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七七”抗战，中共发表了六个宣言

为了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情怀，中共中央曾以纪念“七七”抗战为契机，以宣言等形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表自己在抗战建国问题上的意见、建议、声明、承诺、愿望和主张等。1939年至1946年间，中共中央共发表了六个纪念“七七”抗战的宣言。

中共中央对起草和发表抗战纪念宣言高度重视，曾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专门进行讨论。遇有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成员不在延安时，就在会前提早通知，以求全体出席。如在讨论“七七”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前，毛泽东曾两次致电周恩来：“回延宜速勿耽搁”；“何时动身，盼七月一号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

中共中央的“七七”抗战纪念宣言，是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产物，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六个纪念宣言中，毛泽东起草了抗战三、四、六、九周年宣言，修改了抗战两周年和五周年宣言。

宣言定稿后，首先在新华社广播，然后在党报党刊上发表。1941年之前的同时在《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上发表，之后的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其中，抗战两周年纪念宣言在《新华日报》“七七”特刊上全文发表。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则是经国民党审查，在《新华日报》上有所删节地刊登。

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却未能在《新华日报》上刊发。其中的原委是：“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于四日送检，五日去取，亦被扣留。六日报馆派人找检查所负责人谈判，结果准许登载，被删去三千字。但到晚上，新闻检查所突然通知，又不准登，报馆交涉无效。”

鉴于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宣言，7月9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速将‘七七’宣言、朱总致蒋胡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今日发出）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是为至要。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很机密地进行之。”董必武根据毛泽东指示，将“七七”宣言等文件秘密印成传单散发出去。这样，宣言虽未能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但仍通过传单的方式传播了出去，并宣传了中共的政策主张，发挥了宣言在国统区的影响作用。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发表宣言。

六个宣言中，前三个宣言分析认为，抗战前三年，基本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进攻，中国的抗战面临着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处于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抗战第五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国际上，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决斗已经开始了”；国内，“抗战第一二年蓬蓬勃勃的新气象”“逐渐看不见了”，中国的抗战营垒面临分裂的危险。在此背景下，前三个宣言重点强调的是抗战到底、团结抗战及战后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心思想是“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

中共的前三个宣言与同期国民党相关抗战宣言相比，在一些主张上是比较一致的。

与前三个宣言相比，抗战五周年、六周年宣言，除了重申“抗战”“团结”等内容外，又提出了“建国”的新内容。这是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胜利前夜的背景作出的考虑。抗战五周年宣言的基点是，“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在内容上，增加了“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

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的内容反映了中共在对待国民党关系问题上方针政策的调整。宣言发表之前，毛泽东在给董必武的复电中说:“恩来现在病中不应走动，拟请你找王世杰一谈，……申述我党中央‘七七’宣言大意，请王介绍见蒋介石。”收到电文后，董必武同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会面，向他介绍了中共“七七”宣言的大意，表示参政会应是国内团结的标志，国共两党应从政治方面寻求解决。但蒋介石却对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存在着误解，认为中共已向国民党屈服，依据是“英美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苏联需要对华让步”。

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说：“中共‘七七’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对此，胡乔木回忆说，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反映了中共对国民党政策所做的重要调整，直接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方针”。

抗战进入第七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方面处于空前有利的形势中，而法西斯轴心国则面临各种危机。在此有利环境下，中共中央在抗战六周年宣言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建议：“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在第二项建议，即团结问题上，宣言强调：“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基础，巩固这个基础，以利抗日，以利配合各同盟国打倒整个法西斯，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在建国问题上，宣言重申了抗战五周年宣言中提出的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照例发表了抗战纪念宣言，而蒋介石却“破天荒的没有发表预定要发表的长篇文告”。中共的宣言发表后，京沪人士争相传阅。半数以上的京沪报纸，发表了宣言中的四项紧急呼吁。有些国民党官员看了宣言要点说“共产党倒替我们讲话”。

摘自 | 《领导文萃》2025年9月上

稿件来源 | 《党的文献》

本文作者 | 贺永泰

图片来源 | “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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