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循吏骆应炳的宦海浮沉与文教人生

桂孝树

一、耕读世家的少年才俊（1764—1785）：寒门逆袭的初始轨迹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骆应炳生于九江府德化县一耕读之家。其父祖虽无功名，却秉承 “耕读传家” 之志，家中藏书虽简，却不乏《四书》《史记》等经典。幼年的骆应炳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资：5 岁启蒙，授读《三字经》《千字文》过目成诵，7 岁能背《唐诗三百首》，9 岁通读《论语》《孟子》，且能以浅白文字述其大义，乡邻称其 “神童”。

少年时代的骆应炳，在严苛的私塾教育中度过。每日鸡鸣即起，晨读经史，午习八股，夜临碑帖。其师曾评：“此子笔法刚健，文气清雄，异日必成大器。”16 岁时，他首次参加童子试，因文章 “不拘泥于时文程式，而自有古朴之风”，竟被主考官批为 “不合规训”，名落孙山。此次挫折并未消磨其志，反而促使他深入钻研科举范式，同时广涉诸子百家，为日后的学术积淀埋下伏笔。

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20 岁的骆应炳再赴童子试，以县试第一、府试第二的成绩成为秀才，轰动乡里。时人评其八股文 “如老吏断案，字句间见雷霆之威；又如幽人独往，篇末显冲淡之致”，足见其已在程式化写作中融入个人风格。次年，他娶同县黄氏为妻，黄氏出自书香门第，“性淑慧，通文墨”，婚后持家有道，成为骆应炳人生路上的重要支撑。

二、科场挣扎与塾师岁月（1786—1804）：困守下的破局之路

秀才身份虽为骆应炳打开了科举进阶之门，却也成为他长达 18 年困顿的起点。从 22 岁至 40 岁，他七次参加乡试，均铩羽而归。其间，为贴补家用，他在德化县城及周边乡镇设馆授徒，“束脩微薄，仅足糊口”，却因治学严谨、循循善诱，声名渐起。

在塾师生涯中，骆应炳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他反对单纯以科举为目标的 “填鸭式教学”，常对弟子说：“八股者，敲门砖也；若欲立世，须先通经史、明义理。” 他要求弟子每日晨读《资治通鉴》选段，午间练习书法，晚间则以 “经史疑义” 为题展开讨论。这种 “通才式” 培养模式，竟造就了多位杰出弟子：如嘉庆十八年（1813 年）进士周启元，官至江南道监察御史，以刚直敢谏闻名；又如学者陈维垣，著有《九江府志补正》，成为地方史研究重镇。

困守科场的岁月里，骆应炳并未放弃自我提升。他遍访九江藏书之家，手抄《二十四史》《昭明文选》等典籍，于经史之外，兼修诗赋、书画。其书法初摹颜真卿，后融入米芾笔意，形成 “雄浑中见秀逸” 的风格；绘画则擅长山水，喜以 “荒寒之境” 抒怀，时人评其画 “墨痕如铁，笔底有烟霞气”。这些艺术修养，日后成为他官场之外的精神寄托。

三、宦海初航：从七品县令到赈灾能吏（1805—1820）：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嘉庆九年（1804 年），40 岁的骆应炳终于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以江西第 17 名中举。次年春闱，他再接再厉，考中乙丑科进士，分发山东任知县。这一转折，标志着其人生从 “困守乡野” 走向 “治国平天下” 的实践。

（一）宰县三城：循吏的治理之道

• 长山县（今山东邹平）
• ：首任知县，面对 “赋税积弊、豪族横行” 之局，骆应炳采取 “清丈土地、严惩贪吏” 之策。他亲自下乡踏勘，绘制鱼鳞图册，使 “隐田尽现，税负均平”；同时整顿胥吏，规定 “凡涉民间词讼，须三日内结案，不得勒索分文”。半年间，长山 “政通人和，讼案锐减”，百姓赞其 “骆青天”。
• 郓城县（今山东郓城）
• ：调任后，正值蝗灾肆虐，农田颗粒无收。骆应炳一面向上司请赈，一面组织百姓 “捕蝗换粮”，规定 “每捕蝗一斗，换粟米五升”，并发动富户设粥厂救济流民。为杜绝胥吏克扣赈粮，他每日亲自驻守粥厂，“手持木勺，量米下锅”，百姓感泣：“从未见上官如此亲民者。”
• 东阿县（今山东东阿）
• ：此地濒临黄河，水患频发。骆应炳主持修建 “永固堤”，采用 “以工代赈” 法，招募灾民参与筑堤，既解眼前之困，又修长远之利。堤成之日，百姓刻石记功，其文有 “公之德，比黄河之水长流；公之泽，如泰山之石永固” 之句。

（二）典试山东与赈灾奇遇（1819 年）

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骆应炳被派充山东乡试同考官。他秉持 “唯才是举” 原则，在阅卷中力荐多篇 “不循常格却见识卓绝” 的文章，其中考生李毓昌的策论《论河工弊政》，直指黄河治理中的贪腐问题，骆应炳拍案称：“此乃经世之文！” 遂将其拔为头名。李毓昌后成进士，官至江苏山阳县知县，以清廉刚正著称，此为后话。

典试结束后，骆应炳回任东阿知县，恰逢河南武陟县黄河决口，洪水倒灌山东，东阿首当其冲。他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仓放粮、搭建流民安置棚、组织船只营救被困村民。为确保赈济物资直达灾民手中，他 “亲乘小舟，遍历各村”，甚至在船上支起炉灶，现场制作馒头分发给饥民。时人记载：“公衣履尽湿，面有菜色，犹大呼‘勿慌！粮至！’” 此次赈灾，骆应炳以 “零贪腐、全活人” 的成效，成为山东官场的标杆。

四、宦海沉浮：虚衔加身与挂冠而去（1820 年）：理想主义的幻灭

嘉庆朝后期，吏治腐败日甚，和珅余党虽被清除，但官僚体系的惰性与贪墨之风已成积弊。骆应炳虽以清廉能干闻名，却因 “不事逢迎、不肯随俗”，十余年间始终困于知县任上。嘉庆帝虽两次赏赐其 “奉政大夫” 虚衔（正五品），并封其妻为 “宜人”，却未予实职擢升。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骆应炳目睹同僚贪墨赈灾款而逍遥法外，深感 “宦海如沸鼎，非洁身自好者可容”，遂以 “风疾发作” 为由辞官。此时，他已在山东任职 15 年，“囊中空如洗，唯有诗书画卷数箱”，竟连返乡路费都不足，只得暂留济南，重操旧业，设馆授徒。这段 “无钱辞官” 的窘境，成为时人慨叹 “清官难作” 的典型案例。

五、归乡岁月：从书院山长到诗画耆宿（1821—1848）：文化生命的绽放

道光元年（1821 年），骆应炳携家眷返回德化，结束了半生漂泊。归乡后，他筑 “长馀山房” 于庐山脚下，过起 “课孙教子、诗画自娱” 的生活。长馀山房虽简陋，却 “前临濂溪，后倚五老，窗外修竹千竿，案头典籍满架”，成为他晚年的精神家园。

（一）白鹿洞书院的杏坛遗响

道光三年（1823 年），广饶南九兵备道祝云溪久闻骆应炳之名，亲至德化，延请其主持白鹿洞书院讲席。白鹿洞书院为宋代理学重镇，骆应炳在此提出 “通经致用” 的教育理念，主张 “读圣贤书，须明圣贤心；明圣贤心，须做圣贤事”。他打破书院陈规，每月设 “时务论辩” 课，引导学生讨论漕运、盐政、河工等现实问题，并鼓励学生 “走出书斋，考察民生”。四年间，他培养弟子数百人，“皆以实学相砥砺，无空疏浮薄之气”，时称 “白鹿复振”。

（二）诗画人生与学术遗响

骆应炳的诗画在晚年臻于化境。其诗多写山水田园与民生疾苦，如《九江饥民行》云：“老翁卖孙哭声咽，少妇捐躯血泪流。犹有县官催赋急，鞭声如雨下田畴。” 以白描手法直刺社会现实；其画则喜作《寒江独钓图》《深山读书图》，笔下渔翁、隐士形象，实为其精神自况。书法方面，他晚年专攻隶书，临摹《张迁碑》《曹全碑》，形成 “古拙苍劲、气韵贯通” 的风格，求字者络绎不绝，时人以得其一幅为幸事。

晚年的骆应炳，虽生活清苦，却笔耕不辍，著有《长馀堂诗文集》《吏治备忘录》《书画杂论》等。其中《吏治备忘录》记录其 15 年为官心得，如 “治民如治水，堵不如疏；察吏如察病，标不如本” 等句，至今仍具启示意义。可惜因家贫无力刊刻，这些手稿大多散佚，仅《春风楼记》等数篇因收入地方志而得以保存。

六、终老与身后：一个传统士人的精神坐标（1848 年）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骆应炳病逝于长馀山房，享年 85 岁。临终前，他手书遗训：“毋慕荣华，毋忘耕读，毋欺百姓，毋负初心。” 乡人感其德，集资为其立碑，碑文曰：“公生也清，公逝也廉；公学也博，公行也贤。虽未居高位，却留清白在人间。”

骆应炳的一生，折射出清代中期士人 “科举入仕 — 宦海挣扎 — 文化归隐” 的典型轨迹。他既秉持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儒家理想，又在现实困境中坚守清廉本色；既以八股文敲开仕途之门，又在诗书画中寻求精神超越。作为循吏，他以 “实心任事” 践行民本思想；作为文人，他以 “通经致用” 重塑书院风气。尽管其仕途未达显贵，却在地方治理与文化传承中留下深刻印记，成为那个时代 “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无愧于心” 的士人缩影。

骆应炳的故事，是一部清代基层官员的 “微缩史”，亦是一曲传统士人的 “理想悲歌”。在帝制晚期的官僚体系中，他如同一粒倔强的种子，在磐石缝里生根发芽，虽未长成参天大树，却以清芬之气，滋养了一方水土。他的为官之道、为学之方、为人之则，至今仍在九江故地流传，成为后人回望那个时代的一面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