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犀哥这篇文章，主要来聊聊现在的美国，为什么只要经济一波动，就要加关税？

从特朗普政府给不少国家的商品加税，到现在美国社会还在为关税政策吵来吵去，很多人都纳闷：明明历史上有过高关税搞出大麻烦的教训，为啥美国还是这么执着于用这招？

为啥关税成了美国的“危机解药”？

当下美国那些铁锈地带，工厂大门一关就是好多年，以前靠手艺吃饭的蓝领工人，现在不少人得靠阿片类药物过日子，每年几十万人就这么没了。

就算经济数据偶尔好看点，还是有大把家庭连400美元的应急钱都拿不出来；最有钱的1%人群，手里攥着全国三分之一还多的财富，正一点点把美国社会最核心的信仰给打碎。​

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努力就能成功”是刻在骨子里的，这都是新教伦理闹的，大家觉得好好干活、少花钱多存钱，就能得到上帝的“奖赏”，要是穷，那就是“自己道德不够好”。

可现在呢？埋头干活的人越来越穷，玩资本套路的人却赚得盆满钵满，这种反差让好多美国人都懵了：“我按规矩好好干了，为啥得不到该有的回报？”“难道上帝不眷顾美国了？”

这种信仰塌了带来的焦虑，比经济不行还难办，经济问题好歹能靠政策调调，可信仰一动摇，整个社会就没了精神支柱。

这时候，关税就成了“救命稻草”，看着是调节贸易的经济手段，其实就是用来转移矛盾、补信仰漏洞的“安慰剂”。

政客们说“是别人抢了咱们的工作”，把内部的麻烦都推给外面，让大家觉得“不是努力没用，也不是上帝不爱咱们，就是外面的人捣乱打破了平衡”，用这招暂时把信仰的裂缝盖过去。​

但这“解药”的效果肯定长不了，关税也许能让某些行业暂时好过点，可解决不了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变大这些根本问题。

关税既带过辉煌，也造过灾难

美国和关税的关系，真不是简单的“有用”或“没用”能说清的，这段历史特别矛盾，关税既当过推动美国崛起的“助推器”，也当过把美国拽进坑里的“导火索”。

19世纪的美国，靠高关税写出过一段“崛起神话”，那时候美国工业比英国、德国差远了，欧洲的便宜工业品哗哗往美国运，本土工厂根本没法活。

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莱上台后，把平均关税从38%提到了快50%，还明说“关税就是要保护美国工人、护住美国工业”。

这政策就像一把“保护伞”，让美国制造业躲开了外面的竞争，得以快速成长：钢铁产量翻着倍涨，铁路从东海岸一直修到西海岸，煤炭产业也撑着工业往前跑。

就几十年的功夫，美国从工业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这段“黄金时代”让不少美国人认定“高关税=日子好”。​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关税早就超出经济的范畴了，成了“信仰的载体”，高关税护住了工人的工作，让“努力就能发财”的新教伦理有了现实支撑，大家更相信“上帝在眷顾美国”。

这种历史记忆扎得很深，这也能解释为啥特朗普把麦金莱当“偶像”，还想照着他的关税政策来，在有些人眼里，高关税就是“让美国再变厉害”的“老偏方”。

可关税的另一面，是血淋淋的教训，1929年股市崩了之后，胡佛政府搞了个《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把2万多种商品的关税提到了历史最高，平均关税超了50%。

这极端的政策一下子惹火了全世界：加拿大给美国商品加税，欧洲各国跟着学，日本也加入了反击的队伍。

就三年时间，全球贸易量少了一半，美国经济更惨了，失业率从几百万一下子飙到1000多万，企业倒了一片，大萧条的阴影越来越重。​

关税背后的宗教基因，得从“五月花号”说起

要真想弄明白美国对关税的执念，不能只看历史和现在，还得往回找美国文明的起点，那就是宗教。

1620年5月8日，一群清教徒坐着“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他们不是去挖金子的，是去寻找“上帝的国”。

他们签了《五月花号公约》，对着上帝承诺“一起守规矩、一起建共同体”，这份没法律效力的公约，却孕育出了美国政治文明的核心逻辑：权力不是国王给的，是“上帝看着的公民之间的约定”。

这个逻辑后来贯穿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还悄悄渗透到了经济政策里。

在清教徒眼里，好好干活、少花钱、把钱再投进去，不只是为了活下去，更是为了“让上帝知道自己是被选中的人”。

时间一长，美国就形成了独特的价值判断：有钱是“上帝的肯定”，富人是“替上帝管钱的管家”，穷就是“道德有毛病”。​

这种价值观直接影响了美国早期对关税的选择，19世纪的时候，面对欧洲工业品的冲击，美国用高关税保护本土产业，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不是“贸易保护”，是“守住上帝给的奋斗成果”。

既然上帝承诺“努力就有回报”，国家就该用关税挡住外面的干扰，让“努力就能上天堂”的伦理落到实处。

现在美国的“关税依赖”，本质上就是“用表面办法解决深层问题”，关税也许能暂时转移矛盾、缓解焦虑，可治不好美国的“根本毛病”，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信仰撕裂。

一方面，产业空心化导致工作机会少了，蓝领和中产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资本扩张得太厉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信仰危机也更严重了，关税政策既解决不了产业升级的问题，也没法缩小贫富差距，它就是“拖延战术”，把问题往后推，根本没法真正解决。​

要想走出这个困局，美国得直面问题的核心：重建符合现实的价值体系。

“努力就能成功”的信仰之所以塌了，不是因为“努力没用”，而是因为社会规则出了问题，资本扩张得太离谱、机会分配不均，让“努力”和“回报”脱了钩。

只有调整规则，让劳动的价值得到尊重，让机会更公平，才能重新建立大家的信心；只有推动产业升级，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工作，才能让铁锈地带重新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