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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朝鲜（族）官兵问题非常复杂。历史上，朝鲜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同属于共产国际的支部。

1920年代后期，鉴于朝鲜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严重，共产国际决定取消朝鲜共产党的组织与本土共产党，指示本土的朝共党员转由日本共产党领导，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朝共党员则统归中国共产党领导，可以在通过审查后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共。

1、抗联中的朝鲜士兵

根据这一指示，至1930年夏，朝鲜共产党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活动已经基本归入了中共东北党的直接领导，朝共党员也大部都加入了中共，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这一群体一度占到东北地区全部中共党员将近一半的比重，东北大部分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都是朝鲜人担任。至1930年代中期，东北抗联宣布成立，包括金日成在内的朝鲜（族）官兵集中于二军（约占60%），隶属于杨靖宇、魏拯民领导的第一路军和南满党的领导之下。

1935年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作出决议，要求东北党在组织、军队上突出朝鲜同志的独立性，组织“朝鲜人在满洲祖国光复会”，以便广泛宣传与动员朝鲜本土的抗日运动。

参会的魏拯民返回后，即将这一指示交党内讨论，最后决定将中朝群众组织与军队都分开（主要涉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中朝鲜籍官兵单独组编问题），组织“朝鲜人民革命军”（亦称“朝鲜民族革命军”）打回朝鲜。

然而，这项政策不具备现实可行性，事实上也没有落实：

第一，战争形势不许可组织重组；第二，朝鲜人若单独组织几无生存之可能，当时东满军队已因日军追剿几近溃散；第三，中国东北历来存在的中朝民族矛盾是深层原因，而且这一矛盾还被日伪当局利用并激化。最终，共产国际的指示遭到东满特委以及二军中包括金日成在内的朝鲜干部的抵制，沦为政治宣传口号。

1938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陷入低潮，至1940年秋冬，东北抗联相继越境苏联，包括以吉东地区为主要游击区的第一路军朝鲜（族）官兵。

他们越境后多被就近安置在中苏边境城市乌苏里斯克附近的南野营（在一处被当地华人称为“蛤蚂塘”的丘陵地带）。

金日成是1940年9月携妻越境的。当时第一路军和南满省委负责人杨靖宇、魏拯民相继去世，周保中于是大力举荐金日成负责第一路军和南满省委的领导工作（南满省委此时转为吉东党领导），为苏军批准。

1942年7月，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成立，周保中随即以金日成领导的南野营官兵为基础，组建了金日成担任营长的第一营。

1945年9月，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以金日成为团长，率第一营官兵（也有部分来自其他营的朝鲜（族）官兵）返回北朝鲜，最后选定金日成作为北朝鲜领导人。随金日成返回的东北抗联官兵随之成为北朝鲜政坛上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势力，即“游击队派”。

2、朝鲜的东北抗联叙事

朝鲜当局将金日成在中国东北的抗战经历，描述为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国外反对朝鲜国内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历史。朝鲜当局承认朝共曾于1928年12月被共产国际解散，但避而不谈此后朝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的历史（即1930年6月29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决定将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的斗争纳入中国革命范畴，接受朝鲜同志以个人名义入党）。

事实上，金日成是在1930年代初加入中共。苏方认定的时间则是1931年。1946年3月，驻朝苏军出具的金日成的履历中标注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1年加入中共。1948年12月，驻朝苏军民事管理总局对金日成的政治评定也认定其入党时间是1931年。周保中1945年8月给金日成请颁红旗勛章的申请中，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32年。

《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仅仅称金日成在1931年加入了“共产党”而不提中国共产党，此外，还称金日成在1931年创建了抗日游击队并坚持了十五年游击斗争，已经成为世界游击斗争历史上的英雄典范。

1950年代后期，金日成巩固绝对权力后，开始大搞个人崇拜。他明确否认加入过中共，仅承认在1931年同中共取得了联系，称“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以后。……我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时期保持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关系”。

相比中共，朝方却不讳言与联共的密切关系，并一再强调共产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精神，宣称从日本到欧洲的很多共产党员都曾离开本国，与外国的共产主义者联系，如季米特洛夫、宫本显治、野饭参三等。

朝鲜当局否认中共对东北游击运动的领导，甚至不接受“东北抗日战争是中共朝共共同领导”的提法，只是强调中国东北不同抗日武装的独立性，否认有“系统完整的领导”。

朝方的叙事突出金日成的个人作用，称金日成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斗争是朝鲜历史上第一次在主体思想的革命旗帜下，依靠自身力量击败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解放。朝方还强调，金日成取得的胜利是经过“在没有国家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的情况下，同强大的敌人进行历时15年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后取得的。

朝鲜当局不否认金日成参加东北抗联，但称东北抗联是金日成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称金日成提出了关于国际反帝联合战线的独创的路线，并在整个抗战期间加强了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广大的反日力量的共同斗争和联合战线。

东北抗日联军作为金日成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也是“中朝人民的优秀儿女联合起来的革命武装力量”，但朝鲜人民军从来就不是东北抗日联军，始终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金日成自己则称，他是以抗日联军的名义积极发展中朝人民的共同抗日战争的，“同时始终一贯地坚持并胜利贯彻了朝鲜解放的旗帜，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

朝方完全抹去了历史上“中共满洲省委”“东满特委”及各县委中共组织名称，以金日成个人活动为核心，重新阐释了东北抗联史上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基于现时政治宣传需要做了重新叙事，金日成则被塑造成“天才的马列主义宣传家和反日游击斗争的组织者”。

如1931年12月明月沟会议（瓮声砬子会议），这次会议是东满特委组织召开的“东满各县党团积极分子会议”，即根据中共中央10月12日关于在农民中组织游击队的指示精神，为号召各县党组织夺取敌人武器以建立抗日游击队而召开的会议。时任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主持会议。朝方却将会议描述成金日成主持召开的“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干部会议”（“冬季明月沟会议”），对于童长荣等人参加会议，朝方的叙述是，“童长荣等几名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参加了会议……对我们的构想表示完全支持”。

明月沟会议还被塑造为朝鲜革命史上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转折，即“以打开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开端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明月沟会议为转折点，我国反日民族解放斗争转入了新的高阶段即武装斗争阶段”。

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还指出，他就是在明月沟会议前后开始同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称“伟大的朝中友谊的传统在血战中开始扎下了根”。

3、关于金日成的朝鲜历史叙述

关于东北抗联军事组织，1958年2月8日，金日成在纪念朝鲜人民军建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朝鲜人民军是抗日武装斗争的继承者》演讲，首次将他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称为朝鲜人民军的唯一前身。

朝方指出，指出朝鲜共产主义者根据金日成提出的抗日武装斗争路线，在汪清、延吉、和龙、珲春以及在南满、北满多地组织了游击队。事实是，1931年10月起中共东满特委先后派人到汪清、珲春、延和等地创建游击队。1932年3月，中共共青团东满特委委派时任共青团东满特委秘书的金日成到安图县明月沟一带发动群众，组织了一支规模较小的游击队。4月25日，以这支队伍为基础，在安图县小沙河的陶器店沟背正式创建安图游击队，李英培担任队长兼任党支部书记。游击队只有三名团员，三人后来经中共和龙县委批准转为正式党员。再后来，安图游击队很快被并入汪清游击队。

1934年3月，东满特委与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四县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和中共满洲省委发出的关于以东满四县之现有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的指示，在延吉县三道湾张芝营抗日游击根据地联合召开特委与游击队干部会议。

会议决定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师长为朱镇、政委王德泰。金日成当时所在的汪清游击队被扩编为第一独立师第三团，赵春学、南昌一分别担任团长和政委。后来进行干部调整时，金日成被委任为第三团的政委。

朝鲜当局刻意回避了这些游击队的中共色彩，而极力夸大金日成个人的作用，称“1934年3月，金日成同志把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尽管对这些游击队很难称之为朝鲜军队，金日成在这些游击队的创建、改编过程中也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东北抗联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伯力会议。

第一次在1940年初召开，出席者除苏军代表，还有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也被称为“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东北游击运动的统一问题，会议也对东北抗联与苏军远东军的关系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界定。

第二次在1940年底至1941年春召开，苏方邀请的参会人员是东北党与东北抗联全部的主要军事领导者与党政负责干部。金日成没有机会参加第一次伯力会议，也没有收到参加第二次会议的邀请，只是由于南满党和第一路军主要领导人全部缺席，而他又恰巧在苏联，加上周保中向苏军代表的大力举荐，临时作为南满党和第一路军代表参加第二次伯力会议。

朝方承认第一次伯力会议是吉东北满党代表会议，但强调“因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第一路军代表没有参加，所以变成了只有北满和吉东地区游击队代表参加的会议”。这是有悖历史事实的。朝方将第二次伯力会议界定为“朝、中、苏三国军事指挥员会议”，称是因为金日成缺席第一次伯力会议才有的第二次会议，称“共产国际不肯放弃原来计划，一定要召开全东北抗日武装部队指挥员都参加的会议，来讨论发展东北抗日运动的方向，以扭转苏联的困难局面”。朝方还精心编排了共产国际寻找金日成的情节，称王新林派出两名联络员找金日成，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通知他参加第二次伯力会议并要他尽早转移到苏联远东整顿重编，此时病入膏肓的魏拯民还委托金日成“代表朝鲜人民革命军同时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和南满省委参加会议。”

事实上，苏军召集第二次伯力会议的参会者都是东北党和东北抗联的主要领导者，金日成根本没有参会资格。他在1940年10月23日率部越境进入苏联是严重违规违纪行为，越境时对即将召开的伯力会议也“一概不知”，越境后更被苏联边防军立即拘押。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苏军代表正在等待南满党和抗联第一路军代表开会，但因杨靖宇战死、魏拯民病重失去联系，一直没有消息。王新林发出的参会邀请还被徐哲擅自越权拆看并隐瞒起来，导致南满党和第一路军迟迟没有代表前来。

1940年12月中旬，周保中偶然获悉金日成越境被捕的消息，立即请王新林帮助寻找，并大力推荐由金日成代表南满党和第一路军参会。经王新林指示，金日成于1940年12月底被送到伯力，参加正在进行的伯力会议。

按照东北党的纪律，金日成的擅自越境行为属于严重违纪。周保中在向王新林大力推荐金日成的同时，也在党内严厉批评金日成犯了“不能容许”的“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他和北满省委书记金策还联名致信南满党领导人魏拯民（当时已经与魏拯民失去联系），指出金日成犯了不能容许的错误，必须要严厉处分，称无论有任何困难或原因，金日成违规越境都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直截了当的脱离第一路军总部、放弃游击队支持斗争的可能条件、不去认识全部环境、不去多准备、多设想困难克服的办法，而采取了机会主义性质的越境办法”。他建议，尽管金日成已经承认错误，但仍要予以在纪律上进行“相当的处罚”，进行“适当处分”。

金日成自1939年9月就同魏拯民及第一路军总部失去联系，他在伯力会议上也一再表明自己不是南满党和第一路军主要领导人，没有被授权代表南满党和第一路军，更不掌握南满党政军整体与具体情形。

他在与安吉、徐哲联名提交给苏军代表的报告中，还专门注明“我们三人都不是第一路军最高负责人或全权代表者”。他的报告内容丝毫没有提朝鲜革命、党和军队的问题，只是就南满党和军事问题请求苏军代表指示。

会议结束后，金日成立即被周保中派回寻找魏拯民与第一路军总部，准备接魏拯民到伯力。这也证明，金日成到苏联并非如他本人所述是受魏拯民委托，自然更不可能听到魏拯民对他讲“金司令，拜托了”。关于会议内容以及金日成在会议上的活动，朝鲜当局的叙事是严重偏离史实的。

4、解放战争期间的朝鲜族问题

朝鲜当局称1942年7月成立的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为“国际联军”，是“朝、中、苏三国武装力量最理想的合作形式”，以及“朝鲜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朝鲜当局指出，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成立从构想到具体设计，都是由金日成提出来的。

金日成自己也不讳言此点，并称自己这一构想还得到苏军代表的高度赞赏，被认为是“适应目前形势的最佳方案。”

朝鲜当局塑造的伟大领袖形象，是从1940年代初就以白头山密营作为基地，南征北战、领导了朝鲜全国的抗日斗争的形象。但事实是，金日成在1940年10月23日携妻越境后，除了在1941年春夏被周保中短暂地派到东北寻找魏拯民和第一路军总部（1941年底返回），一直在野营待到1945年10月，未再返回东北，更没有“多次率领小分队挺进国内腹地”。他的活动就是在东北党领导下接受苏军整训。

俄罗斯解密档案也记载，金日成在1924-1942年在中国东北，1942-1945年在苏联。整训期间，苏军是将旅内朝鲜（族）人统一视为中国人。

朝鲜当局称，金日成在1945年5月就制定了解放祖国的作战计划，1945年8月9日即下达“解放祖国的最后进攻的命令”并与苏联红军紧密配合最终解放了朝鲜半岛。

事实上，包括金日成在内的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绝大多数人，直至9月3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仍滞留在野营驻地，并没有投入对日作战。为了参加对日作战，周保中不仅多次前往远东苏军统帅部伯力，还多次给苏军指挥官写信，最终引起苏军关注。经过紧锣密鼓的部署，1945年9月2日，远东苏军统帅部下达命令，要求将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中朝（族）官兵分别派到中国东北与朝鲜苏军占领区，让他们帮助当地苏军维持与建立秩序。

9月5日，周保中即派金日成以中共朝鲜工作团团员（书记为崔庸健）与第一营营长身份，率领工作团回国。1945年10月，在苏军的护送下，金日成抵达朝鲜。

另外，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中共东北党和东北抗联并不区分“朝鲜共产主义者”与“中国同志”。作为一个跨境民族，当时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数以百万计的朝鲜（族）移民没有严格的国籍认定。

据曾任吉林省副省长的于克回忆，由于历史隔阂与伪满时期日本的离间政策，当时东北地区的汉族与朝鲜族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而且“那时在朝鲜族中，祖国和民族关系问题没有解决，开会时打起两个旗帜，一个中国国旗，一是朝鲜国旗（阴阳鱼旗）”。

中共东北局在1945年9月末关注到这一问题，基本立场是除参加华北抗战的朝鲜义勇军，在东北的朝鲜居民一般视同中国的少数民族。吉林省、合江省区党委，以及后面的吉林工委和吉辽省委以此方针来领导辖区朝鲜民众。

由于民族关系没有彻底理清，朝鲜干部的独立情绪一度高涨。在延边地区的扩军工作中，还出现过呼吁“朝鲜民族武装起来回国”“武装起来自卫乡土，肃清土匪保卫自家”的口号。

陈正人明确否定上述口号，批评对朝鲜人民族观念的认识不透彻，批评那种不关心朝鲜人生活习惯与风俗习惯的做法。1945年10月周保中还批评了进驻延吉的抗联朝鲜干部姜信泰，批评朝鲜干部对中国革命事业冷淡，称“是有害的”。

1946年7月，吉林省委扩大会议上正式确定吉林省的朝鲜居民都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要求消除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强党的领导和培养民族干部。无独有偶，国民党政府同时也颁布相同的法令，确认生活在中朝边境的朝鲜人是中国国籍。

这就在国家层面界定了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民众的国民属性问题。1946年12月吉林群工会议上，周保中专门就民族问题做报告，重申朝鲜民众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立场，并提到朝鲜人参加东北游击运动的功绩问题，他使用的称谓就是“抗联里的民族部队（朝鲜人）”：

他们在朝鲜党解散以后，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共。中共满洲省委各分局、特委，在政治思想上，在工作分配和督促上，对于这些朝鲜同志通常是采取严格、有时甚至于是苛刻的组织领导。但是这些朝鲜同志，总是积极的忠实的去执行党的工作。……在东北的朝鲜革命羣众和共产党员，他们对于中国东北抗日民族解放的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参加苏联红军消灭了日寇，强大的关东军而解放了全东北，贡献出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伟大功绩。我们必须指出，这只有是在他们信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的领导下，并且与中国劳苦的人民结合一起才有保障的，才能发挥他们民族解放革命斗争传统精神与事业，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革命根据地与北朝鲜的人员往来，尤其是朝鲜干部的往来，是很普遍的现象。金日成就曾派他的亲信林春秋到延边地区，后者还被委以中共延边地委副书记的职务。而自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九个月间，中共东北局共计将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干部约500人，先后派到北朝鲜，到北朝鲜各机关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包括随周保中进驻东北的姜信泰、金光侠等抗联朝鲜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还将第四野战军中两个朝鲜（族）人的整编师交给金日成的北朝鲜政权。

不过，中朝民族关系问题还是对双方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最著名的就是“龙井高干班”事件。龙井高干班是1947年吉林省委在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设立培养区、营以上干部的高干班。班中成员多来自东北抗联、朝鲜义勇军与吉林朝鲜人解放同盟等组织。

设立高干班的本意是通过学习提高这批干部的水平，文正一、林春秋、朱德海任训练班负责人。然而，训练期间，绝大部分朝鲜干部被审查出历史问题，最终有98%的人被开除党籍。林春秋表示过反对，但无济于事，最后金日成派人将开除党籍的干部叫到朝鲜任用。如金东吉早年在延边渔浪村参加革命，曾归顺日军，1940年代又因给苏联人搞情报被日军逮捕。日本投降后，金东吉到民主大同盟工作，在龙井高干班期间被开除党籍。后来，林春秋把他领到朝鲜，安排他到南朝鲜从事游击运动。

目前尚无资料证实这一事件对中朝关系的影响。只是至今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整体性的平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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