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朱枫暴露真相：不是蔡孝乾出卖，问题出在“单线联系”上！

吴石案发生在1950年初的台湾，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加强对岛内地下活动的清剿。这起案件涉及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以及从大陆派往台湾的联络员朱枫，还有吴石的副官聂曦和部下陈宝仓。

多年来，许多资料将他们的被捕归咎于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的叛变，但实际档案和相关记录显示，蔡孝乾的投敌发生在吴石等人落网之后。暴露的根源在于地下工作中的联络方式出现偏差，具体是单线联系原则未能严格执行，导致两条原本独立的线路产生交叉，给了国民党特务顺藤摸瓜的机会。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谷正文根据前期线索，突袭蔡孝乾住所。蔡当时外出未在家中，特务搜查时发现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有“吴次长”字样，并标注可能与情报来源相关。谷正文将笔迹样本拍照存档，但未立即行动，因为台湾有多个次长，无法确指吴石。

同时，笔记本上还有纸币，背面写有电话号码，指向朱枫继女陈莲芳的住所。这条线索虽未直接暴露吴石，但为后续调查埋下伏笔。蔡孝乾逃脱后，继续隐匿，但他的笔记本已成为潜在隐患。

朱枫在完成情报传递后，计划撤离台湾。吴石为她签发国防部特别通行证，以掩护她乘空军飞机前往舟山定海，再从那里乘船返回大陆。这张通行证上有吴石亲笔签名，成为关键物证。同时，蔡孝乾违反纪律，请求朱枫帮助其妻妹马雯娟撤回大陆。朱枫转而找吴石妻子王碧奎协助，由聂曦签发另一张通行证。这项私人帮忙进一步将吴石线与蔡孝乾线连结起来，因为聂曦的签发记录留在国防部档案中。

2月18日，朱枫抵达舟山后，在定海存济医院暂住，准备次日离岛。国民党军警根据台北保密局指令，突然逮捕她，从她身上搜出吴石签发的通行证。谷正文比对通行证签名与蔡孝乾笔记本样本，发现笔迹一致。“吴次长”的模糊记录与实物证据对接，确认指向国防部吴石。保密局顺着这条线追查，发现聂曦办理马雯娟通行证的记录，进一步固化证据链。

3月1日，保密局逮捕吴石，同时抓捕聂曦和陈宝仓。陈宝仓负责整理军事文件，在吴石家中搜出相关残片，证实其参与情报活动。此时，蔡孝乾尚未叛变，他的第二次被捕发生在3月中旬。蔡被捕后，一周内投敌，向国民党供出地下组织名单，导致台湾工委遭受毁灭性打击，上千人被捕。但吴石案的破获已先于此，蔡的供词仅确认了已有线索，而非起始原因。

单线联系原则是地下工作中为保护情报网络而设，即每个成员只与指定一人联络，避免横向交集。朱枫作为中转，本应只与吴石和蔡孝乾分别单线对接，但她与蔡的会面讨论了超出情报的细节，还介入私人事务，导致两条线纠缠。笔记本的记录虽未直接点名，但与通行证的物证结合，形成闭环。国民党特务利用这一疏漏，一步步拆解网络。如果严格遵守单线，蔡的笔记本即便被发现，也难与吴石关联。

吴石等人被捕后，受审期间面对严刑拷问，坚持不供出更多组织细节。5月30日，国民党高等军法合议庭判处他们死刑。6月10日，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枪决。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任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后升至情报局少将副主任，继续协助清剿残余地下党，直至1982年去世。他的投敌加速了台湾地下党的瓦解，但吴石案的教训在于联络方式的失误，而非单纯叛徒问题。

台湾地下党覆灭后，国民党加强监控，中共情报工作转入低潮。1973年，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案件档案解密后，更多细节浮出水面，提醒后人情报战的严苛。单线联系的教训在于，任何小疏忽都可能酿成大祸，尤其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蔡孝乾的投敌行为，破坏了整个体系，但他并非吴石暴露的直接元凶。真相在于联络方式的交叉，这一点在谷正文等人的记录中反复提及。

如今看吴石案，不只是历史事件，更是地下工作的镜鉴。情报网络如链条，一环弱则全盘松。朱枫的通行证和蔡的笔记本，本是无关物品，却因横向联系而连结。国民党利用这一弱点，高效破案。中共后期调整策略，强调更严格的隔离原则，避免类似悲剧。蔡孝乾的结局，也显示叛徒的下场虽暂得高位，但历史评价难逃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