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计划生育一百年不动摇”的彭佩云去世，她父亲的人生更传奇

秋雨敲着上海老街的窗，彭湖躺在病床上，一遍遍念着去留肝胆两昆仑，没人知道他最后念这句诗，是不是和他年轻时的选择有关，从湖南走到海外，从军装换成长衫，他这一生，总在时代的缝隙里找路。

1916年，长沙长郡中学的少年彭湖考了商科，哥哥去了军校，家里救国的心思像火一样，有人拿枪，他却盯着账本，五四那年，他跟着毛泽东北上请愿，等哥哥穿上军装，他转身进了上海商科大学的图书馆，档案里有个细节，毕业后他南下广州，在黄埔军校还穿着长衫，埋头管杂务，后来他写文章反对清党，宁汉合流后，他去了美国读书，每一步，都比别人慢半拍，又快半拍。

1939年，贵州，他带着湖南的一帮人办起公私合营的企业，别人说他是官派经理，他却蹲在烟田里，种下美国来的烟种，硬是让贵州的烟叶养活了半个省，到1944年，他在重庆偷偷见了周恩来，后来宋子文叫他去台湾，他把银行钥匙交给了南京的接管部门，没人问为什么，就像没人懂他当年在斯坦福读书时，总在书页边上写“要合国情”那样，死犟着不松手。

他老了，丢了工作，天天翻谭嗣同的书，子女记得，这个管过几十家厂的经理，临终前嘴里念的不是金库密码，是老家祠堂前那对石狮子还在不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毕业照边上，海关清单上列满了他的书，工业管理，货币银行学，像他这一生，两手空空来，带了一箱子书走。

2020年，女儿在座谈会上说起父亲总趴在桌边写东西，那些没写进传记的事，大概都藏在他没寄出去的信里，如今贵州的烟田还是绿油油的一片，秋雨里落下的诗句，是他给这个时代留下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