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1990年8月)，作者郑天国，原标题《扫雷记》

正文

从我们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7月，至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席卷大江南北的1951年6月，我在江西省高安县担任解放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这个时期，是人民政权在这个县从建立到稳定的时期，充满着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在旧基地上建立起来，必须清理这个基地的残砖乱瓦和污泥浊水，打扫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政治垃圾。我就是直接从事这项工作的一员。

今天回忆起来，犹历历在目。

一、起明雷

1949年春，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4月份渡江，5月22日解放了江西省会南昌市。我随军来到南昌，组织上分配我担任高安县公安局长。当时，因为高安尚未解放，分配到高安工作的同志，都到丰城搞支援前线的工作。不久，我正在丰城淘沙一带搞借粮时，接到地委电报，便立即赶回南昌，这时高安县委副书记胡忠义同志和县长潘望峰同志带了一批干部已去了高安，我便和县委组织部长李一平同志及一部分干部带领一个连钓武装乘船来到了高安，县委、县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县委由胡忠义（调走后为刘化东）、潘望峰、李一平（调走后为李树家）、陈平、刘靖忠和我组成，县大队长徐光明，政委韩庆余。进城之初，我们严格执行党的新区政策，深受群众欢迎。各界人士和群众组织了欢迎会，会议开得很好，潘望峰同志代表县委在会上讲了话，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群众情绪高昂，县城秩序井然，工商界照常营业。

进入阵地

我到高安后，立即开始工作。公安局就在接收县党部的一幢两层的房子里办公（现县武装部院内）。要开展工作，必须了解情况。未到高安之前，地委领导已经交待，高安是省会南昌市的西天门，政治情况比较复杂，特务活动也很猖獗，土匪较多，这是个概。到高安后，听先到高安的同志说，进高安时，敌军已经溃退，其后卫部队在杨圩被我军截住打了一仗。解放时，伪军、政部门的首要人物均已逃走一空，留下一些伪职人员，经人民政府通告，巳陆续向政府报到，正甄别处理中。高安这时表面上是平静的。我找到了“民盟”高安支部负责人胡以群和其他方面的同志，了解到如下情况：（1）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是仓皇逃走的，南昌解放后，桂系军阀夏威的一个师驻在高安。因为看见我军沿江南进至樟树后，分兵往西，安义、奉新的解放军又开始南下，怕被围歼，便急忙逃走。这股匪徒扎在高安时，胡作非为，到处洗劫。（2)高安县地方上的刘、陈、涂三个派别，解放前勾心斗角，快要解放时，勾结一气，组织应变组织，召开“应变会”，名为消除积怨，保卫乡里，实为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3）通过解放前夕各种反动势力的临时凑合，在陈、刘、涂三派主要头目都逃离了高安的情况下，一切反动势力都以“二敖”（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敖耀藻、县参议会议长敖国光）为首。（4）“二敖”应变措施，一是缩回老巢，并利用封建宗族和帮会等势力，进行隐蔽。一是把反动武装县自卫队带至自己身边，待机而动。（5）解放前夕，土匪活动更加猖獗，南乡一带发生抢劫案多起。

根据这些情况，县委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社会上的平静现象是表面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虽然崩溃了，但高安县的反动残余势力并未摧毁；国民党的大股部队虽然跑了，但地方武装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地方反动势力的首要分子虽然龟缩了，但还有一定能量。平静的后面藏着动乱的因素。“二敖”、地下武装都象是敌人布的“雷”，到了适当的时候，有了适当的火候，就会爆炸。要使社会秩序稳定下来，要使革命斗争顺利发展，眼前摆着的明雷一定要起掉，一定要先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捉拿“二敖”，逮住蛇头；二是瓦解敌军，收缴枪支；三是搜捕匪首，稳定秩序。

智赚二敖

怎样去捉“二敖”呢？我想了很多，从各方面了解，“二敖”阴险奸诈，老奸巨滑，反革命经验很丰富。我同公安局的一些同志痛量认为，“二敖”不随同国民党逃走而留下来，不是不能逃，也不是不敢逃，而是不愿逃。他们舍不得经营多年的老巢。他们的家乡是高安县封建势力最大的地方，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宗族观念强，青红帮多，土匪多，经常闹械斗。在将联保改为乡时，取名为开化乡和德义乡，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地方（伪三区）的伪区长伪乡长和伪保长，都要是帮会头子或地方上的恶霸才行。高安新余、上高三县接壤地区的青帮头子谢东海就曾担任多年的伪三区区长。“二敖”学历都只有师范毕业，资历也仅是担任过小学校长和一般职员。只是因为他们是当地封建势力的宠儿，和帮会势力渊源很深，又凭借着敖耀藻是陈颖春、陈颖昆的妹夫。

“二陈”是C.C在江西的代表人物。为了国民党反动派同封建势力、同帮会力量的结合，巩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二敖”很快地同“二陈”结合起来了。“二敖”家乡成了“二陈”的基地，“二敖”所代表的这股封建势力成了“二陈”的基本力量。在“二陈”的扶植下，“二敖”飞黄腾达，一下子成了高安县伪参议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成为操纵高安县伪党、政、军、特和民意机关的实力人物。由于“二敖”的政治面貌和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人民革命风暴面前必然要采取对抗的态度。他们从反动立场的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认为共产党的天下不会长，国民党还会卷土重来，因而想靠着自己老家这块地方，靠着自己扶植起来的党羽，蒙蔽群众，隐蔽自己，保存自己。他们认为，这样作，可进可退，进可以假意向人民靠拢，妄图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继续骑在人民头上；退则上山为匪，公开与人民为敌。因此，他们在刚解放不久，还进行过公开活动，想冒充开明人士。后来，看见阵势不对，就龟缩不出，躲起来了。当时，由于解放军刚刚南下，他们还摸不到底细，还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暗地里操纵着“忠义促进会”和“防御团”两个反动组织，坐等时机。这两个组织是他们在解放前夕组织的。“忠义促进会”以谢东海为首，“防御团”以王旭东、王道昌为首。组织里有地方恶霸，有伪军政人员，有宪兵特务，有帮会头子，有流氓惯匪，也有些受蒙蔽的基本群众。两个组织各有几千人。由于“二敖”及其党羽的操纵和欺骗，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同让产党、人民政府对立情绪很严重，为我们发动群众造成很大碍。

我有一次到四区区政府去，沿途的基本群众都不敢接近，每到一个地方，便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尾随在我的后面。根据这种情况，要抓“二敖”，如果动用武装，势必引起两个反动组织的对抗，我们人生地不熟，不但抓不到人，还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骚乱。如果通过新成立的四区区政府去执行，一定也会受到阻挠，会打草惊蛇，不是网破，便是鱼逃。经过县委研究，决定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麻痹他们，区政府并不惊动他们，对“二敖”躲起来的事，不闻不问；一方面通过“民盟”组织找一个与“二敖”有一定友谊而又乐于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去找“二敖”。“民盟”找了一个叫谌××的人。谌到“二敖”家后，先后两次都没有见到，“二敖”的家属都说“不在家，走了”。我把谌找来，问他是以什么身份去的，谌说以私人身份去的。我说：“这样，他们是不会见你的，因为你并不是他俩的至交，他们信不过你。你要以双重身份去。一重是私人关系，一重是人民政府要你去的。“二敖”虽然躲起来了，但他还想和一个两方面都能沟通的人见面，好摸我们的底。而我们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了私人身份可以无话不谈，有了政府身份说话的份量更重。我要他再一次去找“二敖”，要他在见面后，从两方面入手作工作。一方面居高临下，宣传形势，告诉他俩不向人民投诚就没有出路，打破侥幸思想；一方面为他设身处地谈前途。第三次谌又去了，这次到了“二敖”家，公开宣称是人民政府派去的，有事同“二敖”商量。“二敖”的家属不敢怠慢，带他至敖耀藻办的“利民煤矿”井下，见到了“二敖”。谌和“二敖”见而后，按照我的布置，同二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二敖在谌的劝说下，来到高安县城。“二敖”一到县城，我便亲自找他们谈话，进一步交待政策，晓以利害，要他们向人民投诚，办理移交，把档案、印信交出来，要他们交代在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县参议长期间的罪行，要他们把散布各地的反动武装和枪支收集拢来。“二敖”当时表示愿意办理移交，并且也交代了一些问题。但由于他们是为了窥测方向而来的，并不想站到人民一边来。对国民党反动派抱着幻想，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因此，只交代了一些一般情况，主要问题没有交代，特别是对解放前夕组织“应变会”和地下武装的事，避而不谈。经过我多次教育，仍不交待，便将他俩一起收监，并且对他们说，只要他们愿意彻底悔改，认真交代问题，人民政府仍然欢迎。以后事实是，“二敖”始终坚持反动立场，最终成为了不耻人类的狗屎堆。

这场智赚“二敖”的斗争，虽然没有搞清他们的全部罪行，没有搞清他们组织的地下武装，但蛇头总算逮住了，蛇无头而不行，以后面临的反动残余势力，就更容易于各个击破了。同时逮住了“二敖”，就有利于发动群众，组织农会，为进行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扫除障碍。

瓦解敌军

在智赚“二敖”的同时，开始了瓦解敌伪武装和收缴枪支的工作。重点是瓦解县自卫队。县自卫队虽然是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乌合之众，但他们手中还有近百条枪支；他们已经到了高安西南的上付家圩一带。这个地方是个丘陵地区，政治情况非常复杂，是“二教”的势力范围。“二敖”虽然被捕，“二敖”党羽还在,一旦被他们利用，就有后患，而且还由于上付家圩和上高、新余、清江接壤，那个地方土匪较多，一旦同这些土匪结合，也会危害人民。当时，我们还分析了这支部队的情况。这支部队绝大多数是本乡本土人，恋乡心切，在解放军未到高安之前。有些人就想开小差而未成。解放军快到高安时，由于“二敖”的胁迫，才往高安西南方向，撤到上付家圩一带。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想跑又不敢跑。按照这种情况，只要加强宣传工作是能够瓦解的。县委便决定，由在四区工作的县委宣传部长陈平同志，设法找到这支部队，告诉他们，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人民政府已经成立，“二敖”已经被捕，你们已经后退无路，只有放下武装，向人民政府投诚，才有出路。他们在蛇头已被逮住，大多数士兵又不愿再与人民为敌的情况下，放下武器，到四区人民政府，向政府投降。四区区委书记刘靖忠同志打电话问我如何处置。我告诉他，枪支由四区人民政府收缴，兵员到县人民政府报到。第二天，县自卫队的一百多人在队长胡治平的带领下，来到高安县城，在县人民政府门口广场集合，我对他们讲了话。我对他们说：“你们选择了缴械投诚的道路是对的，我们欢迎你们这样做，从今天起，你们可以回家了。回家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服从人民政府领导，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可以安居乐业。”讲完话以后，不少人表示，感谢政府的宽大处理，今后一定老老实实地做人。会后都高高兴兴地走了。队长胡治平在来的路上，一路上都提心吊胆：来，怕政府扣留；不来，怕政府追捕。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来了。听说对他也不追究，也高高兴兴地走了。他回家后，除了在土改前期，因害怕群众斗争逃了一段时间外，一直在家务农，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最近听人说，谈起这件事，他对当时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还表示十分感激。那些士兵回家后，绝大多数都安心生产，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坏事。

捉拿匪首

高安县匪患很严重，自抗日战争期间，锦河北岸被日寇占领，锦河南岸遭受土匪之患。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官匪勾结一气，匪患越来越严重。而那些惯匪，上攀官府，下结恶霸。白天绑票，夜晚破门，群众敢怒而不敢言。例如在五里谌家，过去的就有著名匪首谌调。谌调死后，匪首有谌妬[dù]、陈言、刘森等人，在灰埠、黄沙、独城、新街、太阳一带为患，解放前夕还经常抢劫。当时，县委在分析当地社会情况认为，惯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支别动队，对于人民的压迫，比起一些地主、恶霸、特务分子更加直接。在高安这个匪患连年的地方，在解放之初就把土匪这股恶势力镇压下去，不但能进一步争取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基本群众对我们的支持，还能创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斗争的良好环境。于是决定先行逮捕罪行严重的匪首。究竟先抓谁呢？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先抓谌妬。因为谌妬是谌调死后的最大匪首，他一贯为非作歹，群众对他非常痛恨。抓住谌炻，对匪众震动大，对社会影响也大。究竟应该怎样去捉？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全县刚刚解放，正在进行支前工作，我们基层政权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还没有进行减租减息和剿匪反霸的宣传，这样，敌人对我们的工作部署还不十分了解。用出其不意的办法是可以捉到谌妬的，便通过五区区政府，用出其不意的方法把谌捉住。捉住之后，迅速送到公安局。到了公安局，我就立即要叶正直同志审讯，并整理材料上报，很快，在8月份由专署批准了死刑。谌妬被捉以后，对全县震动很大，不少群众主动到公安局反映谌和其他匪首情况。谌妬是高安县解放后，第一个被人民政府镇压的。枪决谌炻那天，高安县城象过节一样，群众兴高彩烈，作为一件大事庆贺。通过解放不久就镇压匪首的事实，广大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办事情的。“二敖”被捉，自卫队缴械，枪决匪首。这三件事，把解放初期高安的政局稳定下来了，推动了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一是把“二敖”在解放前夕组织的反动武装“防御团”和“忠义促进会”的活动计划打乱了，“二敖”企图利用封建宗族势力和反动武装进行负隅顽抗的阴谋破产了。二是推动了全县各地收缴枪支工作。除了自卫队投诚，缴了八十七支枪外，由自卫队另一个分队长丁炳然在解放前夕率一部分自卫队逃走时，藏匿在群众家中的十支步枪，也由群众告发，缴了出来。刘益铮逃走时藏在家中的二十支短枪，在经过发动群众追查后，也交了出来。其他如伪警察局的枪，各乡公所的枪以及国民党溃退时丢下的一些枪支也大部分收缴上来了，全县共收缴了各种枪支七百三十七支。其中有机枪十四挺，步枪六百五十三支，短枪七十五支，冲锋枪五支。三是给了南乡土匪的一个大打击，新街、独城、太阳一带的匪首如陈言、刘森、刘恒平等，或者被捉，或者潜逃，一般匪众都蛰居不动，南乡匪患，暂时平息下来。

由于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市面上工商界照常营业，高安师范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由三桥迁至县城的迁校任务。高安中学、笃志中学、力生中学、尚法中学合并为高安联中的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全县中、’小学在9月份就全面开学上课。到1949年底，大多数地方都成立了农会，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一些大的恶霸如谌鸿烈、张长春、陈庆国、胡吉庚、孙国衡、黄泮林等等，都被区政府扣押，受到了斗争。在城镇，也进行了户口登记，建立了派出所。这些都为进一步加强治安管理，开展对敌斗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在高安这个新区，开展革命斗争，开了一个好头。

资料来源：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199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