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城南常武王墓：到底是哪位“武王”的长眠之地？

咱们今天就来好好掰扯掰扯薛城南常那座大名鼎鼎的“武王墓”——这事儿在当地流传了上千年，老百姓口口相传说是古代某位武王的陵墓，甚至连周边的五座小墓都被附会成“武王五子墓”，叫“五王墓”。但作为长期研究鲁南地区考古和地方史的学者，我得负责任地说：这“武王”的身份，可不是靠传说就能定的，得拿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说话，一步步拨开历史的迷雾。

首先咱们得明确一个基本前提：“武王”不是随便谁都能叫的，要么是有正式谥号的帝王诸侯，要么是民间对勇武之人的尊称。咱们先从最有名的“武王”说起——西周的周武王姬发，也就是伐纣灭商、建立周朝的那位。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想，会不会是他的陵墓？答案很明确：绝对不可能。为啥这么肯定？咱们从两个关键点就能判断。第一，地理位置对不上。根据考古学界的共识，西周早期的王陵主要集中在陕西关中地区，比如咸阳附近的周陵遗址，那才是周武王、周成王这些西周开国君主的陵墓集中区域。薛城南常位于山东南部，在西周时期属于东方夷族与中原诸侯交界的地方，距离西周都城镐京（今西安）千里之遥，周武王怎么可能把陵墓选在这儿？第二，墓葬形制不匹配。周武王所处的西周早期，王陵形制是“亚”字形大墓，配有车马坑、祭祀坑，随葬品以成套的青铜礼器、兵器为主，而且有严格的等级规制。但薛城南常的“武王墓”，根据多年的考古勘探，是一组分布在老鸹山的封土堆群，最大的封土直径也就一百五十米左右，属于中小型墓葬群，跟西周王陵的规模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周武王这个选项，咱们直接可以排除。

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聚焦在鲁南本地——毕竟古代诸侯墓葬大多离自己的都城不远。鲁南地区在夏商周时期有个很重要的诸侯国叫薛国，这可是个历经夏、商、周三代的“长寿古国”，从夏朝车正奚仲受封开始，一共传了六十四世，都城就在今天的薛城附近。那薛国国君里有没有谥号为“武王”的呢？咱们翻遍《世本》《左传》还有地方史志记载的薛国世系：从西周初年周武王复封的薛侯畛开始，后面有厉侯陵、宣武侯房、哀侯褒、庄侯元……一直到被楚国灭亡的愍侯洪，所有国君的谥号里，只有“宣武侯”带个“武”字，但人家全称是“宣武侯”，而且墓葬已经在前掌大遗址被发现了——1994年考古队在滕州前掌大发掘的西周早期贵族墓，出土了两千多件青铜器、漆器，还有密封了三千年的古酒，根据铭文和器物组合，已经确定是薛国宣武侯等贵族的墓葬，跟南常的“武王墓”完全是两个地方，直线距离都有几十里地。所以薛国国君里，压根就没有独立谥号为“武王”的人，这第二个选项也站不住脚。

那会不会是其他诸侯国的“武王”呢？咱们再扩大范围看看。鲁南周边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鲁国、滕国、小邾国等诸侯国。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国君都是姬姓，历史上有鲁武公，但鲁武公的陵墓在曲阜附近的鲁国故城遗址内，早就被考古证实了，跟薛城没关系。滕国、小邾国都是小国，国君谥号里连带“武”字的都没有，更别说“武王”了。再往远了说，战国时期的楚国、齐国虽然都曾势力范围覆盖过鲁南，但楚国的“武王”是楚武王熊通，他的陵墓在湖北江陵一带；齐国的国君里没有称“武王”的，所以这些外地诸侯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那会不会是秦汉以后的“武王”？比如汉代的藩王？咱们再梳理一下秦汉时期的“武王”。秦代没有分封诸侯王，汉代的异姓王、同姓王里，谥号为“武王”的只有一个——淮南王英布，但英布谋反被杀，不可能有如此规格的墓葬，而且他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江淮地区，跟鲁南无关。其他汉代诸侯王，比如齐王、楚王、鲁王，谥号里都没有“武王”，所以秦汉时期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

排除了这么多选项，那薛城南常的“武王墓”到底是谁的？答案就藏在地方史志和考古勘探结果里。根据《峄县志·古迹考》明确记载：“周将军墓，在（峄）县西四十里，建陵城（即今南常故城）东。元广威将军同知峄州军事周忠，并其子武节将军兼邳州节度副使瑞昌，俱葬于此。” 这段话把位置、墓主人身份说得明明白白——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武王墓”，而是元代大将军周忠和他儿子周瑞昌的墓葬。

咱们再结合考古发现验证一下。考古队对老鸹山的五座封土堆进行勘探后发现，这五座墓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东汉，最晚的就是元代，所谓“五王墓”其实是不同时期贵族墓葬的集中分布区，并不是同一批人的墓葬。其中位于山巅的最大一座墓，根据土壤堆积和少量出土的陶片、砖瓦判断，正是元代墓葬，这和《峄县志》记载的周忠墓位置完全吻合。周忠是薛城南常本地人，元代初年因为抗击金兵、保卫乡梓立下大功，被封为广威将军，后来在征战中遇害，归葬故里；他的儿子周瑞昌继承父职，也被封为武节将军，死后葬在父亲身边。这父子俩都是元代的著名武将，民间百姓为了纪念他们的勇武，口口相传中就把“武将军墓”简化成了“武王墓”，时间一长，就慢慢附会成了古代“武王”的陵墓，连周边的其他时代墓葬也被凑成了“五王墓”的传说——这种民间传说对历史人物的“拔高”和“简化”，在考古学上是很常见的现象。

可能还有人会质疑：会不会有更早的“武王”葬在这里，周忠父子只是附葬？但考古勘探已经明确，这一带的核心墓葬是元代的，没有发现更早的大型贵族墓，而且如果真有“武王”级别的人物葬在这里，不可能没有相应的随葬品和祭祀遗迹。前掌大薛国贵族墓之所以能确定身份，是因为出土了带铭文的青铜器，而南常的这些墓葬，无论是勘探还是局部清理，都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武王”身份的文物，反而出土的砖瓦、陶片都是元代常见的器物，这进一步印证了《峄县志》的记载。

还有个关键点要说明：鲁南地区在元代战乱频繁，周忠这样的地方将领往往是乡梓的保护者，深受百姓爱戴，死后被立祠纪念、传扬事迹是很自然的。民间在传颂过程中，很容易把“武将军”的“武”和“王”联系起来——毕竟“王”在民间语境里是尊贵地位的象征，久而久之，“周将军墓”就变成了“武王墓”，这个演变过程是符合民间传说形成规律的。

总结一下：薛城南常的“武王墓”，既不是西周周武王的陵墓，也不是薛国或其他诸侯国“武王”的遗迹，而是元代广威将军周忠及其子武节将军周瑞昌的墓葬，民间传说中的“武王”，其实是对“武将军”的误传和附会。

当然，作为严谨的研究者，我也得说：虽然目前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勘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但要完全盖棺定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比如如果能在墓葬中发现带有周忠、周瑞昌铭文的器物，就能彻底证实这一结论。不过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元代武将军墓讹传为武王墓”是最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

这也提醒我们，民间传说虽然承载着百姓的情感和记忆，但要还原历史真相，还得靠考古实物和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薛城南常的“武王墓”传说，其实也是鲁南地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元代将领周忠父子的事迹，也反映了民间对忠义勇武之人的尊崇——这或许就是这个“误会”背后，最珍贵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