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互殴失大体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按照制度，文武百官及外国使臣应该入朝行庆贺礼，但万历帝已经二十多年不见朝臣，这个庆贺礼只能在午门外举行。几千名官员及外国使臣举行朝贺，场面很大，众人行礼完毕，纷纷退出，就在这时，端门前冲出几个人来，手持铁钩，围着御史凌汉翀殴打。参与朝会的武官们有带着兵刃的，纷纷拔刀向前，护住凌御史，但凌御史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朝服也被扯烂了。护卫急忙赶来，将行凶之人全部拿下，却发现行凶之人是京城巡捕提督、都督府同知、一品武官凌应登以及他的手下。凌提督与凌御史都是苏州府长洲县人士，两个人同族，为什么会在端门前大打出手呢？负责皇城治安守卫的巡视皇城给事中亓诗教不敢隐瞒，急忙将此事奏闻万历帝。究竟什么原因促成两个官员在端门前大打出手呢？万历帝如何处置此事呢？还要从头说起。

原来，凌汉翀是进士出身，被任命为福州府福清县知县。那个时候如果能从知县行取为御史，就有如鱼跃龙门，前程大好。凌汉翀就是从知县行取为御史的，从福州来到京城，举目无亲，虽然有座师、前辈与同僚，但难以得到他们的照应。在京城文武百官中，有一个名叫凌应登的人，武进士出身，官居一品都督府同知，为京师巡捕营提督。凌御史查了查凌提督的籍贯，发现他是苏州府长洲县人士，与自己同籍，都姓凌，弄不好还是同族之人，便登门拜访。果然，他们同宗同族，论起来也就刚刚出了五服。他乡遇故知，两个人便论起亲戚来，按照谱系，凌御史应该称凌提督为兄。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凌御史认亲，是因为凌提督是一品武官，而且负责京师的治安，多少都会有个照应。凌提督认亲，是因为凌御史有弹劾百官的权力，身为天子的言官，有直接上疏皇帝的权力，到时候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自己还能得到重用。可以说两个人在最初认亲的时候，都是基于自己的利益。基于利益基础上的交情，在双方没有什么利益纠纷的情况下，可以拉近他们的关系。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夫妻在利害面前尚且如此，这种基于利益上的同族交情，在利害面前就更加一

文不值了。

凌御史与凌提督认为同族，称兄道弟，希望这位为武官的仁兄能照顾自己，却没有想到凌提督负责京师治安，时时敲诈平民，祸害百姓，在文武官员之中，口碑甚差，凌御史非但没有得到凌提督的任何好处，还总招同僚及上司的白眼，因此他不敢与凌提督过分亲近。

有一天，京城发生一起妖民谋反案，办理此案者，正是凌提督。所谓的妖民，就是假以诈术诳惑愚民，他们除了以妖幻之术骗取信众的钱财之外，还封官论赏，煽惑民众，阴谋聚众闹事，想改朝换代，另立门户。正因为如此，一旦出现妖民惑众案件，所牵连的人必然很多，而承办此案的官员若是贪财，必定株连邀赏，或者大肆索贿。

凌提督承办这样有油水的案件，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所以凌提督大肆株连，横加勒索，赚取四千两白银。当时官场的潜规则是，自己赚钱可以，但不能独吞，必须是三七分钱，相关的官员得三分，自己得七分，可以保平安。凌提督该给的钱都给了，唯独忘记自己这位老乡、同族老弟。在凌提督看来，既然是同族，就不应该计较这些，更何况自己官居一品，他才是个七品官，所以没有分钱给凌御史，也没有告诉凌御史自己承办此案赚了多少钱。

凌御史来到京师，给凌提督带了不少礼物，原本期望凌提督能照应自己，却不想凌提督口碑甚差，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却害自己总遭人白眼，更没有想到凌提督非但不照顾他，如今他得了利益也不肯分半分，还害自己也遭非议。既然凌提督不肯给自己利益，自己又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倒不如反戈一击，让同僚与上司们得知自己与凌提督不是一路人，也可以让人看到他举劾不避亲的义举。于是凌御史便四处调查，得知凌提督办案得到四千两白银之事，便写了弹劾奏章，将凌提督弹劾了。

凌提督得知凌御史弹劾自己，非常恼火，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凌提督是武人，原本想手刃凌御史，然后自刎，与其同归于尽。但凌提督身为一品武职，身边总有谋士，他们不希望凌提督鲁莽行事，认为凌提督应该上疏为自己辩解，更何况宫内还有可信的宦官为内援，凌御史还能反天不成？他能弹劾你，你就不能弹劾他了吗？在谋士的策划下，凌提督四处查证，得知凌御史在福清为知县的时候，也是贪赃枉法，为了行取御史，不惜以重金行贿，而得到御史之后，凭借弹劾的权力，公然向别人索贿，所以凌提督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弹劾凌御史为奸作弊。

凌御史与凌提督互相弹劾的奏章都送入皇宫，万历帝一看是他们相互弹劾的事情，便将这些奏章留下，不予公布，也不予处理，然后以观时变。这是万历帝处理章奏的惯用手段，却没有想到凌提督见皇帝不理此事，竟然想用武夫的办法解决此事，因此在大朝贺的时候，带上两名亲信，手持铁钩，准备在皇城端门将凌御史打死，却没有想到一铁钩下去，凌御史倒地，周围的文武官员都上来保护凌御史，而皇城卫士将他们拿下。万历帝得知肇事者是凌应登，认为他在皇城之内殴打辱骂御史，扰乱朝仪，实在太不像话，当即下旨将他革职，并且发下他与凌御史的章奏，批示云：“互讦事情，九卿从公会勘，不得狥情庇护。”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相互告讦的事情，由九卿会议秉公勘问，不允许徇情庇护任何人。

所谓的九卿会议，是一种规模较大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部门涉及中央所有主要机构，一般由皇帝下令召集，内阁大学士参与。九卿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一般都是各部院衙门不能自决的问题或者是皇帝交议的各种事件。按照规定，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也要参加会议，他们往往还是主要议论者。在会议上，六科给事中们率先表态，他们认为：“在大朝会上行凶，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凌御史是皇上的侍从之臣，凌提督对他殴打辱骂，就是殴打辱骂朝廷，如果不从严惩治，就无以明朝廷的威严。”十三道御史因为凌御史是他们的同僚，当然也不会落后，纷纷表态说：“凌御史弹劾凌提督的事情还没有落实，却先被凌提督殴打，即便是小人也不会做出这种事，可见凌提督穷凶极恶，应该将他严惩。”科道官们将这些提议呈报给万历帝，万万没有想到万历帝根本就不理睬他们的提议，还说他们多事。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科道官们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原来，凌提督在京师负责社会治安，当然要在朝中结识一些大臣，更要结识宦官，才能做到朝里有人，宫内有援，他敢于横行无忌，在大朝会上于皇城端门殴打御史，就是因为他有恃无恐。如今凌提督虽然先被罢免官职，但还没有被治罪，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关系。通过皇帝身边的宦官游说，万历帝并没有认定就是凌提督犯罪，而是认为此事是凌御史与凌提督互相攻讦所致，不能仅仅怪罪一人。在万历帝看来，凌御史与凌提督是同族，发生纠纷，是其族内之事，所以批示九卿会议，主要追究他们互相攻讦的责任，如果一方涉虚，一定要从严处置。

对于万历帝的批示，科道官们颇有非议，其中礼科给事中余懋孳认为：“皇上圣旨讲的是一个‘严’字，而声称凌御史参劾凌提督，凌提督反咬凌御史，是互相攻讦。要知道互相攻讦，是指同类相互攻击，一彼一此，地位相当，没有高下之分。如今御史是监察官员，监察百官是其责，提督只不过是个武臣，在御史监察之下，如今竟然与御史不分高下，如果这样的话，恐怕监察官员说话不再有分量，奸恶小人更加得以横行，如何肃正纲纪呢？”这样质疑皇帝批示的互相攻讦，引起了万历帝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凌御史、凌提督都承认是一族之人，如何不是同类？分明是余给事中强词夺理，所以下令将余给事中罚俸半年，以示惩罚。万历帝没有想到科道官最不怕处分，因为越是处分他们，就越显得他们有铮铮铁骨，不但能因此得到朝野的尊敬，而且可以获得声名，也就有了好前程，所以又有李御史提出：“凌提督身为武官，擅自进入皇城禁地，殴伤凌御史，皇帝却认为他们是相互攻讦，两人都应获罪，这不是按法律办事。”万历帝认为李御史与余给事中结党营私，所以将李御史罚俸一年。

万历帝不容申辩地对科道官进行处置，也引起内阁大臣们的议论，他们认为：“行凶的凌提督还没有被治罪，执法的科道官们却先遭到处分，这是有伤国体的事情。应该先审讯凌提督，将凌提督治罪，再由九卿会勘他们相互攻讦之事。”面对内阁大臣们的提议，万历帝依然是不听，似乎要将此案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就在此时，御史翟凤翀发现凌提督与内廷宦官邢洪有来往，而邢洪四处奔走，要为凌提督免罪。翟御史认为，皇帝的一切政令，大臣不能参与，小臣又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议，只有宦官在皇帝周围逢迎弄权，所以近来的圣旨都不让内阁票拟，都由宦官传达，号称中旨，这样下去，宦官将会成为口含天宪的专权者，天下将没有皇帝了。翟御史直接指斥宦官，并且影射皇帝任用群小，万历帝当然不能容忍，因此认为翟御史偏向自己同类，阻止对凌御史、凌提督共同议罪的大策，所以将翟御史调到外任。对于万历帝这种处置，内阁及科道官都认为不妥，纷纷上疏劝谏，万历帝就是不听。

既然皇帝已经定下基调，科道官纷纷谏诤，已经是于事无补，所以九卿会议只能按照皇帝的旨意审理。经过审问，凌御史贪赃枉法与通过行贿得到御史职位之事，并没有真凭实据。九卿会议认为，凌御史与凌提督是同乡，又互认是一族之人，因此他受到告讦与殴打，是自找的，应该将凌御史解任，勒令回籍，以示惩戒。而凌提督以妖民案件敲诈多人，又在朝会之日亲自殴打凌御史，险些酿成人命，可见凌提督目无王法，应该发三法司问罪。这种两方均给予处罚的方式，符合万历帝所定的基调，所以万历帝下旨：“凌汉翀照不谨例，冠带闲住。凌应登姑免死，发云南澜沧卫充军。”就这样，凌御史虽然不顾亲族之情，公然弹劾凌提督不法，却因自认是同族，也被革职。凌提督公然在大朝会之时，于皇城用铁钩殴打凌御史，导致凌御史头被打破，昏厥在地，要不是凌御史的家人抢救及时，恐怕凌御史早已经死去。这样目无法纪，仅仅是免死充军，而被他殴打的凌御史也要被处分，是各打五十板，没有是非曲直。这正是：

鼠狐同住原非伴，鹬蚌相持又有人。

此案的凌御史与凌提督，都不是什么善人。行取制度创建之初，还是有严格的选拔考试制度的，所行取的多是有能力、刚正不阿、弹劾不避权贵、为时人所尊崇的人才。在万历以后，政以贿成，官以资进，钻刺成风，官场腐败已经是积重难返，凌御史如果不钻营，怎么能从遥远的福州被行取为御史呢？既然是要行贿，必然要有钱财，可见他贪污受贿也不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再从他到京以后，认同族、攀关系，则可证他不是个安分守己之人。凌提督自幼习武，在家乡无以为生，流寓京师，游走于宦官门下，因为家在苏州，苏州是文化之邦，因此凌提督也粗通文艺，在宦官的推荐之下，参加武举，并且考中武进士，因此官运亨通，很快就升为都督府同知，官居一品，在京师提督巡捕营，主管京师治安，也是一个肥缺。从凌提督与宦官的关系，以及事发之后，有宦官为他奔走说情来看，他也不是善人。只是这两个人相争，各自牵连出许多人。凌御史是言官，科道官是他天然的盟友，所以科道官们纷纷为他鸣不平。凌提督是武官，负责京师治安，结交许多中贵人及王公大臣，故此有人为凌提督奔走游说。两部分人犹如鹬蚌相争，万历帝就是将鹬蚌一起捉到的渔翁。虽然万历帝二十多年不见群臣，并不意味他放弃权力，他常常把臣下的奏疏留中，既不交内阁核议，也不明确表示意见，而是静观其变，一旦他作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万历帝将这起案件定性为互相攻讦，科道官不遗余力地反对，一些大臣也随波逐流，可以说反对的呼声很高。面对这些反对意见，万历帝坚持自己的意见，对不顺从的科道官进行惩处，这是他乾纲独断的表现。自张居正死去以后，已经没有人能左右万历帝的意志了。万历帝不见朝臣，要保证天威不可测，就必须大权独揽，所以他容不得臣下指出自己的不是。凌御史与凌提督是否为互相攻讦，这原本不是什么问题，关键的是臣下竟然敢否定皇帝的意见，也就无怪乎刚愎自用的万历帝毫不客气了。大臣们虽然表面上谏阻，但在君主的淫威之下，还是选择了顺从，完全按照万历帝的意旨办事。这种唯上是从、仅仅按照君主意志办事的方式，是亡国的征兆。（柏桦《明代特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