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唯一走完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人，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核心领导，却在1950年被捕后迅速叛变。

导致400多人被捕、1800多人受到牵连，甚至让吴石、朱枫等我党隐蔽战线的英雄喋血台北。

更讽刺的是，这位“软骨头”后来竟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少将。而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只写了四个字。

这四个字是什么？他真的后悔了吗？

殖民反抗后参军

1908年，蔡孝乾出生在台湾彰化县一个普通家庭。六岁时，他进入彰化公学校接受日式教育，每天清晨必须向日本天皇画像鞠躬。

殖民统治的残酷现实，早早激发了少年蔡孝乾的民族意识。

1924年春，16岁的蔡孝乾做出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赴上海求学。

他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所由共产党人邓中夏创办的学校汇集了瞿秋白、恽代英等当时中国最激进的思想家。

校园里反帝反封建的呼声此起彼伏，蔡孝乾迅速融入其中，参与组建各种左翼学生团体。

1928年4月15日，他与其他台籍革命者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台湾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成为台共早期重要成员。

1932年，红一军团东征进入漳州，蔡孝乾受邀加入红军。

在苏区，他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视，担任“反帝总同盟”主任一职。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蔡孝乾革命生涯的顶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蔡孝乾随队出发，成为唯一参加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员。

这段经历本该是他革命生涯中最耀眼的勋章。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长征的艰苦没有摧毁他，台湾的糖衣炮弹却让他彻底堕落。

革命意志的腐蚀瓦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重归中国版图。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经历过长征考验的蔡孝乾为负责人。

1946年7月，他秘密返台，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

初返台湾时，蔡孝乾确实展现出了老革命的经验和能力。

在他的领导下，台湾省工委党员人数从最初的70余人发展到1300多人，渗透到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

然而，随着权力的扩大，蔡孝乾的革命意志被台湾的物质生活逐渐腐蚀。

战后台湾的经济水平远高于大陆，他很快沉迷于奢靡享受的生活。

​​蔡孝乾频繁出入台北高档西餐厅​​，对波丽露的牛排情有独钟。

更令人不齿的是，他挪用了高达1万美元的组织经费用于个人挥霍，一半用来赌博输了，另一半则花在西餐厅和舞厅里。

更令人发指的是，47岁的蔡孝乾甚至与16岁的小姨子马雯娟同居，用组织的钱租小洋楼金屋藏娇。

地下党内部同志对他这些行为早有批评，却因他大权在握而难以有效制约。

到1949年底，蔡孝乾已欠下近千美元赌债。

这位曾经啃树皮、煮皮带走过长征的老革命，如今已深陷享乐主义的泥潭无法自拔。

台湾地下党的灭顶之灾

1949年7月，一起意外事件引爆了整个台湾地下党的危机。

一份台共刊物《光明报》被人捡到后交给了国民党当局。 蒋介石看到《光明报》后大为震怒，下令限期破案。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亲自负责此案，很快抓捕了4名台大学生，并顺藤摸瓜逮捕了基隆中学校长、台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

钟浩东在狱中经受严刑拷打，却坚贞不屈。

但在一次精神濒临崩溃时，他恍惚间问了一句：“老郑怎么样？” ​​这句话让谷正文意识到“老郑”是条大鱼​​。

在后续的抓捕中，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相继落入敌手。

1950年1月29日，化名“老郑”的蔡孝乾在台北泉州街的住所附近被捕。

蔡孝乾首次被捕后，深谙心理战的特务谷正文看穿了他贪图享乐的弱点。谷正文没有动用酷刑，而是天天给他送饺子美食。

一周后，蔡孝乾主动提出要去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吃牛排。 吃完牛排，他假借带特务去共产党据点，在途中翻窗逃跑。

如果蔡孝乾此时能吸取教训，或许还能挽回局面，但他没有。

​​逃到嘉义农村后，过不惯清苦生活的蔡孝乾​​，竟然再次冒险进城想吃牛排。

他穿着西装打着领结，带着马雯娟准备享受烛光晚餐，却被守株待兔的特务逮个正着。

彻底叛变背上千条人命

第二次被捕后，谷正文换了一种策略。他把马雯娟关进监狱陪伴蔡孝乾，并天天送去山珍海味。

在美食与美色的双重诱惑下，蔡孝乾不到一周就全盘供出了所知的一切。 ​​

蔡孝乾叛变后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帮我还赌债，让我小姨子马雯娟来照顾我”​​。

条件被满足后，他像倒豆子一样，把台湾省工委的全部底细全盘托出。

他不仅交出了每个党员的住址和联系方式，连谁负责传情报、谁管经费都讲得一清二楚，甚至暗号怎么对的细节都交代得明明白白。

特务按照他提供的名单开始抓人，一个月内，超过400名中共党员就被逮捕了，还有一千多名卷入调查，最终大约一千一百人被判死刑。

台湾省工委下属的13个地委和28个县委全都垮了，地下党活动也彻底陷入了低谷。

更致命的是，蔡孝乾被抓时，随身的公文包里的记事本上写着“吴次长（吴石）寓所地址”——正因这句话，吴石将军很快就被盯上了。

与蔡孝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石、朱枫等烈士。

吴石一被拿下，特务就用老虎凳把他的腿压到终身残疾，用竹签钉他的指甲，灌辣椒水到他肺里，最后还让他失明一只眼，可他直到死都没开口供。

交通员朱枫被捕当天晚上就咬碎了身上的金锁片，一口吞掉自杀，但被救回来后，依旧一句话不说，临刑时还昂挺着头。

像聂曦、陈宝仓这些年轻的同志，枪响之前还高喊“共产党万岁”。

叛徒晚年的挣扎

叛变后的蔡孝乾，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先后担任“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6年任台湾当局“国防部情报部”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

表面上他获得了自由和地位，​​实际上却生活在持续的监视中​​。

据记载，蔡孝乾的住所配有警卫和狼狗，行动受限。

他曾抗议：“我们都明明已经投降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对待我们？”但监视从未停止。

晚年，蔡孝乾试图通过撰写《江西苏区回忆录》《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等书，重拾昔日的光环。

在回忆录中，他竟写下了“​​理性选择​​”四个字，为1950年的叛变行为辩解，称这是“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毫无愧疚之意。

这位叛徒的文字洗白企图未能得逞。学界批评其回忆录避重就轻，对叛变行径避而不谈。

一位读者痛斥：“他用墨水洗刷血迹，但历史只记得鲜血。” 蔡孝乾的内心始终无法获得真正的平静。

他清楚自己闯了大祸，逼着三个儿女改随母姓“周”，后来还把他们送到美国，跟自己彻底撇清关系，怕被报复。

街坊邻居都觉得这个“蔡顾问”很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眼神里还藏着点慌张。

1982年10月，蔡孝乾在台北病逝，终年74岁。

他的葬礼低调，骨灰被草草安置在阳明山公墓角落，墓碑上只刻“蔡公讳孝乾之墓”，连全名都不敢记录。

结语

站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前，看着镌刻在花岗岩上的846位烈士英名，我们不禁思考：同样是面对生死抉择，为何有人能如吴石、朱枫般坚贞不屈，有人却如蔡孝乾般叛变投敌？ ​​

那些在马场町倒下的烈士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信仰和尊严。

而苟且偷生的蔡孝乾，虽有少将军衔和洋房，却连真实姓名都不敢刻在墓碑上。

历史从不言语，却总用最冷酷的方式执行审判。

信息来源：

吴石将军最后的日子——中国新闻周刊2018-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