军指挥权一事，中方认为应该由英美双方去直接解决，这和美国人在该地指挥中国军队是两件不同的事。同一天，宋子文也向蒋介石保证，这个美国军官既统率中国战区的全部美军，也是中国战区所有联军的参谋长，并须服从最高统帅。

美国军部对蒋介石1942年1月21日信件的正式复文，是由军部次长麦克洛于1942年1月23日交送宋子文。此信内容和史汀生同一天给宋子文的信相同。

经过这一道官方手续，麦克洛再度确认了史汀生说过的话，即这位美国将领大部分时间不应该用在操心缅甸事务，而是应该留在重庆和蒋介石密切合作。但是，史迪威抵达中国以后，实际情况的演变将完全偏离此项承诺。

4、美国人为何要这样做？

在中美双方就联军参谋长职权磋商的过程中，两国之间来往信件中所表达的重点大相径庭。中方再三强调这位美国军官必须接受委员长的命令，美方则对此项坚持从不正面予以辩驳，但也避免用完全相同的字眼去重述中方的意见。

这个差别应该如何解释？

一个合理的说法是，美国人当时完全同意中方在这一问题上所表述的立场，因此认为无需多费笔墨去逐字逐句地重复，于是转而把注意力放在他们对该职务新加上去的职权上。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双方此时的观点可以说是一致。

换句话说，不管哪一方当时都没有能力预见几个月后引爆出来的大麻烦。但是等到大麻烦一旦爆发之后，美国军方立即对双方来往信件的文字进行细致过滤，以期能找到新证据去支持他们的论点，甚至指责宋子文涉嫌对蒋介石故意隐瞒他自己对军部所作过的承诺，不过此一指控并无事实根据。

另外一个解释是，美国军部参谋人员粗心大意，根本没有注意到中方一再强调的，战区最高统帅和他的联军参谋长之间应有的关系。而军部领袖又把全部精力放在他们在原有的职务基础上另外附加上去的许多新职权，以致也没有把相关问题考虑透彻。

我们应该还记得，蒋介石曾经告诉马格鲁德说，他希望和美国缔结一个正式的协定，把有关盟邦间的关系考虑清楚后以文字界定。但是美国政府对这个建议毫无兴趣，置之不理。依此类推，美国军部可能又是以同样漫不经心的态度，不愿意花费精神去规定盟邦间军事合作的细节。

在这方面，美国财政部和军部在处理对华事务上，明显有不同作风。总的来说，当双方关系牵涉到美国政府的金钱资源时，财政部坚持必须把最严谨的条文写入正式协定，并由双方签字始能生效。但当牵涉到中国的军队时，军部就只愿意达成最模糊的谅解，而且坚决反对把它们形成文字。

第三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美国领袖自始就没有把中国的要求当一回事，只是希望暂时蒙混过去，以期尽快把一个美国高级军官安置到中国战区的指挥系统里，让他伺机扩张美国的影响力。

如果这种情形属实的话，那么美国就不愿意过早透露它对蒋介石邀请的不同意见，以免打草惊蛇，进而阻挡美国想在中国战区扩展影响力的机会。反之，如果美国暂时对蒋介石的立场保持缄默，就可以使情况继续向前推进，使同盟关系得以马上建立，以后再争取机会取消或改变与蒋介石约定的安排。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拒绝签订任何协议就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行为，以免将来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解释，那就是美国军方领袖们对自己信心十足，认为能够随意操控中国政府，以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粗枝大叶式的安排会产生纰漏。尽管中国人已经再三说明了他们的立场，但是美国军方就是听而不闻。相反地，他们认定中国人会毫无怨言地顺应他们的指示行事。

以上提出的解释中究竟哪一个最接近史实，或许要等到研究者能对美国档案作更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获得确切答案。

不容置疑的却是，如果美国政府想要避免可能发生的职位重叠或权力冲突的话，它最简便的处理方式就是同时任命两位高级军官：一位是响应蒋介石的邀请担任他的联军参谋长，另一位是担任美国自己派驻中国战区的常任军事代表。设若美国当时采取此项措施，那么这两位军官之间的权责就会非常分明。

这种做法对美国而言，唯一的代价是要多选派一位将官级军官而已。当然，假如美国政府果真选择这种安排的话，它完全有权选择自己最属意的军官作为代表，无论该员是不是“中国通”，它都可以不必顾虑蒋介石的意见。

不幸的是，军部从来没有考虑这个方案。而它采取的却是一个最不合理而又最可能出差错的方案。更进一步说，如果军部真正只想派送一位“美国代表”赴华的话，它大可以婉拒蒋介石对联军参谋长的邀请。令人不解的是，尽管蒋介石屡次声明联军参谋长必须接受他的命令，而军部居然没有能力预见到以后会发生的麻烦。归根结底，军部采用了一个最糊涂的安排，迫使这位美国军官不断地在面临选择效忠对象时，落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同时还导致同盟关系恶化。只能说这种组织安排是一个败笔。

至于中国方面，一旦他们认为美国人已经完全同意，让这位美国军官担任蒋介石的联军参谋长并且接受其命令时，宋子文便在1月30日致史汀生函中，肯定这位军官作为“美国陆军驻华代表”等其他的职权。

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宋子文致史汀生电文的目的，只不过是表示“知道”美国政府已准备把何种工作交给它的驻华代表去做。

宋子文1月30日的电文，使史迪威得以带着双重身份来到中国战区。然而就在史迪威抵达中国之初，事情的发展就已显示，中美双方政府都过于低估了它们的安排所能带来的灾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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