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2025年9月发布的最新资金循环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6月底，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余额增至223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增长1.0%，连续第10个季度保持增长。

然而，在这看似不变的增长背后，资产配置的结构正在发生静默转变：现金和存款30年来首次出现微弱下降，较去年同期减少0.1%至1126万亿日元。与此同时，投资信托大增9.0%至140万亿日元，股票增加4.9%至294万亿日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经济泡沫破裂，改变一代人的财富观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跌，家庭资产湮灭1500万亿日元，经济增速从8%向零增长靠拢。

泡沫破裂不仅带来了数字上的损失，更深刻改变了一代日本人的财富观念和资产配置逻辑。

经历从暴富到返贫的剧烈转变，许多日本民众从此对风险资产产生了长期的不信任感。房地产在日本家庭资产中的占比从50%以上缩水至目前的21%。

“在经历了泡沫经济破裂的惨痛教训后，日本家庭迅速地‘去房产化’，投资损失的惨重强化了不少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

与此同时，日本自1995年进入低利率时期，近三十年基本与日本经济的“失去期”相吻合。1999年起，日本开始实行史无前例的零利率政策，此后大部分时间维持零利率或负利率。

超低利率下，日本人为何仍偏爱储蓄？

超低利率环境下，日本居民依然执着于储蓄，表面看似乎不符合经济理性，但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

日本居民拥有的全部资产中，八成以上由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持有，这些人经历过泡沫经济破裂，风险偏好极低。

日本传统上建立的以银行为中心的“护送船团”式金融体制，形成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在全国启动“居民储蓄运动”，并推出免除存款利息税等优惠政策，使日本居民的存款储蓄习惯从此养成。

日本金融政策对银行储户利益的保护也在不断健全。日本政府创建了存款保险制度与储蓄保护基金两大金融防火墙，确保在银行破产时储户能受到足够补偿。

这种护城河式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储蓄选择行为。

结构转变的信号已经出现

最新数据揭示了一个重大变化：2025年第二季度现金和存款余额出现了三十年来首次同比下降，虽然降幅仅为0.1%，但象征意义重大。

这一转变背后有两股关键推动力：小额投资免税制度（NISA）的普及和股市的持续上涨。

日本政府近年大力推广的NISA计划，为普通家庭提供了投资股市和投资信托的税收优惠通道，直接刺激了家庭资金从储蓄账户流向投资市场。

同时，日经225指数在2023年至2025年间累计上涨超过40%，显著提升了家庭持有资产的价值，进一步吸引了新的资金流入。

此外，无现金结算方式在日本快速普及，也降低了家庭对现金的依赖。加上通胀回升导致名义消费者支出上升，促使日本家庭以创纪录的速度减持现金。

深层社会结构变化驱动储蓄行为

超越经济因素，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化也在驱动日本民众的储蓄行为。

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8%，位居世界第一，更多老年人动用储蓄来消费，按理说会拉低储蓄率。

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家庭制度已从直系家庭向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转变，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

家庭的小型化一方面驱使年轻家庭为购房而储蓄，另一方面也导致老年家庭需要为养老而储蓄。

此外，日本“自由职业者”大幅增加，人数最多时曾高达460万人，目前也在15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员工作与收入很不稳定，基本是“月光族”，根本无能力储蓄。

还有“既不就学也不就业”的“啃老族”逐渐增加，这些人没有收入，自然也没有存款。这些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影响了整体的储蓄能力。

低利率下的资产配置多元化尝试

尽管日本家庭部门整体偏向保守的储蓄策略，但日本机构投资者和部分家庭在低利率环境下，也逐渐摸索出资产配置的多元化路径。

由于日本低利率环境下与海外、特别是美国国债的息差大幅走阔，即便考虑对冲成本后仍有较大套利空间，因此寿险大量增配外国债券，持有海外证券占比提升至22%以上。

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也大幅调整资产配置，外国债券与权益资产的比重已各占25%。

从投资回报来看，权益投资是GPIF资产结构中回报最高的类别，2014-2023年以来的国内权益与外国权益投资回报率均值分别为10.4%、13.3%。

这些尝试表明，日本投资者并非完全排斥风险，而是在追求收益的同时更注重风险控制和多元化配置。

在低利率时代，存钱早已不是关于利息的计算，而是关于安全感的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