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4时许，收到谢湘微信：刘道玉校长于今日下午三时左右在武汉去世。我心头一恸。

其实我有精神准备。两个月前，有一个摄制组想采访刘校长，找我帮助。武汉大学毕业的谢湘长期为刘校长整理书信，我与她联系。她说，刘校长在医院重症监护，处于弥留之际，无法接受采访了。我知道，死神的阴影已经向他逼近，毕竟是92岁的老人。

晚上再打开手机，满屏都是对刘道玉的悼念。他的远行，应是国殇。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大学的最后一抹理想之光，或许就此熄灭。

在中国，现代大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只有1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先后有过两度辉煌。

一度在民国，一批优秀的教育家，筚路蓝缕，让本土的大学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他们中有梅贻琦、胡适、张伯苓、竺可桢、司徒雷登等，首屈一指的，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呼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让北京大学革故鼎新，站到新文化运动前列，引领了一场席卷神州的思想文化启蒙。

又一度在80年代，一批优秀的教育家出掌大学，再现中兴气象。可惜的是，历史机遇太短暂，他们担任校长的时间都不长，北大丁石孙五年、华中师大章开沅六年、深圳大学罗征启四年，中国政法大学江平只有两年。武大校长刘道玉时间最长，从1981年做到1988年，不足八年。他的创新力度最大，留下印记最深。所以，在我心目中，刘道玉是中国当代大学校长第一人。

历史的机缘有某种偶然。刘道玉先生是湖北枣阳人，1933年生，1958年在武汉大学读完本科，又师从曾昭抡教授研究化学。1960年代，到苏联留学，遇到名师。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在莫斯科又成为闻名一时的反修战士。文革初他受到王任重重用，旋即受到审查批斗。文革中期大学恢复运转，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粉碎四人帮后，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要开科教座谈会，刘道玉和吴明瑜为之筹划。刘道玉提名武汉大学查全性与会，让他有机会当面向邓小平建言，恢复高考，得到采纳，成为中国大学中兴的先声。

刘道玉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的精彩故事就太多了。不拘一格降人才，已经成为当今难以复制的神话。兹不赘述。

不能忽视的是，1988年，年富力强的刘道玉被突然免职。不能当教育家，转型思想家。目睹中国大学规模扩张，品质下滑，精神沉沦，深谙中国教育内部机理的他，一次又一次面对公众，发出独立的声音。他奔走呐喊，著书立说，振聋发聩。虽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中国大学堕落的趋势，但毕竟给不甘于放弃大学理想的志士仁人，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美好憧憬。为中国大学的下一次中兴，留下了火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刘道玉先生下野之后的二十多年，出版的著作竟有二十多种。他仍在思考，不改初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认识刘道玉先生很晚。世纪之交，我和好友智效民都曾关注中国大学的发展史。二十年前，《南方周末》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以对话形式，讨论刘道玉的当代意义，发表以后，让我和刘道玉先生有了互相关注。

2011年，周志兴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活动，邀我参加。在会场上，我终于和刘道玉先生见面。他事先知道我要与会，准备了一套五卷的著作《创造教育书系》，签名盖章，赠送给我。这份礼物，让我倍感珍贵，回家便认真拜读。

接着，我应中国工人出版社陈大钢之邀，编《背景书系》，在《先生之风》中选入了刘道玉怀念杨小凯的文章《巨星早陨落》。旋即寄给了先生。

2021年，刘道玉又签名赠我四本大著，分别是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论》，北京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教育问题探津》、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出版的《论爱的教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其命维新》。其中，《其命维新》一书是刘校长的自传，故事之生动，情节之感人，思想之深邃，让我感触良多，于是写了一篇书评。

刘道玉先生晚年社会声望越来越高，频频出版新著，每每引起轰动，但也不时遇到发声的障碍。他和我成为微信好友以后，就遇到一件事。2021年3月，作家祖慰病逝，刘道玉先生迅即撰写了悼文《改革开放的燃灯者——沉痛悼念祖慰先生》，寻求发表却不成功。祖慰和他是同气相求的莫逆之交，八十年代就发表过报告文学《刘道玉晶核》，传诵一时。悼文不能及时与广大读者见面，让刘校长十分苦恼。于是，我稍加编辑，回避了个别敏感词句，于3月12日在本公号发出，给老校长送去一份欣慰。

思想不灭，风范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