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华东八室”

上海市海南路的“香港大宝丽公司驻沪办事处”，是一幢三层尖顶小洋楼。在解放初的上海，这样的建筑并不罕见，路过的行人难得会对它多看一眼。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华东八室”的秘密驻地。

1952年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华东八室”副团级侦查员陶庸君刚走进驻地二楼的办公室，就接到内线电话：领导有请。

“华东八室”于1949年5月组建，最初的驻地在苏南小城丹阳，这里同时也是三野司令部和华东局的临时驻地。所谓“华东”，顾名思义，指的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至于“八室”，这是后来的叫法，组建初期，因这个部门的领导是甄真同志，内部称其为“甄办”。

当时这类以部门领导的姓氏命名的机构很多，在华东局社会部，名气最大的要数老政保马重德执掌的“马办”，其下辖的“华东特案组”破获了一系列大案要案，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都赫赫有名。不过，业内一致认为，“甄办”的名气虽不如“马办”，但若论功勋，应该不在“马办”之下，其神秘感和传奇色彩,甚至还略强于“马办”。

其中原委，容稍后交代，这里要先说一下“甄办”变成“八室”的过程---

“甄办”说是正处级建制，但只有十名成员。除了执掌者甄真，还有八名侦查员，以及秘书齐准鸣。别看人少，但这八名侦查员都是军官身份，级别还不低，副团级的陶庸君在其中只是垫底，另外七位中，五位正团、一位副旅、一位正旅。至于被人背后称为“甄老头儿”的甄真，则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角色，有人说他是正师，也有人说他是副军甚至正军，众说纷纭，却没人说得清此公的底细。

要说甄老头儿的资历，当真令人咋舌——1924年入党，参加了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活动过的中共元老如周恩来、陈云、赵溶(康生)、聂荣臻、陈赓等都知晓他。这种知晓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听说过”而是熟知，因为他曾为这些领导做过警卫、交通、后勤等工作。后来，甄真去江西中央苏区从事政保工作，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同志奉党中央之命，在部队路过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时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抵达上海，随后又从上海秘密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报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甄真是陈云由四川至上海途中的四位秘密警卫之一，完成这项重大警卫任务后，甄真留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根据组织安排，甄真划归李克农领导。

一晃十二年过去，1949年仲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秘密召见甄真，指示他去华东局社会部工作，担任即将组建的一个秘密情报部门的主官。尽管甄真没上过一天学，文化程度不高，多年来从事的也是一些具体工作，压根儿没当过什么“主官”，但组织上认为他完全有能力胜任。之所以如此，和甄真的复杂经历有关。

十五岁时，甄真就在洋轮上打工，即国际海员，精通多门外语，尤其是英语，虽说仅限于口语，书面上有欠缺，但在当时也算是了不得的人才了。回沪上老家后，他加入青帮，和青帮大亨杜月笙同为“悟”字辈的师兄弟，在江湖上有广泛的人脉，投身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险阻，经受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其后，又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收集情报、锄奸策反、地下交通，积累了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这些，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李克农让甄真执掌的这个部门，名义上是华东局社会部下辖的一个处，实际上受中央社会部和华东局社会部双重领导。中央社会部方面，甄真直接对李克农负责。这个部门的八名侦查员由甄真挑选，要求是具有十年以上秘密工作经历的资深政保，对党忠诚，文武兼备，具有多次独立执行特殊使命的经历。名单确定后，由组织上审查定夺。

毕竟是老政保，甄真马上意识到这个处级部门即将执行的任务非常重要，心情自是激动。李克农还告诉他，这个部门的工作原则是双单：“单打独斗，单线联系”。部门的一应办公用项、活动开支以及装备器材等，由甄真直接向中央社会部申请下发，跟华东局社会部不发生关系。考虑到公文流转的需要，组织上还为甄真配备了一名秘书——齐准鸣，小齐同志曾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入狱期间经受过生死考验，革命意志坚决，又是北大高才生，文化水平高，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如此，这事就这样说定了。甄真即刻着手准备，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甄办”已经正式成立，本文主人公陶庸君就是由甄真遴选、李克农拍板的八名侦查员之一。可以想象以甄真这种堪称前辈级的老资格，加之其执掌的这个部门的特殊性质，“甄老头儿”也好，“甄办”也好，在业内想不出名都不行。

但从事情报工作，“出名”是大忌，甄真遂向领导建议，给部门改个名称。若是华东局社会部下辖的其他各处，哪怕同样是资深老政保的“马处”马重德向上级提出这种要求，估计也得打回票。可是，甄真同志这么轻描淡写似的随口一提，领导当场点头:“你想改个什么名称?说来听听。”

甄真早已胸有成竹:“我这个摊子，靠的就是那八位侦查员，他们是无名英雄，从事的工作既艰巨又危险，而且多是单打独斗。用上海滩俚语说，他们就像一只只“独角蟹”，而“甄办”就像江南人口中的“螃蟹洞”。我建议，不如改称‘八室’。”

严格来说，“甄办”实际上是中央社会部下辖的部门，出于开展工作方便的考虑，“寄生”在华东局社会部名下。部领导对此自是心知肚明，所以甄老头儿这么一说，当天就上了部务会议的议事专题，顺利获得通过。次日即下达内部文件，宣布“甄办”更名为“八室”。当然，还得向中央社会部上报备案，组织手续总是要走一走的。

从此，就有了“华东八室”之称，但内部还是习惯于称其为“甄办”。这个，甄真就没办法了。好在“八室”的办公地点不在华东局社会部驻地，跟其他处办不扎堆，部门之间几无交集，一年到头也鲜有打照面的机会。

第二章、“七十六号”的摄影师

却说这天陶庸君一上班就接到领导的电话，暗忖是有任务下达，三步并作两步直奔顶楼。“八室”驻地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营房，是一幢独立的小洋楼，三层楼房之上有一个塔尖样的阁楼，“八室”主任甄真的办公室就在这里。

甄真身居高位，外表倒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官威，平时总是一副乐呵呵的笑模样。陶庸君进门时，甄老头儿正跟秘书小齐交代着什么。见陶庸君来了，小齐收起笔记本，跟他招呼一声，出门下楼而去。甄真一指墙边的沙发，示意陶庸君坐下，亲自动手给他沏了一杯茶:“这是一位杭州老友托人捎来的梅家坞龙井，小陶你尝尝。”

陶庸君揭开杯盖闻香气的时候，甄真从写字台一角的金属文件筐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陶庸君寻思看来自己猜得不错，是有新任务要下达了。谁知甄真一开口，却把他闹了个激灵:“小陶啊，这次体检，咱们‘八室’发现一个病号。实话实说吧，你被查出生了痨病，就是肺结核。”

“啊!我有肺结核?!不可能吧，我这身体……”

甄真打断他的话:“你先看看这份体检报告，还有X光片。”说着，他从牛皮纸袋里取出胶片，又顺手打开台灯。

陶庸君不无惊奇地发现，甄主任对X光片的熟稔简直不亚于一名呼吸科的西医。当下，甄真对片子上显示的影像作了一番解读，最后得出结论:“你这毛病已经有两三个月了，目前处于早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病情发展得有点儿快，估计跟前一阵子你没日没夜扑在那起清查内奸的大案上有关……”

陶庸君是1936年初参加革命的，当时他是沪上公共租界英商“欢乐斯照相馆”的一名照相师，经常被外籍老板派往租界警务处巡捕房帮着拍摄重要卷宗材料，借着这个便利，为地下党收集了不少情报。1940年春，他奉命打入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还是干照相的老本行，直到抗战胜利。

“七十六号”是什么地方?说是龙潭虎穴也不为过，这期间陶庸君经历的惊险多了去了，早已生死看淡，心理素质那是一流的。初时的震惊过后，他对于自己患了当时的医学几乎无法对付的“准癌症”肺结核的噩耗，倒也并未太过放在心上:“主任您也知道，我多年习武，身体素质一向优秀，应该没什么大毛病，会不会是医院搞错了，把其他什么人的片子算到我头上了?要不，我去医院复查一下?”

甄真脸上似笑非笑:“小陶，你在打什么主意?”

“报告主任，我以为您叫我上楼来，是准备交代新任务的!”

“小陶啊，这么跟你说吧，我昨天下午接到后勤处的通知，也以为是搞错了，立刻扯着金处长陪我去了趟广慈医院。医院非常重视，指派分管副院长去放射科查询。你看，这片子角上有编号，跟你体检表上的编号相符。我记得那天我们‘八室’的同志是一起去体检的，你是不是排在第六?你看，这编号正是第六个。那还能有什么问题，肯定是你嘛!况且，内科医生在你的体检报告上也写着听诊结果:‘有间歇性浊音’，总不可能两个科室都弄错了吧?”

听主任这么说，陶庸君寻思，看来是不会错了，去复核也没多大必要了。不过，自己的确没感觉身体有什么不适啊……想了想，他向领导请示:“即便有点儿小毛病，我也可以克服，领导有什么任务尽管交代，轻伤不下火线……”

甄真轻轻一摆手:“那是战争年代，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讲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话最早是列宁老爷子说的，毛主席也说过，我们共产党员都要照办嘛。再说，最近‘八室’的工作不像前一阵那样紧张忙碌，我给你一个月假期，你干脆去外地溜达溜达散散心，权当休养。听说你跟什么寺的武僧还有什么山的道士有交往，那就趁这个机会，会会武林老友，顺便也好向人家请教治病养生之道，回头说不定我还要向你求教哩!”

陶庸君对于组织上的这个安排非常意外，这种休病假的方式，简直闻所未闻嘛!莫非主任此举还留着后手?

甄真那双老江湖的火眼金睛是何等厉害，只一瞅便看穿了陶庸君的想法，他端起暖壶给陶庸君的茶杯里续水，不紧不慢地说:“另外，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一桩事情。不过有言在先，这不是组织上交办的任务，而是为你自己去做……”

陶庸君越听越不明白:“为我自己?我从来没向组织上提出过解决什么私事的要求呀!”

“你是没提出过，但现在组织上提出了你的一桩事儿，当然不是私事，而是公事，这桩公事如果处理不好，对你小陶可是大大不利!”

要弄清甄真所说的这桩“公事”，先得说说陶庸君以前的一段经历——

1940年3月底，汪精卫在南京组建汉奸政府。在这之前的1939年9月初，特工总部业已成立，该特务机构所在地位于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因此，“七十六号”就成为其代称。七十六号成立伊始，正副主任李士群、丁默邨、唐惠民之下，设主任秘书、外事秘书、会计主任以及总务科、警卫大队、三个行动大队、租借警卫队和直属行动组等。

不到半年时间，“七十六号”已经出具规模，形成所谓的“八处四室”，即第一处、第二处、第三处、第四处、机要处、总务处、电务处、情报处，以及督察室、专员室、审讯室、化验室。此外，还有专司行动的两个部门，即行动总队和警卫总队。

“七十六号”迅速扩张，当然少不了招揽各路“人才”，其中不乏公共租界跳槽过去的原巡捕房捕探，有人就向特务头子李士群推荐了经常为租界巡捕房拍摄照片的英商“欢乐斯照相馆”照相师陶庸君。其时“七十六号”的专业技术人员极度匮乏，当然也包括专司拍摄以及处理照片的专职照相师，李士群当即派人前去招募，被陶庸君婉拒。

随后，陶向组织上汇报此事，受到了组织上的重视，认为这是一个打入“七十六号”的好机会，估计“七十六号”不会轻易放手，很有可能还会来找他，遂指示陶庸君，届时可以应允临时帮忙，但无意正式加盟。

组织上的研判是准确的。1940年春汪伪政权成立后，“七十六号”果然又来人了，而且这个人的来头之大，出乎所有人意料——警卫总队长吴四宝亲自来“欢乐斯照相馆”拜访陶先生，说是有位大人物向“七十六号”推荐了“你这位摄影技艺高超的专家级人才”。这个大人物，就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

陈氏出身马来西亚华侨巨富家庭，自幼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照相当然是少不了的消遣，她曾专门拜师欧洲某摄影名家学习。孙中山先生由日本来到马来西亚，在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璧君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其间曾为孙中山拍过一些照片——几十年后，部分流散民间的照片出现在海外的拍卖会上。

抗战爆发前，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就在沪上有公馆，平时经常驱车或者乘坐沪宁客车的头等包厢从南京赶到上海度周末。陈璧君天性散漫，不时轻车简从出没于上海滩南京路、霞飞路、南市老城厢等地段的大街小巷。除了购物，就是四下寻觅新冒出的江南小吃摊头，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吃货一枚”。偶尔也会进照相馆看看，说是领略“中国最新摄影潮流”，丹很少作为顾客坐在镜头前拍几张——她自持内行，眼界高，寻常摄影师的技艺根本不入她的法眼。

但凡事都有例外，忽一日，陈璧君路过公共租界南京路英商“欢乐斯照相馆”，被橱窗里展示的一张西方贵妇的放大彩色照片所吸引。当时已有彩色照片，是用美国柯达胶卷拍摄的，拍摄后需把底片邮寄美国冲扩。这张照片据说是一天前刚从美国寄达，展示出来后颇吸引路人眼球，纷纷驻足观看。

陈璧君在轿车里见这家照相馆橱窗前人头攒动，便知必有稀罕照片展示。于是吩咐司机把轿车停在附近弄堂，下车后步行来到照相馆前。她不愧是行家，在人群外只一瞥就暗自惊叹，当下便进了店堂。随从唤出洋老板，陈璧君一副高冷派头：“外面那张柯达彩照可是贵号拍的？照相师是哪一位？叫他出来。”

这张照片正出自陶庸君之手，小伙子长相一般，气质平常，往人前一站，令陈璧君大感意外。不过，她是老江湖，知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跟陶庸君聊了聊这张照片的拍摄和后期处理情况，觉得这青年不简单。陈璧君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

陶庸君在十里洋场的外国照相馆谋生，一双眼睛自是非同一般，当然认得出来:“想必是汪夫人。”语调甚是恭敬，但神情却显得淡定。

陈璧君欣赏的就是这份淡定，认为这是一个优秀摄影师必须具备的素质，当即请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摄影师为自己拍摄一张艺术照。

如此，陶庸君算是跟陈璧君有了一份微不足道的交集。正是这份交集，成全了组织上向“七十六号”安插情报员的意图。

其后不久，陈璧君随汪精卫逃亡越南，侥幸躲过“军统”特务的暗杀。再次回到上海时，她已经是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的夫人了。前往参观“七十六号”时，李士群提及缺少专业技术人员，她马上就想起了陶庸君，遂向李士群推荐。

此前，李士群曾派人前去招募陶庸君，遭到拒绝。其时的上海滩，敢于拒绝“七十六号”邀请的人屈指可数，何况这个拒绝之人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但考虑到陶庸君毕竟住在租界里，而日本和英美还没撕破脸，“七十六号”的手也不好伸得太长，李士群只得作罢。现在有了陈璧君的推荐，他又派“七十六号”警卫总队长吴四宝出面去做陶庸君的工作。

吴四宝是帮会流氓出身的杀人魔王，李士群派其出马，算是对陶庸君的看重，同时也是一种无声的警告——上次让一个寻常特务前往约请，遭到拒绝，这回来的可是吴四宝，看你还敢端架子?李士群知道吴四宝脾气暴躁，特地再三关照千万不能发火。吴四宝自是觉得奇怪，这个拍照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值得李主任如此重视?

有吴四宝这个大魔头出面，当然是一说就成。吴四宝只当是自己面子大，同时认为陶庸君也相当识相，给了自己面子，加之陶庸君是李士群特别看重的人，从此他对陶也是另眼相看、关照有加，无形中为陶的秘密工作提供了便利。

陶庸君就这样跟“七十六号”搭上了关系，不过，他只同意“帮忙”，借口是照相馆的洋老板待自己不薄，他不能撂挑子另起炉灶。对于李士群来说，一个照相师供职与否、技术高低，他压根儿不感兴趣，他看重的只有一点:让汪夫人满意。故而，陶庸君提出的要求，他不仅全部开绿灯，甚至还为陶庸君的照相室弄了个编制——隶属于机要处的第一秘书组，简称“一秘组”，同时授予陶庸君少尉军衔。本来还要派几个人给他打下手，陶庸君婉拒，说“一秘组”的活儿不多，他一个人干得了，偶尔人手不够可以临时借调。其实陶庸君是担心身边人多眼杂，露了马脚。

“八室”主任甄真要跟陶庸君说的这件事，就发生在“一秘组”成立后不久。

那是一个秋日，组织上下达了一桩任务，让陶庸君设法找个由头，去镇江出一趟“七十六号”的公差，以此为幌子，把一对母子护送过去。这趟差事听上去很简单，至于护送的那对母子是什么人、为何需要护送，组织上没有交代，陶庸君当然也不打听。他只知道服从命令，坚决执行。

于是，他就向“七十六号”机要处打了个报告，说要去镇江、南京走一趟，熟悉一下那里的人头，以便日后开展工作。这份报告顺利通过，因为之前李世群、丁默邨都曾发过话，让陶庸君有空就去周边转转，熟悉情况，顺便指导一下工作，提高当地特务的摄影技术水平。

1940年9月25日，陶庸君在上海北站登上了开往镇江的火车。护送对象是一位三十来岁的母亲和她的儿子，母子俩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似是中产阶层，尤其是那位母亲，一看便知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初中。

按照组织上的要求，陶庸君无须跟这对母子直接接触。车票是组织上事先买好的头等座，同一排，中间隔着一条过道。途中如果护送对象没受到日军、伪警察或者地痞流氓的刁难，陶庸君就不必出面。只有在发生意外情况母子俩不能解决时，才需要陶庸君亮一亮特工总部的证件。其时“七十六号”在江南地区的气焰堪称“如日中天”，陶庸君那张机要处的派司，别说伪军伪警，就连“皇军”也得买几分账。

整个旅途一切顺利，未发生意外情况。列车抵达镇江车站，下车时陶庸君在前，那对母子在后，走的是贵宾通道。检票口的日本特务以为他们是一家子，见陶庸君亮出“七十六号”的派司，立刻挥手放行。出站后，陶庸君叫了两辆三轮车，吩咐车夫前往四牌楼“荣大旅社”。事先组织上有交代，已为这对母子在该旅社订了房间，陶只需将其安全护送至旅社，办妥入住手续，这桩任务就算完成了。

陶庸君自我感觉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妥帖，把母子俩送到“荣大旅社”安顿好，即刻离去。之后，就要装装样子了。他先是跟“九十四号”(即汪伪特工总部下辖的镇江站，因总部以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门牌作为代号，下辖各站有样学样，均以门牌作为代号。镇江站的驻地在正东路九十四号，故称“九十四号”)机要科取得联系，抵达镇江后的一切接待事宜概由他们负责。在镇江待到第三天，他又去了趟南京的“二十一号”(即“特工总部南京区”机关驻地颐和路二十一号)认了认门头，次日方才返沪。

回沪当晚，组织上即约见陶庸君，详细了解了此次执行护送任务的一应情况。来人是一个富家太太模样的中年妇女，跟他谈话时显得非常严肃，陶庸君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对方没透露，他也就只能严格遵守纪律，没敢询问。这种情况，在此后多年的秘密工作中，陶庸君曾数次遇到过，知道肯定“事出有因”，只不过这个“因”与其没有关系，所以组织上也就到此为止了。

屈指算来，这件事距今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让陶庸君意想不到的是，此刻甄真说到的陶庸君可能面临的麻烦，竟然就是因此而起!

第三章、清白需自证

十二年前执行那桩护送任务后，陶庸君曾对那对母子的身份作过猜测，自然没有结果，思维仅仅停留在“应该是自己人”上面。现在，甄真告诉他，那个年轻母亲姓许名秋琴，是沪郊七宝古镇一没落大户人家的女儿，本人是小学教师，其丈夫是她的同族兄长，名叫许崇杰，黄埔军校出身，后来跟戴笠混，是“复兴社”早期成员。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许崇杰奉戴笠之命跳槽追随汪精卫。稍后汪伪“七十六号”组建，他被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负责情报工作的一名科长。许崇杰的秘密身份很快就为中共地下党情报人员查知，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可以将其作为策反对象，遂着手开展工作。当然，具体是哪一级组织的哪个人经办的，甄老头儿也不可能知晓。

策反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许崇杰同意为中共提供情报，但提出一个条件——以“探亲”为名，把自己的妻儿转移至抗日根据地。他深知情报工作的危险性，前一分钟不知道后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意外，他在南京一旦出事，也许还有机会撤往解放区，但远在上海的妻儿肯定来不及。组织上认为许崇杰的这个条件应该满足，于是指令上海方面转移许秋琴母子，最终，这桩活儿落到了陶庸君头上。

陶庸君把许的妻儿一路安全护送到组织指定的四牌楼“荣大旅社”，帮母子俩办理入住手续，亲眼看着他们进房间安顿好才离开。至于往下那对母子前往何处，由何人照应，那就不是他该操心的了。

直到此刻，陶庸君才从甄主任口中得知，自己完成任务离开后，当天下半夜，组织上指派的秘密交通员前往“荣大旅社”接人，却扑了个空，许秋琴母子俩竟然凭空消失了!

由此，引发了严重后果。许崇杰没有按约接到妻子抵达苏北根据地后发给他的密函，认为中共方面“言而无信”，妻儿下落不明更让他抓狂，他自然而然把这个责任归到了中共头上，从此不再跟中共方面有来往，反而死心塌地追随汪逆，在“清乡运动”中作恶多端，最终在战斗中被击毙。

本来，这件事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了，陶庸君执行任务回沪后也曾接受过组织上的审查，当时的结论是他与此事无关，可如今的形势又不同了。

根据中共中央相关决定，准备在党内开展“审干运动”。像华东局社会部(其时已改称华东局公安部)这样的重要部门，对此自然极为重视。“华东八室”受中央社会部和华东局双重领导，作为“八室”主官的甄真，消息渠道当然灵通。日前，他被召往北京，跟李克农部长有过一次面谈，意识到即将开展的“审干运动”可能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亦最为严厉的一次。根据他对“华东八室”所有部属历史情况的了解，认为小陶同志十二年前的那次镇江之行在审查中可能属于比较麻烦的项目——倒不是怀疑陶庸君有问题，而是说他“没有问题”缺乏过硬的证据！

甄真在1949年春夏之交奉命组建“华东八室”时，跟陶庸君等部属从未见过面，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在组建“八室”的过程中，才开始接触他们的档案，了解他们的历史情况，然后逐个谈话，再把人选名单上交组织审查。能够成为“华东八室”的成员，所经历政治审查的级别至高可以想见，甄真相信陶庸君不会有问题，可是，陶庸君档案中那段镇江之行的记载，确实是一个隐患。

相关材料表明，陶庸君还在返沪途中，组织上就获悉了许秋琴母子莫名失踪的消息，立即对此进行追查，派员跟陶庸君谈话。其时上海华界已经被日军占领，在那种形式下，谈话内容不允许形成书面材料，全凭当事人记忆。事后，那位主持谈话的女同志向组织汇报，认为可以排除对陶庸君的怀疑，那对母子的失踪应该另有原因。但这个汇报同样是口头的，直到几年后才形成书面材料，保存于秘密档案中。

根据即将进行的“审干运动”的最新规定，这次审干采取的方式是干部自己填写表格，须将各个历史阶段的一应情况一五一十写清楚，证明人一个也不能少。然后，由组织上进行审查，审查中一旦发现疑点，并不马上外调，而是先谈话，让当事人自己举证。组织上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再派员调查核实。

如此，陶庸君要想证明自己这段历史的清白，就不能仅凭档案中那段简短得只有两三行字的记载，还需要当时那位主持追查的女同志出来作证。可是，那位女同志在对陶进行审查后不久奉命前往皖南，在那场震惊全国的事变中不幸牺牲了……

这就是甄真的担心所在。陶想通过审查，必须补充新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得由小陶自己填写在表格上，然后由组织上调查核实。也就是说，这段历史是否能查得清楚，关键不在组织，而在陶自己。

通常，这种党内机密是不能向被审查对象透露的。但甄真清楚陶庸君并无问题，可是如果不提前准备好相关证据，到审查时没问题也会变成有问题，那小陶的前途就堪忧了。于是，甄真就想出了一个组织上不提倡、但也没有明令禁止的变通办法——让陶庸君自己去搞证据。小陶是搞情报工作的，收集证据、寻找证人是强项，料想应该不成问题。碰巧这次干部体检时发现陶庸君患了肺结核，甄老头儿干脆给小陶批了一个月的假，拨给旅费，命其再作一次镇江之行。

将一应情况跟陶庸君讲清楚，甄真叮嘱:“小陶同志，你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那好，赶紧执行吧。不要以为这是老头子我护短，搞部门主义、山头主义，这可是关系到党的队伍永葆纯洁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你所有的历史情况，只要有条件查的，这次都要查个明白。记住，这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私事，同时也是革命队伍的公事，一定要认真对待。只有找到相关证据，这次审干你才能顺利通过，否则……当然了，也不会把你当敌人看待，你还是革命同志，干部级别大约也不会降低，不过，‘八室’肯定是不能待了，华东局公安部也待不了，估计会把你打发到哪个机关去看大门。你想去看大门吗?不想，那就把这个事办踏实了再回来!”

陶庸君哪敢掉以轻心:“报告主任，您说的我都记在心里了。我正想着要去一趟镇江呢。当初习武时，有个师兄叫季靖的，对医道、健身、养生都很精通，后来去镇江竹林寺出家了，我去看看他，正好向他求教祛病之法。”

甄真跟陶庸君握手:“在外面有什么情况解决不了，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像平时出差一样。哦，对了，我还请医院给你配了西药，带上，记得每天吃。希望一个月后你回来时，既找到了证据，又恢复了健康，到时候我请你上燕云楼吃烤鸭!”

第四章、故地重游

建国初期的铁路列车速度比较慢，行驶期间临时停车的情况也比较常见。这天，从上海到镇江的火车，一路停停走走，折腾了将近五个小时方才抵达。好在秘书小齐给陶庸君订的是软座票，他倒不觉得辛苦，旅途中除了打瞌睡，就是考虑此番去镇江应该如何寻找证据。但列车上毕竟嘈杂，旅客们大呼小叫、小孩儿哭闹、列车员叫卖商品，广播喇叭也不消停，他始终难能集中精力。

车抵镇江，陶庸君提着旅行箱下车出站，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前往四牌楼“恒泰旅社”——即十二年前的荣大旅社。据说当年许秋琴母子出事后，“荣大旅社”让人给砸了，老板吓得赶紧把旅馆折价盘了出去，一家人离开镇江，再也没回来过。新老板盘下“荣大”，重新装修一番，改名“恒泰”。

这十二年间，陶庸君虽然数次到过镇江，但都未作盘桓，连旅馆所在地段四牌楼也没去过。此番前来，算是旧地重游，加之摊上肺结核，又遇到一个弄不好就讲不清楚的“审干”，自是别有一番感慨。

时值仲春，风和日丽，正是旅游时节。但因“三反五反运动”方兴未艾，政府倡导节俭之风，出来旅游的人不多，旅馆生意清淡，恒泰旅社的账房先生请陶庸君自己挑选下榻的房间。陶庸君下意识地选择了十二年前许秋琴母子入住的那个房间，房间位于旅社后侧，朝东临河，他还记得当年旅社的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有些文化含量的雅号，该房间好像唤作“雅苑”，如今则称为“东一号”。房间内部还是原先的模样，十几平方，内设一张大床、一个立式衣橱、一套桌椅，临河的窗下置楠竹茶几椅子一套。

陶庸君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回想着十二年前把许秋琴母子护送到这家旅馆时的情景。记忆中，那位年轻女教师情绪稳定，表情淡泊，微微显出一丝忧郁。她的儿子倒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手里拿着在火车上购买的竹制机关枪，这枪的侧边装着一个钢丝手柄，轻轻转动即会发出“哒哒哒”的声响，孩子就拿着竹枪在房里跑来跑去，不住地“射击”，嘴里还叫着“打坏蛋”“打恶狗”。母亲生怕那张小嘴里冷不防爆出“东洋人”之类的敏感词汇，赶紧将其喝止。

许秋琴随身携带的行李极为简单，就是一口七八成新的手提牛皮旅行箱，大约两尺长、尺半宽，箱体有与底部相连的活络皮带扣。这口皮箱看似沉甸甸的，一路上许秋琴经常换手，陶庸君提出由自己帮她提着，许婉拒。在上海北站和镇江火车站的站台上，都有执勤的日伪军警拦下检查，不过，他们看了陶庸君的证件，也就挥手放行了。陶庸君估计这口皮箱里放着贵重细软，此行很有可能是一趟“永久性出走”，箱子里的东西应该是女主人再三权衡后选定的——不能带得太多，以免引起怀疑。

陶庸君记得许秋琴提着皮箱进屋后，先是将其放在衣橱里，想想不妥当，又放在床下，但看她那神情，犹自一百个不放心。陶开口告辞时，她的目光正盯着床头里侧靠墙壁的位置，估计是准备把箱子放到床上。不管她最终决定把箱子放到哪个位置，也就不过搁了几个小时。当天夜里，母子俩就连人带箱无影无踪了。

那个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房门被叩响，旅社老板进来送水，说敝号提供一日三餐，餐费另行结算，可以开入发票，若有需要尽管吩咐。陶庸君就要了荤素各一个小菜，封缸酒一瓶。

酒菜很快送到，陶庸君把临河一侧的细竹窗帘垂下，独坐茶几前，在往来小舟橹桨的“吱呀”声中，一边喝酒，一边试着对十二年前那个夜晚许秋琴母子的神秘失踪进行分析。对于“华东八室”的侦查员来说，这种分析实属小菜一碟。他们原本就是擅长单枪匹马收集机密情报的角色，许多意外情况只能独自处理，没人可以商量。此刻，陶庸君就是把这桩活儿作为一项正式任务来看待的——

两个大活人，神不知鬼不觉不见了踪影，他扳着手指列出了四种可能性:一是私奔，二是雪藏，三是诱拐，四是遇害。

之所以首先怀疑是私奔，源于甄主任介绍情况时曾经提及，许秋琴与其丈夫是同宗族亲，据说婚前接触不多，婚后其夫君终日在外面忙碌，两人之间的感情不能以“如胶似漆”来形容。陶庸君据此假设，会不会许秋琴有婚外恋的情况，对方可能是其供职学校的同事或以前上师范时的同窗之类，平时利用丈夫长年不大回家的便利频频幽会，其感情已经达到了“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程度，不过其特务夫君被蒙在鼓里而已。这次其夫突然命其携子秘密出走，她面临着和情人永远分离，当然难以接受，遂悄然跟男方密商对策，最后决定来个私奔。

青年男女间的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的大都市比较普遍，以此为素材的小说、戏剧、电影不胜枚举，也在无形中成为婚外热恋男女的仿效样板。

再说雪藏。这是陶庸君根据许秋琴之夫许崇杰的特务职业特点作出的推测。许崇杰准备接受我方策反，但他对我方的了解毕竟只是表面上的，加上其作为职业特工必备的那份小心翼翼，可能对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并不放心。反水这种事，相当于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一场豪赌，许崇杰不能不反复权衡、再三斟酌，否则一旦发生差错，就是万劫不复。因此，许崇杰不打算把所有的筹码都押在一注上，自作主张搞了一个双保险——在我方秘密将其家眷安全护送至镇江后，安排自己的亲信把妻儿秘密转移到某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安全所在雪藏起来。至于之后发生了什么意外，导致许崇杰和妻儿失去联系，恐怕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了。

再说诱拐。许秋琴虽然是成年人，心智成熟，又是老师，但毕竟没什么社会经验。加之陶庸君离开之后的那几个小时，她是独自带着孩子，也许会成为人贩子之流的目标。所以，陶庸君考虑到了诱拐的可能性。可话又说回来，许秋琴之前肯定受到过叮嘱，在旅馆等待期间不要外出，更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除非对上暗号。在这种情况下，被诱拐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但毕竟也是一种可能。

最后一种推测，就是这对母子当晚在荣大旅社遇害了。为何遇害?陶庸君寻思多半是歹徒见财起意，也就是说，许秋琴母子很可能在入住旅社之前就被人盯上了。具体是什么时候盯上的呢?陶庸君排除了在上海北站上车以及途中被盯上的可能。以陶庸君接受的反跟踪训练，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若是被人盯上，肯定会被他发现。况且，执行这样的机密任务时，组织上出于万无一失的考虑，应该会另外指派隐蔽力量作为附加保护秘密随行。别说寻常小蟊贼，即使是国民党“军统”、“中统”，汪伪“七十六号”乃至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特务，也难逃隐蔽力量的法眼。

那么，会不会是在镇江地面上被盯上的呢?陶庸君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据说荣大旅社的老板莫老三早年是“长江兄弟”(当时活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匪)出身，还拜过帮会老头子为师，会不会是他给“道上弟兄”通风报信，或者干脆自己操刀，临时干了回老本行?但也有疑问，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事后凭许崇杰南京“二十一号”日伪特务机关科长的威势，镇江当地的日伪警察为何没能把这起案子给破了呢……

一瓶酒喝完，陶庸君已经有了主意:这个案子在当时的镇江社会上肯定是有不小影响的，也许还有人能回忆起来。但在此之前，可以先设法查阅一下档案资料，看看其中有没有线索。

第五章、别跟陌生人说话

起初，陶庸君并没打算动用其“华东八室”侦查员的特权去公安局查访，而是直奔市图书馆查阅十二年前的报纸。他把事发前后十天半月的报纸都翻了一遍，发现几乎每家报纸动辄都是整版的治安类新闻，有的还配发了图片和社会各界的评论，可就是没找到一篇有关荣大旅社失踪案的报道，这就奇了怪了!

看来，得换个方式进行调查了。换什么?离开上海前，甄主任叮嘱过他，“在外面有什么情况解决不了，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像平时出差一样”。不过，重点不是打电话，而是：像平时出差一样。

这里面是大有讲究的。甄主任所说的电话并非寻常意义上的电话，而是进行秘密调查工作的一种特别手段。整个华东地区各级公安机关的侦查员，不管是否穿制服，不管属于哪个级别，可以动用这种特别手段的只有“华东八室”，连大名鼎鼎的华东特案组都没这个资格。那么，陶庸君是如何使用这个特别手段的呢?

离开市图书馆后，陶庸君步行了十来分钟，招了一辆三轮车前往邮电局，在营业窗口办理了“国内长途电话自拨”业务的手续。然后，进入靠墙排列的一个空着的电话亭，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永远是一拨就通，对方虽是一个温和的女声，却并无任何客套，只有两个字:“请讲!”

陶庸君轻声报出了由数字和英文字母组成的密码——这是“华东八室”侦查员专用的绝密暗号，按照规定，不管是否使用过，每天午夜必须更换，换什么数字、字母，事先都有指令，而且只能记在脑子里，不能落在纸面上。此刻，陶庸君报出密码，对方静默了几秒钟，应该是在核对，随即，女话务员开腔了:“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陶庸君说:“我想通过镇江市公安局查阅一桩母子旅客失踪案的相关情况，该案发生于1940年9月25日，地点在该城四牌楼‘荣大旅社’……”

话务员是经过特别训练的，陶庸君在电话这头不紧不慢开腔，她同时进行速记，待陶庸君说完，她也记录完毕，说了声“请过五分钟再来电”就挂断了电话。

五分钟后，陶庸君再次拨打电话，报出密码。对方告知，可随时前往镇江市公安局查阅卷宗。

陶庸君随即赶往位于正东路的镇江市公安局。根据华东局公安部的规定，设在上海的那部神秘电话在接到陶庸君的求助后，应在第一时间急电镇江市公安局局长董必成(如果董不在镇江，则由组织指定的临时代理领导处理)，以华东局公安部的名义下达指令，要求镇江方面紧急提供协助。镇江方面包括董必成局长在内，只知晓这是来自华东局公安部的指令，对于来人的姓名、身份、此行使命等情况一概不知。局长也无须出面接待，指令下属照办即可。

陶庸君来到市局大门口，亮出证件，就立刻被在此等候的第一科(秘书科)材料股副股长裴苏引领到一间空办公室，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卷宗袋，表面沾着灰尘和霉斑，袋口的白色蜡线已经泛黄，密封的火漆干硬开裂，估计稍稍一扯就会脱落。卷宗袋外面有国民党镇江市警察局接收专员和解放后镇江市军管会公安处接管小组的印鉴，裴苏告知，自1945年国民党接收后，这份案卷就没有拆开过。

待裴苏离开，陶庸君使用“华东八室”特配的打火机式微型照相机，对卷宗袋表面的几处痕迹细节进行拍摄，然后拿出穿在钥匙圈上的袖珍旅行剪刀，小心翼翼拆开口袋，取出里面的材料和照片，逐页查阅。

这份刑事卷宗的制作者是汪伪政权“镇江县自治委员会”下辖县级警务机构的侦缉队，该警务机构于1938年春设立，起初叫“镇江县公安局”，同年9月改称“丹徒县警察所”，1941年4月又改为“镇江县警察局”。“荣大旅社”失踪案发生时，负责镇江地面治安管理的是“丹徒县警察所”，承办该案的是侦缉队第三探组，具体承办人是第三探组组长邢开先及三个刑警——屠大友、祖仁行、李应丰。

陶庸君花了两个小时审阅了这份刑事卷宗基本了解了当时的侦办情况。

1940年9月26日，即陶庸君护送许秋琴母子抵达镇江入住“荣大旅社”的次日上午7点多，两个身形剽悍的青年男子来到“荣大旅社”。这二位一姓闵，一姓包，系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的两名特务。他们是受其上司许崇杰的指派，大老早搭乘京沪头班(此处“京”指的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快车赶来的。为防走漏消息，中共地下党没有把当晚转移许秋琴的消息告知许崇杰，而许觉得让妻儿待在镇江有点儿不保险，遂派来两个部下照应，万一有变，可随时把妻儿送往南京。这两个部下是许崇杰的老跟班，对许非常忠诚，向来被许视为心腹。他们认识许秋琴母子，许的儿子管他俩叫“爷叔”。

闵、包两个进了“荣大旅社”，账房一看二人穿着作派，就知来头不小，不敢怠慢，起身相迎。那二位往靠墙茶几旁边的椅子上一坐:“大老早打扰，不好意思。麻烦先生差人去看看昨天入住贵号的许太太母子是否起床了，如果已经起来了，就代为通报一声，说有闵、包两个弟兄前来拜访。如果还没起床，千万不要惊醒他们，我们就在这里坐等。另外，请把许太太入住贵号的一应费用结算一下，有我们会钞。”

账房先生遂指派一个茶役去了内堂。茶役轻叩房门:“太太您起来了吗?”连唤三声，屋里没有动静。提高嗓音又唤了两声，依然如故。手上略微用力往门上拍了一掌，房门竟自动开了。茶役定睛一看，房内哪有什么人影?

闵、包两个闻讯，二话不说便一前一后直奔内堂。只见房间里一切如常，连床上的卧具都保持着昨天入住前的样子，可见这对母子昨晚根本没在这个房间里过夜。闵、包两个毕竟是干特务的，立刻问茶役昨天许太太入住时携带了什么行李。茶役摇头，说他昨天休息，没来上班，不清楚客人的情况。于是，二人揪着茶役去了账房间。

账房先生闻听这对母子昨晚没有在客房过夜，此刻连人带行李都不见了，顿时头大，赶紧禀报老板莫老三。莫老三是“长江兄弟”出身，杀人劫财的活儿估计没少干过，后来金盆洗手，拜镇江、扬州一带颇有名气的“一江三天帮”金老大为师，若干年头儿下来，成了江湖上蛮兜得转的主儿。听说在自己开的旅店里发生了这等事，当即破口大骂，只是谁也无法分辨他骂的是什么人。

闵、包两个说:“老板，你光是骂人也不解决问题，眼下要紧的是把人找到，赶你看是不是报警啊？”

莫老三说:“您二位是外埠来的吧?没听说我莫某是何许人物?‘荣大’遇到事就报警，那我这旅社还怎么开?我莫老三还怎么在场面上混?”

“那你说怎么办?”

“放心!人少不了，行李也不会丢。这事我见多了，兴许这位许太太玩了一招‘月下私会后花园’，跟哪个小白脸私奔了……”

闵、包两位哪听得了这个?莫老三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一顿老拳。包某随即亮出家伙，喝令老板账房伙计一概不得离开，闵某出门去附近找了家有电话机的商号，拨打南京长途，向许崇杰报告情况，询问是否立刻报警。许崇杰闻言震惊:“你们先待着别动，我这就给镇江打电话。”

许崇杰在南京“二十一号”当特务科长，自有一份牛劲儿，把电话打到县警察所，开口便是:“我是南京‘二十一号’，叫你们所长接电话!”

哪知，镇江的伪警察跟当地特工总部“九十四号”素来不睦，而且警察所所长是留日警务专业出身，跟驻镇江的侵华日军头目有同窗之谊，既然跟特工总部“九十四号”尿不到一块儿，干脆来个凡事不买账，饬令下属凡是遇到“特”字号的一律“秉公行事，不得徇私”。如此，接听电话的那位秘书便打起了官腔:“请问你是哪位?有何贵干?”

许崇杰老婆儿子失踪，急得连跳长江的心都有，哪有心情跟他闲扯?“我要报急案，我的……”

秘书不等他说完，立刻打断:“我们这里是县所，不直接受理报案。根据规定，你要先找案发地的派驻所。”言毕，就把电话挂了。

许崇杰火冒三丈，当即致电“九十四号”一位掌管行动的把兄弟蒋股长，让他“给警察所一点儿颜色看看”。蒋股长跟警察所积怨甚深，经常发生纠纷。本想借机带人去警察所搞个打砸什么的，但又顾忌在那里办公的一个日本顾问，寻思东洋人惹不起，于是退而求其次，去砸了那家出事的“荣大旅社”。

当下，他带了七八个下属，荷枪实弹直奔“荣大”，二话不说进门就砸。莫老三虽有帮会背景，但“九十四号”他是惹不起的。惹不起躲得起，他瞅个机会奔后门逃之夭夭了。

那汉奸蒋股长不愧是干特务的，领着几个爪牙把“荣大旅社”从外堂砸到内堂，从账房砸到伙房，唯独没动昨晚许秋琴母子俩入住的那个客房。毕竟要保护现场，这事再怎么弄得乱七八糟，最后刑警总是要到场来勘查的。不但不砸，还搬了把椅子坐在房间门口，免得他们一离开，谁再趁机把现场给破坏了。

一会儿，刑警果然来了，就是“丹徒县警察所”侦缉队第三探组以组长邢开先为首的那四个。许崇杰给“九十四号”蒋股长打过电话，寻思这只是出口气，案子还得抓紧时间调查，得把老婆儿子给救回来啊!况且，此事涉及他投奔中共的重大机密，谁知道背后会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万一露了马脚，别说老婆孩子，自己的小命也难保。

想来想去，还是直接搬出日本人帮着解决镇江这边的问题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如果自己还藏着掖着，难保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于是，他求见长驻南京“二十一号”的日本顾问小畑少尉。一说情由，小畑随即把电话打到镇江，侦缉队遂指派第三探组侦办该案。

根据陶庸君查阅的这份卷宗看来，第三探组还真把这桩惊动了“太君”的案子蛮当回事的，现场勘查非常细致。那个年代的刑警，无论技术手段还是勘查设备，其简陋可以想见，但第三探组还是获取了除许秋琴母子以外的另一个男子的足迹和指纹。

看到这里，陶庸君感觉有点儿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没有发现自己留在客房里的痕迹?再往下看了第三探组刑警询问旅社账房先生和茶役的笔录才弄明白，“荣大旅社”有规矩，晚饭后茶役进入每个入住旅客的房间送开水、铺床时，还得清扫一遍地面，他的足迹料想是给茶役扫掉了。

而且陶庸君记得，十二年前执行那桩护送使命时，担心天气晴雨不定，他特意选了一双刚从永安公司买的球鞋。而卷宗里现场照片上的鞋印，却是半新的打了橡胶车胎掌的布鞋，脚码也比他大了两号。结合同时从现场提取的那个男子的指纹，第三探组刑警判断这是一个身高大约一米七五的男子，有一双孔武有力的大手。

“荣大旅社”后面有一条小河，许秋琴母子所住房间的窗口正对河面，窗台上有干了的水渍。刑警据此分析，嫌犯驾驶小船停在许秋琴母子入住客房的窗下，手中拎着竹篮或网兜，里面盛装着某种犹在滴水的物品。他先是在外面跟许秋琴隔窗说话，然后由许秋琴打开后门放其入内。

时值仲秋，刑警认为竹篮里装的应该是新鲜菱角、鸡头米(即芡实)之类。江南地区这个季节日夜都有人叫卖此类时鲜，估计许秋琴晚饭后闲着无事，听见窗外河上有人叫卖菱角、鸡头米，就开窗询问，看过商品，觉得质量价格均能接受，遂决定购买。可是，这种交易隔着窗户就能进行，她怎么会贸然把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放进来呢?这个疑问是陶庸君在阅卷时提出的，卷宗里并未见到那四个刑警对此有什么说法。

有句话叫做“别跟陌生人说话”，这是坊间民众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处世经验。可是，许秋琴似乎对此不以为然，她不但跟陌生人说话了，还打开临河的后门让人家进来了。联想到她此次出行的背景——地下党和“七十六号”之间的博弈，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当然，这是十二年后陶庸君阅卷时的疑惑，第三探组的刑警是想不到的。

往下发生了什么可想而知:嫌犯进屋后，即把许秋琴逼住，命其提了那口皮箱，带上孩子一起从后门离开，上了他那条小船。

这一去，母子俩就再也没了音信。

那么，承办该案的汪伪“丹徒县警察所”侦缉队第三探组又是怎么开展侦查的呢?他们定下了两个调查方向:一是了解许秋琴那口小皮箱里装着什么东西，对赃物进行布控;二是请相邻的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警务机构协助，对当地烟花行院、孤儿院和拐卖妇幼人口的犯罪团伙进行调查。

这两条措施的用意非常明显:他们认为这是一起见财起意的抢劫案件，案犯胆大心黑，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彻底，不但把皮箱内的财物搜刮一空，还本着“利益最大化”的思路，把这对母子一并掳走，卖给烟花行院和需要领养男童的大户人家。

陶庸君干的是情报工作，跟刑事侦查有区别，但这两个行当也有相通之处，既然陶庸君能够跻身赫赫有名的“华东八室”，如果让他改行当刑警，料想也是业内精英。陶庸君认为，卷宗上体现出来的第三探组四个刑警的案情分析以及侦查路数，还是颇为专业的，照此调查下去，应该能摸到些线索。

让陶庸君感到意外的是，这份刑事卷宗上的内容到此为止，往下的调查就没有下文了……

第六章、第三探组的老探长

整份卷宗外表完整无缺，严封密缝，陶庸君陶庸君没有料到它会中途打住，更微妙的是，卷宗里对此竟然没有任何说明。思忖片刻，抄起电话打给先前接待他的镇江市公安局第一科材料股裴副股长。

裴苏匆匆赶到，了解情况后也是愁眉苦脸。陶庸君建议:“能不能打听一下当初办案的那四个旧刑警如今的去向，直接向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此事归人事股管，人事股也属于第一科，王洪宝科长兼任股长。裴苏应该是猜到了陶庸君的隐蔽工作身份，没把陶庸君引领到第一科的办公室，而是给王科长打了个电话汇报情况。没多会儿，王洪宝夹着两本硬封面厚册子过来了，一本是原国民党镇江市警察局的警员名册，另一本是抗战胜利后接管过来的本地汪伪警察机构的警员名册。

名册显示，第三探组的四个刑警中，屠大发、祖仁行于1943年奉命承办急案，风雨之夜冒险划小舟渡长江时发生翻船事故，双双殒命。李应丰在抗战胜利后去了南洋——他本是华侨，战后出国继承遗产，改行经商了。只有组长邢开先还在镇江地面上待着，不过已经失去自由。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党警察局留用。镇江解放前夕，他奉命协助国民党“保密局”驻镇江的特务机构抓捕中共地下党，虽然不过是画了张草图，而且那七个中共地下党员事先得到消息及时撤离，党组织未受损失，但到了解放后，这笔账还是要算一算的。算下来的结果是，时年五十岁的老刑警被人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现在镇江监狱服刑。

王科长随即和镇江监狱协调外调事宜，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邢开先个头儿不高，体型瘦削，一双眼睛很是有神。陶庸君见之马上断定:“邢探长，您是习练内家拳的吧?”

对方呵呵一笑:“这位公家同志好眼力。我家是三代八卦掌练家子，可惜传到我手里，功夫都快练没了。”

看得出，邢开先的心态不错。如果不是在监狱，现场拍摄一张照片给别人评判，估计多数人都会以为活得不太滋润的是副团级侦查员陶庸君，而邢开先那副神情气色，反而像是交了好运

邢很健谈，刚坐下不等陶庸君开腔，就主动报上自己的姓名、年龄、案由、罪行、刑期，接着问道:“不知这位公家同志找我有何贵干?若是需要了解什么历史案子的情况，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华东八室”的掌门人甄真，乃是一个精通世故、对世间人情理解得通达剔透的高人，他曾给下属解释过他所理解的“江湖”——“旧时的所谓江湖，就是新时代的社会，包括社会现象和活跃在社会大舞台上的各色人等，古语说‘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有机会要好好体会。”本着这个观念，甄主任只要有空，就要跟下属唠叨唠叨他肚子里藏着的江湖掌故。

陶庸君自认为是“八室”八名侦查员中悟性最差的一个，甄主任把他们称为“八只独脚蟹”，他则自称是其中最小的一只“小蟹”。不过，长期耳濡目染，在面前这个镇江地面的老江湖邢探长看来，陶庸君举手投足都带着浓浓的江湖气，不由得对他高看了几分。

接过陶庸君递过来的香烟，老探长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回忆:“荣大旅社的那起案子，确实是我们几个经手的，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吧……”

在当时的镇江地面上，邢开先即便算不上“神探”，也是业界公认的刑侦好手。凡是被上头认为比较重要的刑案，都交给他去办理，或指导其他探组展开侦查。荣大旅社失踪案发生前两天，第三探组刚刚接手一起凶杀案，还没理出个头绪，就接到警察所所长的命令，让他们暂停凶杀案的侦查，先把荣大旅社的案子查清楚。所长嘱咐，这案子来头不小，不但镇江“九十四号”的特务打砸了案发现场，据说镇江侵华日军最高长官熊本中佐也拍了桌子。

第三探组接手后对现场的勘查情况、案情分析以及往后的侦查方向，陶庸君已经通过查阅案卷有了大致了解，但为什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邢开先回忆，他们正要着手同时展开赃物和诱拐两方面的调查，驻警察所的日本顾问不知哪根筋搭错了，这个原本对业务从不过问，整日只是喝酒饮茶看报听收音机打发日子的主儿忽然下令，让他们把之前那起凶杀案对付下来。日本顾问是直接向邢开先下达的命令，邢开先有点儿蒙圈，这跟所长的意思满拧啊。他会说几句日语当下连说带比画地请示:“本探组正在调查的那起失踪案，是暂停调查呢，还是移交其他探组?”

日本顾问皱起眉头:“那起失踪案的调查进行到哪一步了?”

邢开先遂介绍了一番。日本顾问点点头:“失踪案还是由你们第三探组负责承办，但不必自己去调查，侦查方向不是有了吗，那就让旅社所在地的派驻所去调查就是了。那个荣大旅社归哪个派驻所管?”

“四牌楼派驻所。”

日本顾问下令:“让四牌楼派驻所先查着，等有了线索再作计议。要是到时候你们手里的凶杀案破了，你们就接手调查。要是没破，那就由他们继续办着。就这样定了，执行吧！”

如此，第三探组商量出来的侦查思路，就由四牌楼派驻所去落实了。往下，第三探组给那起凶杀案黏住了，再也没接触过这个案子。不过，邢开先这样的老刑警，只要稍加留心，镇江地面上的事，他总是能听到些的，况且据邢开先所说，这事后来闹得有点儿大，他想不知道都难。他是老江湖，又是资深刑警，不能乱伸手的规矩自然懂，有关此案的细节，若是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他就听着，若是无人提起，他也不刻意打听，如此，只是了解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情况——

第三探组的侦查思路，四牌楼派驻所的确是照着落实的。不过，对镇江周边城市诱拐妇女儿童犯罪团伙的调查，因各地警务机构消极怠工没有收到任何反馈。布控赃物这一块儿，四牌楼派驻所倒是认真做了，不仅有所发现，还因此出了桩大事故。至于具体发现了什么线索，因为案子闹大了，甚至引起日军宪兵队特高课的关注，派驻所方面没有向邢开先透露，邢开先自然也不会主动去问，直到现在他也不清楚。

这个案子最终未能侦破，也就谈不上结案。四牌楼派驻所对该案的调查形成了几份笔录，但因稍后“丹徒县警察所”改为“镇江县警察局”，原所长调到常州去了，也就没有人向四牌楼派驻所催问调查材料之事，不知该所是否还保存着。

那么，该如何了解四牌楼派驻所的调查情况呢?老探长建议陶庸君跑一趟大西路，找一个绰号“兔儿腿”的小酒肆店主打听。他还特意叮嘱，最好不要跟那位仁兄言明是来外调的，可以另编一个由头。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兔儿腿”脾气不大好，认死理，他不认的主意，即使阎王爷也劝不回来。

陶庸君自然要问个清楚:“这位仁兄是怎么个角色?他怎么知晓十二年前那桩失踪案的调查情况?”

“他就是当初四牌楼派驻所主持失踪案调查的负责人。”

老探长介绍，这位“兔儿腿”叫丁丰，四十岁出头，国民党杭州警校刑侦专业毕业生。毕业成绩据说令校方一言难尽，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手下留情，本该肄业的，勉为其难给了个毕业，至于推荐什么的，那就别想了。丁丰却是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想法也并非一点儿不着调，杭州警校是民国三大警校之一，毕业生都是预订的。回到镇江老家，他前脚刚进门，后脚警局就派人递请柬，要为他接风。一顿老酒吃完，丁丰就成为正式警官了。

这位仁兄之所以有个“兔儿腿”的诨号,是因其天生擅跑，而且耐力极好。警校运动会的赛跑项目，不论短跑长跑接力跑，只要他报名，冠军就相当于装到他衣兜里了。入职警局之后，上峰才意识到，这小子的长处不仅是能跑能跳，而且头脑活络，特立独行，惯于走旁门左道出奇招。具有这种特点，又是从事刑警工作，想不创点儿业绩出来都难。

破过几桩案子，丁丰在业界有了点儿小名气。如果他肯拍上峰马屁，在侦缉队混个队长副队长的也有可能。不过，此人性格怪僻，对上峰桀骜不驯，对同僚倒是热情，不过有时开玩笑开过头，容易惹出事来。所以，活儿干得再好也当不了官。好在他也不在乎，甘愿当一个普通刑警，有活儿干活儿，没活儿呼朋唤友饮酒喝茶，倒也逍遥自在。

不久抗战爆发，国民党警察局成了汪伪的警察所，他就动起了辞职的心思。可经不住同僚挽留，只得继续干下去，但拒绝担任任何职务，直到日本投降，他也不过是个普通刑警。也正是因此，待到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日伪警局，他不但没有受到追究，上面还提出让他继续留任，丁丰婉拒。离开警局后，他在渔行桥堍开了个小酒馆，名曰“丁兔儿酒肆”。

陶庸君一边听邢开先介绍，一边在心里构划如何跟这个前警界怪人打交道。待邢开先说完，他问:“这位仁兄跟你关系怎样?”

“还过得去。在镇江的刑警里，我是唯一一个他见面必称‘老师傅’的同僚。”

“那就好办了!烦请你给我写一纸条子，就说我是你的狱友，以前是干记者的，因酒后伤人判了两年，和你一个监房，比较投缘。最近刚从镇江监狱出来，多次听你说过丁兄的事迹，动了采访他写点儿东西的脑筋，希望他看在你的面上，提供点儿方便。你看这个由头行不行?”

邢开先点头:“可以!”

陶庸君做事细致，想到对方不是寻常之辈，不能马虎，结束外调后就给市局董局长去了个电话，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让监狱出一份释放证，二是让他把整个监狱参观一遍，否则万一丁丰问到蹲监狱的细节，那就穿帮了。

第七章、 清宫佛袍

准备好的两步棋，只用上了一步。

陶庸君以食客身份在“丁兔儿酒肆”最里面的一个座头上落座。其时是下午3点，整个店堂就他一个食客。丁丰过来招呼，陶庸君自我介绍，把邢开先的条子和崭新的释放证一并递过去。丁丰接过，只朝释放证上瞥了一眼，道声“原来是孙先生”，就把释放证递还。陶庸君意识到先前邢开先介绍丁丰的情况时，似乎还说少了一样——他的阅读速度跟“华东八室”侦查员有一比，说是“一目十行”一点儿也不夸张。

转眼间看完条子，丁丰的目光转向陶庸君:“邢老师傅在里面还好吗?拳还在练吗?”

这个问题陶庸君事先没想到。不过他自己就是练武之人，跟邢开先见面时也说到过拳术，总算可以应付一下:“监狱里面规定是不能练拳习武的，不过邢老师练的是八卦掌，不占地方，有个犄角旮旯也能随手比画两下，他每天瞅准机会就活动活动，当然不能让管事的发现……”

这个回答毫无破绽，丁丰露出欣慰的表情，随手把那张纸条撕成细长条，放在一旁的烟灰缸里。陶庸君正盘算着怎样把话题转到“采访”上，丁丰主动开腔言归正传:“不知孙先生为何对那起十二年前的旧案感兴趣?”

这个，陶庸君早就想好了:“在里面空闲时，经常跟邢老师傅胡磕牙瞎聊天，当然是他说得多——他的刑警经历只怕少有人比。那天他说到荣大旅社母子旅客失踪案，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寻思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好故事啊，可以写一篇小说哪!遗憾的是，邢老师傅只知道前半截，他们第三探组奉命继续办理之前的那起凶杀案去了，荣大旅社的案子转给了四牌楼派驻所。邢老师傅说，后来这个案子是丁先生领衔承办的，不知可否跟我说说接下来的调查情况?”

丁丰仰头看着天花板，似是陷入回忆之中，片刻，收回目光，长长吁出一口气:“我这个人吧，不信鬼神。我手上有人命。那年头儿不像现在，江洋大盗、土匪黑帮，甚至街上的小流氓，动不动就能亮出把家伙。刑警办案，难免不经历几次你死我活的场面，死在我手里的少说有五六个。邢老师傅也是这样。我们不信鬼神，但相信世界上确实有运气这种东西。运气有好坏之说，荣大那宗案子就属于歹运……”

四牌楼派驻所的柳所长一接到上司的电话，就决定把这活儿交给“兔儿腿”去办，再给他派两个新警察当助手。丁丰听说是邢开先的案子，自无二话。上门接手案卷，方知只不过是让四牌楼派驻所相帮调查一下情况，脸上便显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邢开先看在眼里，微微一笑:“小丁啊，我把话先说在前头，这案子有点儿‘梗’，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随即，他把第三探组掌握的情况说了说。荣大旅社在四牌楼派驻所的管段里，有关该案的情况，丁丰已有所耳闻，加之他的理解力超强，对于第三探组的案情分析和调查思路，他深以为然。

于是，丁丰就带着两个还没到二十岁的小警察投入了侦查。旧时警界的规矩，协查是否顺利，要看私人关系。比如甲地向乙地、丙地的警局请求协查，乙地警局相关人员和甲地的办案人有私交，那就会像对待自己的案子一样卖力。丙地警局并无甲地办案人员的熟人朋友，那就公事公办，同样是做，效果肯定差远了。

丁丰自然知晓业界的这股风气，对两个小警察说:“你们起草一份协查通知，去所长那里盖个章，到邮局发往周边诸地同行那里就行了，有没有结果看运气，我看多半是指望不上。咱们三个还是踏踏实实进行布控，如今这年景不安稳，道上朋友弄到了东西都喜欢尽快变现，落袋为安嘛。把赃物换成金银钱钞掖在怀里，即便回头被抓到，也可以死扛着不认。抓贼拿赃，你拿不到他的赃，怎么治他的罪?”

布控的第一步，先得知道具体有些什么赃物。可是，许秋琴母子是连人带皮箱一起失踪的，此刻恐怕只有许氏的家属才清楚那口皮箱里放了些什么东西，那就只好向其家属调查了。许秋琴的丈夫许崇杰是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的科长，丁丰寻思，跟这种角色打交道，闹不好会惹一身麻烦，不如去一趟许秋琴在上海郊区七宝镇的老家。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镇江是江苏省会驻地。尽管如今南京政府跑到了重庆，而丁丰供职的警务机构也改称“丹徒县警察所”了，但到了上海郊区，好歹也算是“省城下来的”(沪郊当时属江苏省管辖)，当地警察局不说热情协助，也不至于明目张胆磨洋工。

这么想着，丁丰铺开纸笔，准备起草出差报告。这时，四牌楼派驻所柳所长领着一个西装革履、气度不凡但脸色明显灰暗的三十来岁男子进来了。

此人正是许崇杰，他是特地从南京赶来了解当地警方对其妻儿失踪案的侦查情况的。当然，这只是放在台面上的理由。

前面说过，他是中共地下党正在策反的重要对象。如果其妻儿抵达镇江后没有出事，这会儿应该已经被中共方面秘密护送到苏北根据地了，而他则转换身份、弃暗投明，成为中共的秘密情报员。没想到，昨天上午突然接到两个下属的电话，许秋琴母子下落不明!更要命的是，他还没正式与中共方面建立起联络渠道，中共地下党随时可以联系到他，他却没法儿主动跟人家联系。他担心中共方面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那就只有自己出面应对了。

毕竟是资深特工，他知道此刻绝对不能乱了方寸。妻儿失踪当然是要命的事，而失踪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自己准备反水投向中共。这个秘密一旦被汪伪特工总部察觉，不但妻儿没了，自己也会万劫不复。许崇杰尽量让自己的表现符合一个刚刚得知妻儿失踪的丈夫形象，同时也不失一个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特工的冷静沉稳，挨个儿联系上司、同僚、下属，请他们设法相帮寻找妻儿的下落。先营造好氛围，他再面见上司，请假赴镇江了解破案进度，自是获准。

当下，丁丰向许崇杰介绍了四牌楼派驻所接手该案后的情况，以及目前的调查方向。正准备询问许秋琴携带的那口皮箱里装着什么物品，许崇杰何等精明，已经意识到对方要提什么问题，主动开口:“据兄弟所知，内子出门所携物品不外是些替换衣物、洗漱用具，再就是随身的首饰、应急的钱钞，首饰就那么一两件，钱钞也不会多带，就为防个万一，还有嘛……”说到这儿，许崇杰突然打住。

丁丰说:“许科长应该知道，干咱们这一行的，必须为苦主严格保密，这是行规，也是职业操守，请许科长放心，丁某以人格担保，您今日向我透露的情况，绝对不会从我丁某的嘴里传出去。”

许崇杰微微颔首:“实不相瞒，还有一件东西，价值嘛，不太好说，对于有些人来说价值连城，对于另一些人，也许就一文不值了。说起来，这东西也算是衣物，不过是一件特殊的衣服——佛袍。”

起初丁丰以为无非是古玩字画之类，没想到是这么一件东西，不由得大感兴趣:“在下愿闻其详。”

许崇杰与妻子许秋琴同宗同族，而许氏宗族系上海郊区的望族，打从明朝末期就迁到了这里，及至清朝咸丰年间，辉煌了近两百年。许秋琴所属的家族分支尤其厉害，不但出过文武官员，还有学术、医术、占卜术方面的专家。这些前辈往往都是“不鸣则已，鸣必声响不凡”。不凡到什么程度?官阶不一定很高，但都深受皇室器重，经常被接到京城里，为皇亲贵戚提供各方面的咨询。

这种辉煌一直保持到太平天国失败，朝廷接到举报，说许家有人跟长毛有过接触。这可是谋逆大罪，几番调查下来，并无任何证据，但许家的钱财被折腾得差不多了，人也死的死、残的残、失踪的失踪。许氏宗族就此一蹶不振。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少许氏后代手头都有老辈留下的传家之宝，许秋琴出嫁时带到夫家的那件紫色佛袍就是其中之一。

按许崇杰的说法，他实在看不出这件佛袍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比寻常织物的质地更细密些、色泽更鲜亮些，还有就是据说无论存放多久，即使不放防虫的药丸也不会遭虫蛀(但这一点未经证实，他也不知道妻子保存这件佛袍的时候放不放药丸之类)，仅此而已。受志怪小说和茶馆艺人口头文学的影响，许崇杰曾经脑洞大开，问妻子这件佛袍里是否隐藏着什么藏宝图或武功秘笈之类，许秋琴嗤之以鼻。

那为何妻家对这件佛袍如此珍视呢?许秋琴曾骄傲地向他透露，雍正皇帝还是雍亲王的时候，穿着这件佛袍拜祭过家庙。许崇杰大大不以为然，如此说来，不过是一件清宫大内流落民间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已，这在民国时期社会上并不鲜见。他也向古董掮客咨询过，对方说如果能够证明的确是清宫里流出的，不管哪个皇帝穿过，也许值个几千大洋。但如何证明是皇宫里的用品呢?这就有点儿麻烦了。所以，这东西属于有价无市，说起来珍贵，却难得有人愿意花大价钱收藏。

但许秋琴却把这件佛袍视为珍宝，平时轻易不肯示人，每逢外出，只要是在外面过夜，那就必须随身携带，唯恐有失。这次她携子远行，自然是要带上的。昨天，许崇杰已经往沪郊老家拍发了加急电报，询问这件佛袍是否还在，他母亲说亲眼看见秋琴出门前打点行装时把佛袍放在皮箱里了。

在许崇杰看来，这应是许秋琴的随身物品中最值钱的一件，其他财物，大抵也就是妻子平时佩戴的金戒指、金项链、浪琴女表和不多的一些现钞了。

丁丰寻思，如若布控赃物的话，戒指项链手表并无明显特征，主要还是应围绕那件紫色佛袍进行。可问题是，一般贼人销赃，最热门最好出手的是金银珠宝贵重细软，其次是古玩字画之类，至于佛门器具，有点儿太冷门儿了。对这样一件佛袍进行布控，会不会产生效果?

鉴于许崇杰的特殊身份，往下的侦破路数不能瞒着他，丁丰遂向许说了说自己的担心。许崇杰知道刑警破案就像他们干特工的收集情报，难以预料的情况比较多，当下表示理解，留下两条哈德门香烟说是犒劳刑警弟兄们，又给了丁丰一张名片，办案中如果遇到难题不好解决的，随时可以跟他联系。

送走许崇杰，丁丰召来两个小警察，吩咐他们分头前往市内各古玩铺子旧货商店，以及城隍庙、文庙、车站码头等地摊比较集中的地方--走访。他自己当然也没闲着，要在茶馆酒肆约见眼线耳目，布置他们寻找佛袍的线索。

从形式上看，丁丰这种安排已经面面俱到了，但效果如何，他不敢乐观。他干了这么多年刑警，还从来没遇到过布控佛袍这种情况，之前也是闻所未闻。

绑架是重罪，更何况是绑架母子俩，除非贼人事先吃准了许秋琴的皮箱里有什么值得豁出去干上一票的宝物，哪有还没弄清楚人家的皮箱里装着什么东西就下手的?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件佛袍搞出这么大动静，那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缘故，既然如此，贼人哪可能轻易把赃物出手?

因此，丁丰并不看好这个案子，找不到线索实属正常，若是被自己找到，那真的要烧高香了。不料，这个案子当真邪门。丁丰中午召集几个眼线耳目请他们吃了顿饭作了布置，当天晚上竟然就有效果了，而且是一举人赃并获!

第八章、黄金搭档

立下这桩功劳的是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小痞子，就是天津卫地面称为“混混儿”的那种角色。一个名叫曾大全，另一个是曾的嫡亲舅舅吴望福，年龄却比外甥小几个月。旧时社会上这种情形较为普遍，人们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但这对郎舅待在一起，还是让人感到忍俊不禁。

外甥曾大全身高架大，一米八的个头儿，二百多斤的分量，却长着一张娃娃脸。这小伙儿一身懒肉，平素里甚至连眼睛都舍不得花力气撑大，从早到晚都是眯着一条细缝儿。不仅不爱动，还不喜欢言语，能用哼哼代替说话，那就绝对不会开腔。他的声带可能是被过于累赘的脂肪压制住了，这么高大一条汉子，说话却细声细气，宛若蚊鸣。

而那个比曾大全小了几个月的老舅吴望福正好相反，整个身形可以用“小巧玲珑”来形容，不光是个头儿小，五官四肢也小，比例倒不曾失调。吴老舅喜欢说话，别看他的模样儿显得袖珍，开口那声音，只怕连梁山泊好汉黑旋风、花和尚之流都会暗吃一惊，若是在人耳畔说话，简直声如炸雷。

这一大一小一胖一瘦一对郎舅就像秤杆和秤砣，整日价摽在一起。使人觉得不解的是，按惯常的思维，这二位中拿主意的应该是吴望福，小个子那副言行举止，一看便知是浑身机灵处处伶俐的角色。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不论大主意小主意，竟然都是一副憨样儿的外甥曾大全拿的。

要说这对郎舅的家境，应该还算不错。两人家里都是做生意的，曾大全的老爸曾谋富是镇江地面上有名的棺材铺老板，人称“曾棺材”。他跟官府有关系，地面上凡是有凶杀案、处决死囚、寒冬“路倒”、投河上吊的尸体，都是“曾记棺材店”供货。吴望福的老爸是中医，医术一般，却对命相颇有研究，而且名声在外，不但镇江本地，就是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周边城市里设摊开馆的算命卜卦从业者，每到年节都会集资给他送礼。

有这样的背景，这对郎舅混社会就有天然基础，但据中医师兼命相家吴老爷子推算，这对活宝无论操何营生，都是“吃不饱饿不死”，干不出业绩却也不会惹祸。从郎舅俩十来年的人生轨迹看，吴老爷子的推算术果然非同凡响，两人成了镇江地面上的地痞混混儿。由于“曾棺材”跟官府的关系，他们被警方纳为耳目。两人业余从事侦探工作的前景也没逃出吴老爷子的推算，仍是不温不火，直到这天——就是资深刑警“兔儿腿”丁丰请郎舅俩吃了顿午餐交代了差使后，曾大全、吴望福迎来了立功的机会。

丁丰的名头在镇江的警务圈子里还是比较响亮的，曾、吴两个因为老爸跟警方有关系，干耳目还要对警方联系人挑挑拣拣，自然把“兔儿腿”作为首选。丁丰是特立独行之辈，你看中他，他还不一定看中你哩，“曾棺材”对这郎舅俩能否拜在丁丰门下没抱多大希望，不料丁丰却一口应允。自打成为丁丰的耳目以来，他俩还没给“兔儿腿”长过脸，这次终于冷不丁儿奉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凡是手头有重要案子，丁丰就没有上下班之分，吃住都在四牌楼派驻所。这天晚上也是这样，他正在宿舍里一面用花生米下着小酒，一面拿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看得津津有味，忽有小警察进来禀报，说有人求见。什么人呢?小警察说:“是‘曾棺材’家的胖小子和……”

话没说完，丁丰就摆摆手:“行了，让他们进来。”

不料小警察还有下文:“除了这郎舅俩，另外还有三位，两个是县所的巡警，押着一个上了绑的男子。”

丁丰不免诧异:“这是什么路数?”

这还要从曾大全、吴望福两个从丁丰那里接受了访查“佛袍”的差事说起——

曾大全、吴望福看上去拿不上台面，却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们曾习练过武术，而且整整练了三年。他们的师父，是小码头土地庙的“瘸和尚”。

“瘸和尚”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僧，这人的情况有点儿复杂。严格点儿说，他未曾接受过佛门剃度，也没有经历过皈依佛门的手续，因而他的僧人身份就有疑问。可你若说他是假和尚，他竟然不知通过什么手段，一个人占了一座土地庙。虽然没什么名气，但毕竟是民国时期江苏佛教界登记在册的，并非什么乡间野庙。

土地庙面积不大，也就不过三进四门面，前后有两个院子，却是五脏俱全，院之间的夹弄两头还有两座钟鼓楼，尽管建得比岗楼还狭窄，但钟是钟鼓是鼓，跟大寺庙比没有丝毫走样，这在当时全国的土地庙里怕也是独一无二的。“瘸和尚”没有度牒，也就谈不上法号，可当地佛教界遇上大事小事，竟然按例通知他去参会议事，这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不过，他对此是不大感兴趣的，大约通知七八次，他能去一两次就不错了。

他的经历就更是神秘了，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占了这座土地庙的，附近老辈人只记得原先庙里只有一名俗家庙祝，大约二十四五年前，忽有一天庙祝不见了，换了这个腿脚有点儿毛病的光头和尚，问他来历法名，他合掌念佛，笑而不答。人们干脆唤其“瘸和尚”，他倒是答应得挺痛快。

渐渐人们发现,“瘸和尚”会功夫，不是寻常的三脚猫，而是正宗的少林拳术。镇江当地国术界人士曾去拜访过，小试下来，去的七八个拳手里有一半败北。往后，就陆续有人登门拜师，“瘸和尚”一律摇头，没想到曾大全、吴望福两个活宝找上门来，他却收下了。

这二位以前曾跟人学过拳术，师傅水平有限，加上自己不肯努力，折腾了年余也没入门。此番拜“瘸和尚”为师，好像突然间转了性，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一学三年。至于效果嘛，成为高手是不太可能的，但对付几个寻常毛贼不在话下。虽没人亲眼见他们亮过武技，不过，自打他俩成为警方耳目之后，偶尔“路见不平见义勇为”一下，抓几个扒手、流氓扭送警局，那是不折不扣的“扭送”，不幸被他俩扭住的家伙，多半手臂脱臼，哭爹叫娘。

这样的事有过那么两三次，他俩在当地混混儿口中就升级为“曾哥”和“吴哥”了，都说曾哥吴哥精通少林擒拿手，千万别去惹他们。曾大全、吴望福能收集到别人收集不到的信息，当然也与他俩在混混儿中鹊起的声望有关。

却说这天午饭后，曾大全、吴望福接下了丁丰交办的差事，两人打着酒嗝出了小酒肆，吴望福不知应该找谁去打听那件紫色佛袍的信息，问外甥，曾大全不语，站在路边倚着电线杆，双目微阖，眼看着就要打瞌睡了。老舅见之，马上意识到外甥这是要享受一下“神仙待遇”了。

所谓神仙待遇，来自常言“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曾大全抽烟讲究档次，老刀牌、三炮台、哈德门尚能接受，其他寻常牌子一概拒绝。不过，对于曾大全来说，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神仙待遇，他还要在香烟里“加料”，在上好的烟丝中掺入白粉。

民国时也搞禁毒，当时的主要毒品就是鸦片，人们称其为“鸦片烟”，所以禁毒也称“禁烟”。“全国禁烟委员会”主任由蒋介石亲任，山东军阀韩复渠曾因大力禁烟受到过中央政府的表彰。日本人也禁烟，不过，筹措军费的时候就双标了，嘴里喊着禁烟，暗地里给鸦片烟馆开绿灯。当然，表面文章还要做一做，寻常人想搞到毒品还是有难度的。

这“寻常人”里可不包括吴望福的老爸吴老爷子，他是中医，暗地里有进货渠道，同时又是算命界的扛把子，想孝敬他的大有人在。于是，曾大全就指使老舅设法弄点儿，时不时制作几支“神仙牌”纸烟，只是产量有限，并不是想抽就随时可以抽到的。在这方面，吴望福绝对坚持原则，因为白粉实在是太难搞到了，而且除了供曾大全享用，还有别的用途(这个稍后就要说到)。他端出舅舅的架子，规定每三天抽一支“神仙牌”，否则，老爷子一发火，你这个当外孙的应该知道后果。

其时距曾大全上次享受神仙待遇还不足三昼夜，但两人刚刚接了丁丰交办的差事，都想立个功、露露脸，给警局留个好印象，换个说法，就是让警方欠他俩点儿人情。像他俩这样的货色，以后免不了会犯事，警方欠了他们人情，他们就有个赦免的指望。

如此，老舅也就不管什么规定不规定了，掏出自制的“神仙牌”纸烟奉上一支，还划火柴恭恭敬敬给点上。曾大全把烟抽完，懒洋洋地伸了伸被肥肉淹没的腰:“小码头土地庙，出发!”

第九章、“瘸和尚”的软肋

看着曾大全往前走了老远，吴望福方才想明白，他这是要去土地庙向师父“瘸和尚”打听情况。师父是个走过三关六码头的老江湖，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是一颗光头，长年守着一座破寺庙，庙祝也好住持也好，都是他一人当家。这种角色对于佛教圈的事，料想要比寻常人知晓得多，此刻要打听佛袍，那确实是找对了人。

正这么想着，迎面驶来一辆出租马车，走在前面的曾大全突然驻步，像是嗓子痒痒似的咳了几声，他老舅马上会意，胖外甥懒得步行了，于是立刻把马车招停。

一路车声辚辚。眼看着离土地庙还有十丈之遥，曾大全又开始清嗓子。吴望福赶紧让车夫停下，车钱自然是他来付了。两人下了车，吴望福迈步直奔土地庙，曾大全却不动窝。老舅纳闷儿:“别站着了，咱们过去吧?”

这时，胖外甥终于勉为其难地开了口:“咱们谁开口说这事?怎么说合适?”

吴望福一愣，这个问题他压根儿没考虑过。“我……听你的。”

曾大全一双眼睛半睁半闭，半晌才缓缓开腔:“事由我开口，你在旁边时时看我眼色，随时予以配合。记住，师父的软肋捏在咱们手里，主要是捏在老舅你手里，只要他确实知道那件佛袍的情况，那咱俩肯定拿得住他。”

所谓“软肋”，就是白粉。“瘸和尚”原本是不沾毒品的，自从三年多前把曾大全、吴望福收为徒弟，曾大全为了让他教得尽心尽力，跟吴望福商量，说该想个办法把他给拴住，让他离不开咱俩。吴望福觉得颇有道理，可怎么个拴法儿呢?曾大全就想出这么个馊主意，吴望福既然能给自己制作“神仙牌”，那就顺手从吴老爷子那里多搞点儿白粉。每次吴老爷子收到人家孝敬他的白粉、鸦片、宝丸什么的，都是让吴望福分门别类放进石灰甏里。吴老爷子倒是没有抽一口的嗜好，只是偶尔用这些东西配点儿药，或者作为礼品打点办个事。吴望福每月挪用一点儿，应该不至于穿帮。

有曾大全这个外表憨厚，实际上心眼比筛子眼还多的徒弟，“瘸和尚”哪能不上套。一旦尝到毒品那如梦如幻飘飘欲仙的滋味，“瘸和尚”就离不开了。三年来，“瘸和尚”传授了郎舅俩若干少林功夫，是真功夫还是假功夫不甚明了，但曾、吴那手能在实战中轻而易举卸脱对手肩臂关节的手段，可是坊间百姓有目共睹的。不仅如此，白粉还让这个老江湖放下了部分“师道尊严”，几年混下来，师徒之间就像忘年交，还合伙做过几次违禁品的买卖，进项不算太多，但跟曾大全老爸“曾棺材”的生意相比，应该算是比较可观的。

渐渐的，“瘸和尚”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离不开这两个弟子了，他们几天不来，他就想得慌。白粉当然是主要因素，但跟这两个小子闲磕牙瞎聊天，也让他感觉很惬意。今天曾大全这个主意的出笼，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第一个反常在他俩还没进土地庙的时候就出现了，只是当时曾大全并没在意，稍后才意识到。

平时土地庙的大门整天都是敞开着的，此刻竟然关着。走在头里的吴望福在台阶前驻步，回头看着曾大全，用目光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师父出门了?

曾大全也不回答，肥嘟嘟的下颏朝前一努，示意敲门。吴望福抬手就是一顿乱捶，里面没有回应。曾大全跺跺脚，老舅会意，抬脚就踹，里面依旧无声无息。这回曾大全恼了，亲自上阵，去路边捡了半块青砖，对着大门猛砸一气，终于把“瘸和尚”的声音给砸出来了:“哪位?来了来了!”开门一看，见是他的两个徒弟，“瘸和尚”长吁了一口气:“哎呀!我的小祖宗，有你们这样敲门的吗，简直是强盗上门来砸明火啊!今天觉得精神不济，在后院卧房小睡片刻，我这刚合上眼……”

吴望福说:“我俩路过这里，口渴了，想跟师父讨茶喝哩。”

“瘸和尚”把两人让进庙里，指指前殿廊下的竹编桌椅:“你们先坐，我去后面拿茶具，小吴上次给我送来的那两斤西湖龙井还没喝完呢。”

这是“瘸和尚”的第二个反常。曾、吴来土地庙喝茶是常事，师父都是把他们往后院领的，那里有葡萄架、银杏树，下面一坐，又安静又舒适，不比大户人家的花园差。今天师父却让他们在前面廊下喝茶，其他不说，那劣质香火味儿就闻不惯，只怕再好的茶也喝不出滋味。

难道师父这里有什么古怪?曾大全用力撑开眼皮，看着“瘸和尚”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扭头轻声叮嘱吴望福:“一会儿你不要开口，我跟师父唠几句。”

要说这曾大全还真是个人精，就这么一转眼间，他心里已经冒出了一个多少有几分靠谱的猜测：这“瘸和尚”的来历一直藏藏掖掖，不肯告人，难道他是匪盗出身？瞧他那手功夫，确实像是经过实战锻炼的，什么一招制敌、反关节擒拿，好似怕打苍蝇一般轻巧利索。今天出现的反常，会不会和“荣大旅社”失踪案有关系？莫非是他以前道上的朋友干的？而他则是知情人甚至参与了？要是这样的话，那可不得了，没准那对失踪的母子让贼人藏在这土地庙也有可能啊.....

这样想着，“瘸和尚”已经端了一壶刚刚沏上的茶水过来了。曾大全冲吴望福使个眼色:“老舅你看，咱师父今儿个精神不振，提不起神来，是不是该给他加点儿料补补?”

吴望福外表精明，其实却是个没心眼儿的憨货，并没看出师父今天的表现有什么反常。不过郎舅俩打小就在一起厮混，长期的磨合使他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凡事听外甥的总归没错。既然事先已经商量好要用被他俩称为“一贴老膏药”的法宝对付“瘸和尚”，现在曾大全开口了，那照办就是。于是点头道:“我前天瞅个机会刚从老爷子一位上海朋友送来的‘粉’里弄了一点儿留着，那是最纯的料，不巧，今天本没打算来师父这里，没带上。不过没关系，那‘神仙牌’纸烟徒弟身边倒是有几支的。”

曾大全留意着“瘸和尚”的表情，果然，提及“最纯的料”，“瘸和尚”的双眼顿时像灯泡一样放光。

曾大全催促:“那还磨叽什么，纸烟拿一支出来先给师父抽上。那‘最纯的料’呢，你也别舍不得。我在这儿陪师父聊着，你立马叫辆三轮车回趟家，把‘料’拿来让师父尝尝。”说着，掏出一张钞票递给吴望福。

吴望福离开后，“瘸和尚”美滋滋地吞云叶雾，曾大全则尽力抗拒着“神仙牌”散发出的那股特殊气味的诱惑(“瘸和尚”不知道他也喜欢这口儿)，一边不停抽动鼻翼，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师父闲扯些社会新闻。这种“有一搭没一搭”当然是故意的，待“瘸和尚”把“神仙牌”抽得差不多了，曾大全把竹椅往对方跟前凑了凑，故意压低声音:“师父，不知您听说没有。昨天夜里四牌楼荣大旅社发生一宗大案，一对当天入住的母子连人带行李凭空就没影儿了!”

“没听说过。这种事跟我们出家人无缘。”“瘸和尚”成天待在寺里，消息比较闭塞。以往徒弟给他讲些坊间传闻，他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可今天却是一副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听说劫走的财物中有一件佛袍是清廷大内之物，价值连城啊!”

“哈哈，哪有这样值钱的佛袍啊。”“瘸和尚”依旧不露声色。

越是如此，曾大全的疑心越重。“徒弟我也是这样想的，不就一件佛袍嘛，又不是唐三藏的那件宝贝袈裟。不过，听说那苦主不好惹——那个孩子的老爸，是南京‘二十一号’的科长，日本人跟前的大红人，手握生杀大权。这个案子惊动了特工总部，听说上海‘七十六号’、南京‘二十一号’都派人来了，还有咱本地的‘九十四号’，三路人马联手调查。今晚9点镇江要封城，全城搜查，首要目标就是所有寺庙，毕竟丢的是一件紫色佛袍嘛，肯定要到寺庙里查查了。

“瘸和尚”一个愣怔:“你怎么知道那件佛袍是紫色的?”

“听我爸的一个朋友说的。那朋友是替特高课办后勤的，说皇军的意思，这么大的行动，保不齐要动枪，跟匪徒遭遇发生枪战，备不住会死人。这几天有点儿热了，尸体搁不住，回头弄出什么瘟疫来那就更麻烦了，所以那老兄就找我爸预订棺材。”

要说这曾大全还真有两下子，他这一蒙，竟然蒙了个八九不离十。这个“瘸和尚”的确跟荣大案的案犯有些瓜葛。具体是什么瓜葛，因为接下来发生的意外，直到此刻向陶庸君转述时，丁丰也不清楚。这个“瘸和尚”的真实身份，至今没人说得上来，但丁丰相信，荣大案的案犯肯定是知晓的。

第十章、袭警劫狱

事后得知，“荣大”案的案犯有两个，为了叙述方便，按照出场次序，暂时把先出场的那位唤作案犯甲，后出场的那位唤作案犯乙。其中案犯甲跟“瘸和尚”的关系比较深，相当于江湖结拜弟兄之类。

当时镇江有水陆城门，晚上封闭，无论步行还是舟船都出不了城。两个案犯作案后，来了个一分为二，案犯甲拿着那个皮箱藏进了“瘸和尚”的土地庙，案犯乙则驾着那条作案用的小舟，载着许秋琴母子，藏匿在修船厂或者某个可以泊船的水坊，这可能是两个案犯事先就策划好了的。

案犯甲到了土地庙后，“瘸和尚”将其藏匿于后院堆放杂物的柴房里。当晚两人喝了不少烧酒，第二天午后曾大全和吴望福两个去土地庙敲门时，“瘸和尚”已经起来了，案犯甲酒还没醒透。两个徒弟冷不防登门拜访，“瘸和尚”自然不能把他们往后院引了。

“瘸和尚”事先虽然知道案犯甲负案在身但具体作了什么案子、苦主是什么人等等，一概不清楚，只以为是寻常的抢劫、绑票之类，倒也并不担心。直到这会儿听曾大全如此这般一说，才心生惧意。苦主是日伪特务，还是什么“南京区”的一位科长，这个祸闯大了!

“瘸和尚”知道日伪办案的路数，对于曾大全信口开河的所谓“今晚9点镇江要封城，全城搜查，首要目标就是所有寺庙”深信不疑。这当儿，刚吸的“神仙牌”纸烟已经起不了提神振奋的作用了，吴望福回家去取白粉的事更是丢在脑后，心想得赶紧让案犯甲离开土地庙，最好是天黑封城前逃出去。当然，眼下先得把曾大全打发走。不过要等吴望福回来之后，否则一个刚走，另一个又来敲门了，那可怎生打发?

如此，只好耐着性子等了。那情势还真叫“急惊风遇上慢郎中”，这边“瘸和尚”望眼欲穿，那边吴望福却好似断线风筝，一去不回。

后来才知道，吴望福回家取白粉时，适逢家里来了两位外地客人。估计他们跟吴老爷子的关系比较铁，加之谈的事情比较要紧，老爷子把接待点设在吴望福藏白粉的书房里。这下可就苦了吴望福。倘若换了是外甥曾大全，没准儿还会搞一出幺蛾子，来个调虎离山什么的，但吴老舅外表精明，肚里却是一包草，只好手里捧着本小说假装阅读，在外间干等着。等到下午5点，客人方才告辞。他趁老爷子出门送客的空当儿，赶紧窜进书房下手，弄到白粉后，一时又等不到马车或三轮车，只好叫了一辆靠两条腿跑的黄包车。

待吴望福赶到土地庙时，“瘸和尚”已经等得极不耐烦，可吴望福此去是给他取“料”的，而且这“料”是免费的，他心里如同火烤油煎，脸上还不能表露出来。吴望福一到，他拿到了白粉，立刻找了个借口下逐客令。

此举等于是印证了曾大全之前的猜测。两人离开土地庙，找了家靠近巷口的小饭馆。曾大全说:“老舅，我今儿个干脆破费到底了，请你喝酒!咱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守着巷口，我估摸昨晚在荣大作案的贼人就藏在土地庙里。刚才我已经施展了一招敲山震虎，说今晚封城搜查，因为赃物乃是一件清宫流出的佛袍，首先要搜查的就是全市大大小小的庙宇。如果贼人当真藏在师父的庙里，或者没藏人但替贼人收藏了赃物，按照咱师父的禀性，第一个念头肯定是赶紧转移嘛。所以呢，咱俩就在这儿盯着，十有八九有戏!”

这座土地庙建在一条断头巷的尽头，后面临河，没后门，进出都必须从巷子口经过，郎舅俩待在巷口的饭馆里搞蹲守，确实是个好主意。

这蹲守的时间有点儿长，守到晚上快8点，饭馆里的客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眼看就要打烊，郎舅俩的耐心几乎耗尽，方才看见巷子里溜出一条黑影，还背着个不大的包袱。那包袱皮是黄褐色的，一看便知是佛门接待达官贵人来访时铺在拜垫上的专用物品。曾大全顿时一个激灵：“就是这小子没错!”

郎舅俩事先已结了账，当下悄没声出了饭馆开始跟踪。两人是给镇江名探“兔儿腿”丁丰做耳目的，在这方面属于半个业内角色。他们先是分别在马路两侧跟着，遇到空驶的出租马车，曾大全立刻拦下，他和吴望福一个车上，一个车下。

贼人没想到自己会被盯上，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马上就要栽在两个三脚猫手里了，走了没多远，拦了一辆三轮车。吴望福随即也上了马车。马车跟着三轮车不慌不忙行进，眼看快到四牌楼了，曾大全招呼车夫超车，把马车停在牌楼下面。

刚付了车费，载着贼人的三轮车也到了。吴望福拦在当道，嘴里呜里哇啦不知嚷了些什么，示意车夫停车。那贼人见是一个身高不到五尺、一脸稚气细皮白肉的“少年”拦车，不知何故，也没有防范之心，从后座上探出身子正要发问，不料吴望福突然抽出插在衣袋里的右手，一把黄沙劈面扬了过去。

贼人当即中招，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喝令车夫把这“少年”揪住。车夫下车正要动手，身高架大的曾大全倏地从路旁窜出来，搡开车夫直扑三轮，当胸一把将贼人扯下车。贼人目不视物，慌乱中把手伸向怀中，也不知是想掏刀子还是手枪，反正他的目的没有达到。转瞬间，这对学过三年少林擒拿术的郎舅，已经合力卸下了他的一条胳膊，至于那个包袱，自然也不客气地没收了。

恰在这时，两名“丹徒县警察所”的巡警路过，见路边有人斗殴，当即上前喝止，把这几个人一股脑儿带到了四牌楼派驻所。

丁丰面对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香饽饽，自是喜出望外。派驻所当晚负责值班的副所长老王听说后，立刻穿戴端正赶过来想担任主审官摘桃子，被向来不把上司放在眼里的丁丰一口回绝。这是“丹徒县警察所”分派给丁丰的差使，言明丁丰直接对县所负责，办案期间不受四牌楼派驻所的节制，老王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派驻所后面有个小偏院，内有三间平房，原是三个正副所长的办公室，镇江沦陷后日伪重组警务部门，那个负责此事的日本军官做事非常顶真，动不动就自己驾着摩托车风风火火赶到某个基层单位搞突袭，甚至半夜三更也会突然闯进来。四牌楼派驻所这边觉得三个头目占着一座小院办公，被“太君”查访到只怕不妥，就主动搬到前院去了，这个小偏院腾出来，做了派驻所承办专案时的办公场所，没有专案就空着。此刻，小偏院又派上了用场。丁丰让曾大全、吴望福把那贼人押进去，当然要对两个耳目大大夸奖一番，先自己拿出十枚银洋，每人五枚发了赏，说回头报到县所，肯定还有奖励，一定不会亏待这对郎舅。说得曾、吴二人满脸喜色好似得胜将军一般告辞而去。

丁丰叫来那两个小警察跟班，收拾了一间屋子作为讯问室。把案犯押进去，丁丰给他脱了臼的手臂归位，再让小警察送上烟茶。然后，摒退两个跟班，紧关门窗开始讯问。

这番招待，算是高规格的了。哪知，这个貌不起眼的案犯是个老江湖，根本不吃这一套，坐在那里抽烟喝茶一点儿不客气，只是对丁丰的提问充耳不闻。对此，资深刑警丁丰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三天三夜不肯开口说一个字的江洋大盗他也曾遇到过，当时专案组七八个警探个个摇头，主张放弃，当然不可能把这个辛辛苦苦抓获的案犯放虎归山，而是施展手段黑掉算数。但丁丰不肯，又坚持了一天一夜，终于把堡垒攻下。因此，面对眼前这主儿，丁丰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已是午夜时分，丁丰的怀柔策略还在继续，于是掏钱吩咐小警察去外面买些夜宵，三警一犯一起吃过后，继续聊下去。

小警察周某受命去买夜宵，丁丰要上厕所，就让另一小警察节某留下看守。出于安全的考虑，丁丰用一副白铜手铐把案犯铐在椅子上。

几分钟后，丁丰返回小偏院，只见他刚才离开时亲手带上的房门大开着，屋里仍是灯火通明，可屋里的两个人只剩下一位了，而且是一具尸体——警察节某!那副之前把案犯和椅子铐在一起的手铐，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办公桌正中。

这下，惊动就不是一般的大了，不但“丹徒县警察所”，连驻镇江的日军宪兵队特高课都出动特务前来协助勘查现场。

勘查结果表明，被捕案犯应该是被同伙给救走了。同伙是从四牌楼派驻所后面那条小巷子里攀墙潜入小偏院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背朝门口坐着的警察节某，不等他作出反应就一刀扎入后心，小警察当场毙命。接着，同伙以技术手段开铐，还把手铐摆在办公桌上，以此向警方示威:别打我的主意，我根本没把你们放在眼里!

检查被害警察节某的尸体，手枪不见了，应该是被案犯顺手牵羊了，那件佛袍自然也没留下。

勘查快结束时，丁丰忽然想起了曾大全、吴望福对他说过的“瘸和尚”，赶紧带人前往土地庙。可惜晚了一步，“瘸和尚”已经被杀害了。也是刀伤，也是从背部扎入心脏当场毙命，结合现场发现的指纹足迹，可以认定凶手就是在四牌楼派驻所营救同伙杀害警察的那个家伙。

这两起杀人案，比荣大旅社失踪案要严重多了，不是镇江方面能搞定的。曾大全之前跟“瘸和尚”的胡扯成了现实,“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真的指派专家赶到镇江，会同其下辖的南京“二十一号”、镇江“九十四号”以及“丹徒县警察所”一起调查该案。一连查了个把月，却没捞到一丁点儿线索。又过了一阵儿，荣大案的苦主、南京“二十一号”特务科长许崇杰被抗日游击队击毙，这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说到这里，丁丰连连摇头，对陶庸君说:“这是我从警多年遇到的最难办的一起案子，那两个案犯，特别是杀警察救同伙的那个家伙，应该是黑道中的精英级人物。我虽然早已退出警界，但一直对这个案子耿耿于怀，希望有机会能跟此人会会。孙先生，我的这个心愿，您也可以写到文章里。”

晚上回到“恒泰旅社”，也即十二年前发生那起母子失踪案的荣大旅社，躺在那对母子住过的客房里，陶庸君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入睡。

白天“采访”完老刑警丁丰后，陶庸君对荣大案的关注点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移，原先只是为了解决自己即将面临的“审干”难题，现在他认为，这是一起发生于抗战期间的涉及抢劫、绑架、凶杀等案由的系列大案，至今不知那两个案犯的真实身份，更别说那对被绑架的母子以及佛袍的下落了。

表面上看，该案的起因与政治有关，即苦主许崇杰与我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但陶庸君觉得，似乎没有理由认为那对母子的失踪、佛袍的失窃以及“瘸和尚”的死亡与政治有关。那两个案犯有可能是江洋大盗一类的角色，尤其是杀警察救同伙后来又杀了“瘸和尚”的那个，心思缜密、手法熟练、行动果断，而且心理素质极佳，是个非常厉害的家伙。

令人费解的是，根据刑事犯罪心理学的说法，成功的案犯往往喜欢复制自己的成功，使用类似的手法反复作案，有的还要故意留下明显的“到此一游”痕迹，或者干脆是自己的名号、信物，以制造影响，提高自己在江湖上的地位。可是，这两个案犯打自在镇江弄出那么大动静之后，竟然就此销声匿迹，江湖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声息了。

据邢开先和丁丰两个当时镇江地面算得上数一数二的老刑警所知，不论之前还是之后，长三角范围内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刑案。这就留下了一个十二年后仍然具有思考意义的问题:他们藏到哪里去了?

当然，也许他们已经遭遇不测，毕竟干的是刀头舔血的营生，即便没落到警方手里，也可能被江湖同道来个黑吃黑。如果是这样倒也罢了，可陶庸君认为这种可能性太低。他倾向于两人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已经洗白了身份。不过，即便洗白了身份，这种人也不可能安安分分当良民的，日伪警察追查得紧，按当时江湖上得罪了日本人的匪盗的通常做法，他们多半要寻求日本人对头的保护，投向国民党一方。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诸如军统、中统、二厅(当时叫军委会二厅，抗战胜利后改称国防部二厅)对这样身手不凡的高手尤其重视，别说他们是在沦陷区作的案子，哪怕是国统区，只要不是在投效机关当地发生的，都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把人收下再说。收下之后，就算警方查到他们头上，也没有派员前往特务机构捉人的胆子。

若是两个案犯走了这条路，也有在某次行动中殒命的可能。死了还则罢了，无非是社会上少了两个祸害。陶庸君担心的是，恶人命大，他们参加国民党特务机构后，平安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国民党特务机构在组织路线上讲究“此一时彼一时”，到什么山砍什么柴，临到“淮海战役”失败，着手在华东地区布置潜伏特务搞“敌后斗争”时，这两个家伙无疑是最佳人选!

以这二位的作案手段和心理素质，再加上长达十年的正规特务训练和实践，简直可以说是“脱胎换骨”，此时他们再作什么案子，那就不是荣大旅社失踪案或者干掉个把小警察那种级别了，而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特大政治案件，比如策划组织暴动、暗杀要员、对重要设施实施爆炸等破坏活动。

陶庸君越想越感到后怕，忽然就觉得自己的肩头变得沉甸甸的。能否澄清自己的“历史问题”、即将进行的“审干”能否顺利通过、今后自己是否可以继续留在“华东八室”，都属于微不足道的个人问题，而搞清楚那两个罪大恶极的案犯是否已成为潜伏特务，是否正准备进行重大破坏活动，那才是重若千钧的大事。如此，此番镇江之行的任务，就不再是“尽量查明”，而是“必须查明”!

可是，线索已断，往下进行调查，必须先从眼前这团乱麻中理出线头，这线头该怎么寻找呢?

窗外市河里传来一阵橹桨声，由远而近，从隐约可辨到清晰入耳。生长在江南地区的陶庸君凭经验听出那是一条乌篷船，这种船以双脚蹬橹作为动力，江南人又唤其“脚划船”。听着橹桨声经过客房后面渐渐远去，陶庸君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十二年前那两个案犯劫走许秋琴母子俩时，为避免引起市河两岸商家住户的注意，使用的也应该是这样一条中间船舱被蒙得严严实实的乌篷船。

乌篷船航行时，有一个人蹬橹就够了。邢开先介绍勘查情况时，也说现场只发现了一个案犯留下的痕迹。但陶庸君认为，绑架案一定是两个案犯合伙干的。另一个案犯可能没有进入房间，也许是守在河埠的石阶上，或者躲藏在乌篷船里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作案目标有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学龄前儿童，不能保证他会像其母那样服从。另外，把目标逼上船后，必须有人看守。别的不说，母子俩大喊大叫或者弄点儿异响出来，被两岸居民听见，没准儿就要报官了。

那条作为作案工具的乌篷船的来源，十二年前的刑事卷宗中没有记载。陶庸君分析，至少进屋实施绑架的案犯不是长期在水上讨生活的人比如渔民或跑水上运输的船民。据陶庸君的经验，常年生活在船上的人，要在摇晃不定的甲板上站稳，脚底的受力面积当然是越大越好，长此以往，其脚掌要比常人稍宽，而刑事卷宗中的现场照片表明，案犯的鞋印与常人无异。由此推测，案犯使用的这条船的来路，可能是向熟人商借，不过，鉴于他们作的这起案子影响之大，应该估计到警方会大力侦缉，而借船太容易留下线索，相比之下，偷船更省事，不易留下后患。

如此，陶庸君就找到了一个调查方向——

民国时江南地区县以上的行政机构都设有船舶管理所，对本地的公私非农用船只进行管理，包括船籍登记、每年必须交纳的税费催收记载、协助警方在侦查案件时提供船舶信息等等。这项规定在日伪统治前期不但继续实施，而且予以强化。

陶庸君寻思，如果作案用的乌篷船是案犯窃得的，作案后多半会被富有反侦查经验的案犯抛弃。但镇江紧挨长江，水域面积比较大，失主不太可能很快就找到失窃的船只。那就得赶紧报警了，除了指望警方尽快找回船只，还得有警方受理报失的书面凭证，以便向船舶管理所有个交代。否则，你说船丢了，而船舶管理所却认为你是逃避纳税，那可就麻烦了。失主只要报了案，手头有了警方出具的报失单，就可以去船舶管理所进行报失登记。

陶庸君的打算就是设法查阅船舶管理所的档案记载，找乌篷船的失主了解一下案发前后的情况，也许能发现些端倪。

此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调查“瘸和尚”其人生前的情况。案犯甲作案后携赃物连夜躲藏到土地庙里，说明他对这个假僧人非常信任，说是生死之交也不为过。陶庸君相信，只要能够查到“瘸和尚”的生前情况，就有希望顺藤摸瓜了解到两个案犯的相关线索。

那么，应该怎样进行调查呢?毕竟“瘸和尚”已经死了十二年，而在他活着的时候，包括他的两个徒弟在内，都没人知道他的底细。

陶庸君的主意就打在这两个徒弟身上。不管他们是依旧在镇江生活，还是去了外地，总归要有个去向，他们的家人亲戚应该知道。找到这两个人，让他们回忆当年和“瘸和尚”相处时的各种细节，总能了解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同时，可以到镇江市佛教协会查阅档案，看是否有那座土地庙的相关记载。一般说来，既然是正规的土地庙，听说“瘸和尚”还经常接到当地宗教界一些活动的邀请，那总是要记上一笔的。“瘸和尚”是庙祝也好，住持也罢，按照解放前的规矩，档案记载中应该留下其介绍人或担保人的信息。只要找到这个人，就有希望获得“瘸和尚”的初步情况了。

上述两个方式，陶庸君反复权衡，决定明天先去找丁丰。这是出于“一事不烦二主”的考虑，再者，既然产生了对那两个案犯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特务的担心，不到迫不得已，陶庸君也不想多开辟一条保密性得不到保证的渠道。

次日，也即4月3日，陶庸君从上海赴镇江的第四天一早，他动身前往鱼行桥堍“丁兔儿酒肆”。哪知，等待他的却是一个坏消息——丁丰死了!

第十一章：最后一位顾客

1952年4月3日午前，陶庸君离开下榻的恒泰旅舍，前往鱼行桥堍丁兔儿酒肆。远远就看见酒肆门前聚集着一群人。小酒肆只有一个门面，店堂里寥寥几副座头，坐满也不超过二十人，陶庸君寻思，就算是丁丰的生意好，也不至于那么多人排队等着进去吃饭吧?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酒肆店门紧闭，店堂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响。丁丰的这家小酒肆，除了他这个店主，只有一个帮厨打杂的老头儿。昨天陶庸君“采访”时得知，那老头儿因为家里办丧事向他告了假，这几天只有丁丰一个人里里外外张罗。这种情况下，按说丁丰应当早点儿到店里做准备，怎么现在都快到饭点了，店里还是一片黑灯瞎火?不对头啊……

陶庸君穿过马路走到近前，只听围观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会不会丁老板今天有事，临时停业一天。这个说法马上遭到其他人的反驳，丁先生是个重规矩守信用的生意人，每次临时停业都事先张贴告示，免得人家在店门口白等耽误时间。这么晚了还不开门，好像不是睡过点儿的问题了，别是出了什么事吧……

有人叫了声“民警来了”，原来是管段寿邱派出所的一个民警下巷子经过，见状自是要上前查问。听说情由，便分开人群来到店门前，一边敲门一边大声问:“里面有人吗?”

半晌，里面还是没有反应。遂让人从附近商店借来一架竹梯，架在店门上方的玻璃窗下，回身环视众人，指了指其中一位小个子年轻人:“这小伙儿的身坯应该进得去，劳驾帮个忙。”

那青年甚是积极，当即捡了半截砖头攀梯而上，砸碎玻璃，侧身爬了进去，下到地面从里面打开了店堂门。民警拦住正要一拥而入的人群:“我和这小伙子一起进去看看，其余人请不要入内，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必须保护现场的!”

民警和小个子青年进到内堂那个只有三四平米的小间一看，丁丰躺在床上，脸色灰白，早没气了。

陶庸君在外面听到那小伙子的惊叫：“死了！”，转身就走。昨天下午他刚来找丁丰了解荣大案的情况，怎么当晚人就死了?陶庸君意识到，丁丰之死不会是因为什么毛病发作引发的猝死，而是遭了暗算。

陶庸君随即去了附近一家邮电所，如同上次一样拨通了那个一年到头全天二十四小时畅通的保密电话。还是那个柔和的女声，待陶庸君报出密码后，问他需要什么帮助。陶庸君说:“我要马上面见镇江市公安局董必成局长，马上!”

“好的，请您三分钟后再打来。”

三分钟后，陶庸君再拨打这个电话，对方告诉他:“请即刻前往镇江市公安局，董局长在等您。”

董必成青少年时代在上海做过裁缝，曾加入帮会。参加革命后，利用帮会身份开山收徒，混迹于三教九流之中。抗战期间，他以帮会活动为掩护，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法宝，在伪军、伪自卫团的上层人物中动员策反，颇显成效。抗战后期，他出任江苏沙沟县公安局长。解放战争中，任华中二分区行动队大队长，后又任高邮独立团团长，在高邮、宝应、兴化地区开展武装斗争。解放后，任镇江市公安局长。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可以说董局长也是一个“老江湖”。

董必成刚接听完来自上海的保密专线电话，第三科科长俞轩叩门而入，向他汇报说，刚接到寿邱派出所的报告，鱼行桥堍丁兔儿酒肆店主蹊跷死亡，请求市局派员前往勘查。董必成马上意识到，上海来电所说的那位同志要求紧急会见，多半与这个酒肆店主的死亡有关，遂派俞科长带队前往现场勘查，他则留在办公室里，等候“华东八室”的侦查员。

这是两个“红色老江湖”的首次见面。

“华东八室”侦查员的脑子里都存着一份地图，对华东各地级以上城市公安局长的姓名、相貌、简历都有一个粗略概念。而董必成虽然不认识陶庸君，连真实姓名都不甚明了(“华东八室”侦查员每次执行任务都使用代号或者化名。比如陶庸君这次来镇江，在旅馆登记的名字就叫“孙使君”)，但“华东八室”的名头他当然是听说过的，而且之前还曾像这次接待“孙使君”一样接待过一个姓富的侦查员。大家都是干这一行的，不约而同都回避了寒暄客套，握手落座后直奔主题。

“华东八室”有严格的纪律，即便对方是镇江市公安局局长，陶庸君也不能透露自己此行的任务，甚至连些许话缝儿也不能留。他此刻向董局长介绍的情况简而又简，说自己奉命赴镇江调查一桩案子，丁丰是其中的一个知情人，昨天自己先去监狱找服刑犯人邢开先外调，根据邢提供的情况，又去丁兔儿酒肆跟店主丁丰接触，今天上午再次去找丁意欲补充调查，丁丰却已独死店中，这绝非是什么巧合。

老公安董必成马上领会了陶庸君的用意，当下表示:“老孙同志，你看针对丁之死我们往下应该怎么做?是把案子秘密移交给你们华东八室呢，还是按照常规路数仍由镇江方面处理，或者干脆由你主持侦查，市局的人力物力随时听候调遣。”

陶庸君对此已有过考虑，当下略一沉吟：“董局长，调查案子您是内行。我供职于华东八室，主职是收集情报，其间如果需要调查刑案，一般自己能做的就做了，没有条件做的，就得麻烦地方上支援了。像丁丰这个案子，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陶庸君的想法是，由镇江市局出面组建专案调查组，组长由董必成担任，副组长由董局长指定。陶庸君自己并不参与该案的具体侦查，但需要了解每天的侦查进展。为避免引人注目，董必成安排一名联络员专门负责跟陶庸君的联系。陶庸君如果有紧急情况要跟董必成沟通，就直接见面。董必成自无二话，全面配合。

当天上午10点，由董必成任组长、第三科治安股张道成股长任副组长的专案组正式成立。当时镇江市公安局一共有四个科，第三科又称“行政科”，治安股归第三科管辖，负责刑事案件的侦破。这个专案组包括董、张两位正副组长在内一共九人，此外，还有一位“幕后高参”陶庸君。

当晚8点，董必成指派裴苏作为联络员前往陶庸君下榻的旅馆，通报法医解剖以及现场勘查情况——

镇江市是地级市，公安局的规模不大，没有单设的法医室。不过，民国时期镇江是江苏省府所在地，国民党警察局的规格是按照省城来定的，自然跟一般的地级市有区别。其他不说，在吸纳人才方面就独具优势。

借着这个便利，解放后成立的镇江市公安局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法医科室，却有两名不错的法医。其中一名是留美海归，曾在美国攻读法医专业，毕业后因战事滞留在美，反正无事可做，就接受当地警局的聘用，给美国一个警察局当了两年法医，之后才辗转回国。因此，这位法医不但具有相当的实践经验，见识也十分广博。这天对死者丁丰的解剖，就是由这位法医主刀。

解剖结果当场就给出了，法医认定丁丰死于中毒。至于致死药物，当时国内非常罕见，许多业内人士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这是美国一家制药公司按照保密处方生产的化学合成毒药，英语简称“MK”。这种毒药无色无味，进入人体两小时后发作。中毒者起初的症状是感到口渴，喝下较多的水或者饮料后就会产生睡意，几分钟后就会进入熟睡状态，继而由熟睡直接过渡到死亡，哪怕连翻个身的机会都没有，死得毫无痛苦。

毫无疑问，这是间谍用来搞谋杀的毒药，对丁丰下毒手的，多半就是美蒋特务了。

死者胃内的残留物表明，丁丰在死亡三个小时前曾喝过酒，吃过三样自己酒肆的特色菜肴。不过，厨房以及他死亡的那间小屋里没发现其他人出入的痕迹。他喝的是一瓶当地酒坊酿造的白酒，名唤“酒疯子”，属于中等档次，一斤装的瓶子喝去了一半。

现场收拾得很干净，除了半瓶白酒还放在店堂角落那副座头的筷子筒旁边，其他诸如使用过的杯筷盘碟，都洗得干干净净，放在厨房一侧的专用架子上。桌椅、地板、店门拉手都被擦拭过，地板上除了丁丰本人的脚印，没有其他痕迹。

稍后不久，那位帮厨的老头儿忙完家里的事回来了，据他反映，往常每天营业结束后，哪怕再晚再累，丁老板也要帮着他把店堂和厨房收拾利索才回家。丁平时都是回家住的，赶上天气不好或者时间实在是太晚了才睡在店里。

专案组随即进行案情分析，初步排除了丁丰服毒自杀的可能——

首先，丁没有厌世情绪，缺乏自杀的理由。

其次，据其妻子儿女的说法，丁一向比较乐观。作为一个老刑警，见多了生死无常，他对世事看得要比常人通透得多，否则，凭他的能力，无须如何钻营，做个侦缉队的副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可他连个探组的组长都不愿意当。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日伪镇江警局，丁丰在抗战期间虽然供职于伪警局，但拒绝担任任何职务，不过是一个普通警员，因而未受到追究。接收官员对此颇为赞赏，不但打算留用，还要给他安排个职位，他却激流勇退，留下一纸辞呈，离开警界去经营小酒肆。他对妻子说过，这些年下来，他看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根据国民党接收官员的作派，他判断国民党的统治怕是也长久不了，为其效力不值得。

另据在小酒肆帮厨的老头儿反映，前几天午市后空闲时，丁老板与其喝茶闲聊，说他打算把正在上初中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培养成大学生，最近到处打听本城“肚子里有货”的数理化高人，准备重金聘请他们为儿女补习功课，一个对生活寄予如此厚望的人，怎么会自杀?

再有就是，即便丁丰出于目前专案组未知的原因选择自杀，他也没有获得这种名曰“MK”的毒药的渠道。他是刑警出身，见过的听说过的死法儿多了去了，想自杀有的是办法，何必大费周章去弄这种难能到手的药物?

如此，专案组认为丁丰死于他杀。

陶庸君听裴苏说到这里，心里又补充了一条丁丰不可能自杀的理由——当天下午丁还在接受被其尊为“老师傅”的邢开先“狱友”的“采访”，讲述十二年前那桩轰动一时的荣大案。凭着华东八室侦查员“老孙”的那份眼力，丁若是有什么异常情绪、自杀倾向，怎么可能发现不了?

陶庸君问裴苏:“专案组下一步准备怎么走?”

裴苏说:“专案组已经开始分头走访包括死者家属、亲朋好友、周边街坊和酒肆的常客，指望能够获得线索。董局长让我给您捎话，希望听听您的意见。”

陶庸君点点头:“你把带来的现场照片留下，我要仔细看看，明天再跟专案组联系。”

送走裴苏，陶庸君关上房门，端坐桌前，审视那些现场照片。董局长考虑得很周到，随同照片送来的，还有一个用于刑事勘查的高倍放大镜。

看完照片，陶庸君又看了现场勘查报告和平面图，注意到裴苏刚才介绍情况时未言及的一点——店门内侧司必灵锁的旋钮和保险按钮上留下的均是丁丰的指纹。这家小酒肆唯一的进出通道只有店门，后面的厨房有窗户，但窗框上的金属栅栏完好，没有被撬过的迹象。

上述情况表明，丁丰应是在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后死亡的，而非丁已中毒倒下，然后还有人离开。因为店门是从里面锁上的，最后离开的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门内侧的锁具上亦未发现丁丰以外的指纹。

据此，陶庸君试着还原案发过程——

当晚酒肆营业结束后，丁丰和一个可能是应约而来抑或突如其来的客人一起喝过酒。他下厨炒了三个菜，开了一瓶“酒疯子”白酒。这人肯定是丁丰熟识且颇有交情的朋友，也可能是酒肆的熟客，不过这回，他是来要丁丰性命的。在跟丁丰喝酒的过程中，他在丁丰的酒杯里下了毒，也即美国制造的间谍毒药“MK”。

毒药的发作时间是在两小时后，因此凶手并不着急，下毒后继续喝酒吃菜，跟主人聊了一会儿，这才告辞而去。丁丰送走客人后，照例收拾店堂和厨房，一切料理停当，毒药也开始发作了。他喝了不少水，疲倦感随即袭来，便进入小间躺倒在床上。这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那么，这最后一个客人是谁呢?跟丁丰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置丁丰于死地?他杀人的动机是否跟当天下午自己对丁丰的“采访”有关?

从裴苏介绍的情况看来，专案组的侦查路数是准确的，认定了丁丰之死系他杀，并着手对丁丰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不过，丁丰经历复杂，社会面上的交际肯定比较广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不在少数，专案组不一定能很快发现线索。

陶庸君总觉得，丁丰之死的背后，有当年制造荣大案的那两个案犯的影子，如果真如自己的推测，当年两人作案后亡命天涯，参加了正在招兵买马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解放后又潜伏在镇江当地，那么，他们杀害丁丰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断掉警方手中可能的线索，为即将进行的重大破坏活动扫清障碍。

如此，陶庸君就有了一种迫在眉睫的紧迫感，必须尽快侦破这起谋杀案，才能揭晓谜底，制止重大破坏活动的发生。可是，如何协助专案组加快侦破进度呢?思来想去，还是没有头绪。

陶庸君轻叹了一口气，把半支香烟摁灭在烟灰缸里，又拿起放大镜，查看桌上的那些现场照片。之前，陶庸君已把这些照片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本也没抱多大希望，不过，曾经的摄影师生涯让他注意到其中一张照片的瑕疵——拍摄这张照片的民警在按下快门的瞬间可能手抖了，对焦略显模糊。拿过这张照片细看，陶庸君终于发现了一个疑点。

照片拍摄的是丁丰生前最后一顿晚餐的用餐处，也就是位于丁兔儿酒肆店堂角落里的那副座头。昨天陶庸君去酒肆“采访”丁丰也是坐的这副座头。丁丰在张罗开这家酒肆时，店面和店堂的装修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店堂面积不大，所以他不打算像一般的饭店那样采用清一色的木制桌椅，而是特意定制了一种可以折叠的钢木结构桌椅，既让食客感到舒适，又节省店堂的空间。

应该说，丁丰不但刑侦水平一流，经营餐饮这些年来的可圈可点之处也不少，但这些桌椅的设计却是一个败笔:一是制作成本高;二是比全部以木材制作的桌椅分量重，店家也好食客也好，都觉得移动不便;三是设计不合理，使用过简易折叠桌椅的人都知道，这种桌椅方便是方便，但稳定性差一点儿，尤其是折叠桌子，桌面容易发生摇晃。为防止客人一不小心把桌子掀翻，他又给钢制桌腿加了横档。这么一来，牢固倒是牢固了，可食客在用餐期间有东西掉落弯腰去捡的时候就麻烦了，因为那根横档的存在，食客必须离开座椅，大半个身子钻进桌子底下，而店家自己清扫收拾起来也颇为麻烦。不过，待丁丰发现这些问题时，已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

此刻，陶庸君在照片上发现的疑点，就跟丁丰当初的这个设计有关。可是，照片拍摄得有些模糊，即使用高倍放大镜也看不清楚。

来来回回端详半晌，陶庸君看得头晕脑胀，依旧不得要领，只得把放大镜扔到一边。他实在太累了，打算先睡一觉，等下半夜醒来继续进行。那就不是待在旅馆房间里看照片了，他要趁着黑夜的掩护，悄然前往丁兔儿酒肆实地查看。

第十二章、夜潜酒肆

下半夜2点多，一条黑影出现在丁兔儿酒肆对面的巷子口，正是夜访谋杀案现场的“华东八室”侦查员陶庸君。他侧耳细听，暂时隐身，待一支夜间警民联防巡逻小组从马路上走过后，这才离开巷子，迅速穿越马路，来到酒肆门前。

酒肆店门紧闭，贴着镇江市公安局的封条。陶庸君从怀里掏出一个扁形小酒瓶，拧开盖子，仰脖往嘴里啜了一口，对准封条喷过去，让酒水均匀洒落。稍等片刻，动手轻轻把封条一端揭下来，让它悬挂在店门上。两张封条都这般对付，他又掏出特制的开锁工具，很快就把司必灵锁打开，轻轻推门入内……

陶庸君在酒肆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离开时，把封条重新粘上。

五个小时后，刚刚上班的镇江市公安局局长董必成接到“老孙”的电话，电话内容乍听上去有些莫名其妙:“79加1。目标:小个子，正患轻度感冒，可能有鼻炎。”

董必成先是一愣，继而分辨出那是“老孙”的声音，再往下想，“79加1”，那就是“八十”——“八室”的谐音。所谓“目标”，那就是疑犯了，而“小个子”云云，则是疑犯的特征!

想通了这一点，董局长不由得大吃一惊:乖乖!仅仅是听了联络员的情况介绍，看了现场照片，隔了一晚上，这个“老孙”就能描述出疑犯的特征，简直太神啦!怪不得去苏南行署公安局参加会议时，黄赤波局长总是念叨“华东八室”如何了得，果然是出手不凡啊!

可是，“老孙”是怎么判断出凶手是小个子的?现场不是没发现凶手的脚印和指纹吗?至于凶手正患感冒，可能还有鼻炎，更是让人匪夷所思。董局长思来想去也没有头绪，心中暗叹:同样是干这一行的，看人家“老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董必成虽然也算得上是个老公安，但毕竟受区域的限制，经手的案件类型相对单一，同行之间也没时间进行交流。话说回来，即使有交流，大伙儿都是“土”字号的，又能交流出什么高精尖内容呢?所以，董局长也不往下想了，立刻让专案组副组长张道成通知开会。

会上，董必成当然不能说到“华东八室”，更不能提“老孙”。他先是让众人就下步工作发表意见，然后下令:“今天继续走访，一会儿我让秘书科设计油印表格发给大家，每位同志都须根据表格上的项目，详细填写走访对象的各项情况，不论是否有疑点，一个不漏!都听明白了?好，散会!”

却说陶庸君这当儿也没闲着。他目前所在的位置，跟董必成的直线距离不过二十多米，两人在镇江市公安局的同一幢办公楼里，董局长在二楼东侧的局长室，他则在一楼西侧第一科材料股副股长裴苏掌管的材料室里阅读资料。董局长指定他作为和陶庸君单线联系的联络员。

昨晚，陶庸君夜潜丁兔儿酒肆命案现场，果然有收获。他检查了“采访”丁丰时坐过的那副座头，打开微型手电筒，对照那张有些模糊的照片，寻找他认为可能是凶手留在桌腿上的那处污渍。

照片上无法分辨的这处污渍，在聚光手电的照射下异常清晰——那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不规则痰迹，黄中带着一丝浅绿，早已凝固。根据其水分散发程度判断，应该就是昨晚丁丰和疑凶一起喝酒时留下的。陶庸君随即作出进一步的推断，吐痰的家伙正患伤风，西医的说法是感冒。痰迹黄中带绿，中医见之会说是肺热所致，西医则会得出“绿脓杆菌感染导致支气管炎”的结论。

为什么陶庸君认为痰迹是凶手留下的呢?因为丁丰是这里的主人，这家小酒肆就相当于他的家，他那么一个爱清洁的人，每天晚市过后都要里里外外亲手打扫，怎么可能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再者，前天午后陶庸君“采访”丁丰时，两人也是一起喝酒用餐，印象中丁丰说话声音清亮，整个过程不曾清过一次嗓子，即使抽的是特别呛人的劣质雪茄，也没有任何影响。倒是陶庸君不习惯这种烟叶的味道，被呛得咳嗽不止。

这一切都表明，酒肆主人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一丝伤风的症状。一个午后还没有任何症状的人，一般情况下不至于在八小时后的晚间突然感冒。而且，根据痰迹的浓度，也即西医所说的绿脓杆菌感染程度，也不是在短短八小时内就可以生成的。

痰迹位于餐桌四根金属腿靠近店门一侧那根的下方，离地面约三十厘米。陶庸君在座位上坐下，发现以自己一米七一的身高，在正常坐姿的状态下，根本没法儿把痰吐在那个位置。看来这人的个子要比他矮。矮多少呢?陶庸君继续降低坐姿，可不论他再怎么降低也无法做到，除非是以一种非常别扭的姿势。问题是，疑凶正在跟丁丰吃饭喝酒，即便是想吐口痰，也不至于这样，那不是有病吗?再说了，如果他不担心丁丰反感的话，稍微扭头吐在地面上就好了，何必非要吐在桌子腿上?

这种反常引起了陶庸君的兴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才导致凶手把痰吐在这个位置?他索性钻到桌子下面，脑袋在桌肚、桌面之间反复升降移动，最后得出结论:疑凶只有把头部降低到差不多与桌面平齐，才能够做到。

这就奇怪了。当着丁丰的面，这主儿到底想干啥?

自打凶杀案发生后，酒肆就处于全封闭状态，而且已经封了十几个小时，空气不流通，加之陶庸君这一番折腾，把桌椅缝隙里常年积攒的灰尘扬了起来，陶庸君鼻腔一阵发痒，就要打喷嚏。担心被外面的过路人发觉，他赶紧捂住鼻子。就是这个动作让陶庸君茅塞顿开，原来如此!

前面说过，丁丰在设计这些折叠餐桌时，为稳固重心，给钢制桌腿加了横档。这种设计导致客人捡东西时，不得不起身离开座位，钻到桌子底下。很有可能疑凶喝酒时不留心把筷子之类的东西掉到桌子下面了，他弯下身子想捡，可由于横档的存在难以做到，只得先起身绕到桌子一侧，再弯下腰来。他正患感冒，而且一直有慢性鼻炎，这么一弯腰，导致他不由自主打出一个喷嚏，随着喷嚏带出的一口粘痰，就这样落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位置上。

由此，陶庸君得出结论，疑凶是个大约一米六的小个子，正患着感冒，而且可能有慢性鼻炎，容易发生过敏性反应。

这，就是陶庸君夜潜酒肆的收获。他认为这个收获对于专案组访查疑凶应该有着缩小排查范围的作用。

第二天一早，陶庸君再次来到市公安局。当然不是想当面报告董局长，而是打算循着专案组的调查轨迹另做一番工作——查阅警方的内部资料，寻找丁丰生前交往的那些亲朋好友中跟江湖帮会有瓜葛的人物。

丁丰已离开旧警局七年，这七年间他一直在经营酒肆，一般说来跟外界的交往会大幅度减少(开一家小酒肆是不用建立江湖关系的)，只有以前的江湖朋友才会找他，当然不会是叙旧，这些人进入新社会后，恨不得他们的“旧”全部被忘个精光，因为一旦“叙”起来，没准儿就成了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不为叙旧，那就是有事相商。凶手赶在夜市结束后来访，而且跟丁丰一边喝酒一边聊，那这事情应该是比较重要的，而且要聊一段时间。

陶庸君想先摸一下镇江解放前江湖帮会以及黑道人士的情况，以便帮助专案组对排查出来的对象进行甄别。裴苏根据他的要求，把他领进材料股的库房里。陶庸君在裴苏离开后，先给董局长打了个电话告知相关情况，然后开始翻阅资料。

这一待，就是八个小时，饿了就让裴苏从食堂取来两个馒头充饥。傍晚时分，董必成让联络员裴苏通知“老孙”来分局见个面有事相告，这才知道原来“老孙”竟然就“潜伏”在自己身边。

董局长向陶庸君通报的情况是:根据你上午的电话提示，专案组已经找到了一个基本符合疑凶特征的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