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教员在特定时期提“解放”而不提“统一”台湾？

为什么教员在特定时期提“解放”而不提“统一”台湾？为什么教员在特定时期提“解放”而不提“统一”台湾？

毛教员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在特定时期使用“革命解放”、“和平解放”而非“和平统一”的理论表述，是法定与特定历史背景、政治语境和战略考量的综合结果。结合史料分析其原因，有助于认清新中国台湾问题的本质并看清岛内外“统独与解放之争”的真相。

一、历史背景与政策演变：从继续人民革命战争武力解决台湾地方分裂问题优先，到“以打促谈”，实现“和平解放”方针的转变

1•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4年）的武力解放方针

1949年春，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结束后，南京解放，祸乱中国22年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新中国在政治、军事和主权方面完全取代了前中华民国，开始了对全中国的接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式宣告大一统新中国的建立，台湾、海南岛、西藏及港澳等待解放和平定或收复地区，事实上已经纳入人民中国主权范围，也已经处于人民军队武力主导之下了。

国民党反动派蒋氏集团的残兵败将和非法残余政权退逃台湾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最初方针是：继续革命，解放全中国包括武力解放台湾省。

1950年6月，在解放海南岛不久，朝鲜北南战争爆发。美国纠集联合国军侵略朝鲜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新中国面临生死存亡危局，这迫使中央暂缓对台军事进攻行动，集中力量打赢北方半岛中华文明咽喉地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继续革命反侵略人民战争。这一时期，“革命解放”话语，明确指向要武力结束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政权非法在中国东南离岛——台湾的统治，与解放战争时期对大陆“国统”地区的解放逻辑是一致的。

2•转向“和平解放”（和平解放北平、西藏方式）的战略调整（1954——1958年）

195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相对缓和。北南两个半岛方面，朝鲜停战、越南停火，毛教员对台湾提出“和平解放”方针，但是教员不提“和平统一与实现完全统一”，因为历史认知与法理底线是：

第一，民国灭亡，台湾主权已经属于新中国，不存在“主权再统一”的法理基础了。

第二，一国之内两岸政权也没有必要“完全统一”，台湾地方政权可以保留高度自治。

第三，“和平”与否，要看台湾方面是不是放下武器，是不是接受和平改编。台湾顽固派是美国反华反共的一个工具，是战是和，他们还在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不能自主。

总之，一方面，“统一”是国与国之间的事，是谁拥有主权和代表国家的事，而民国早亡，台湾又不是国家，没有被“统一”的国格；另一方面，“和平”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所以，这时候提出坚持“继续革命解放又争取和平解放”，不提“和平统一”，这是和平年代、缓和期间新中国对旧中国残存地方政权台湾的最大让步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新中国在主动缓和与周边和美西方关系以有利于大规模社会改造和建设的同时，并没有放松“继续革命、解放台湾、维护统一”大政方针的宣传与推进。教员同志曾经郑重其事地指示开国总理：1953年夏天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后，中国向世界再次宣告解放台湾的公告不该拖延了半年，必须立即通告：台湾问题是新中国内政，我们必须解放台湾。

当然，为了争取和平解放，当时也加大了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攻势。为此，教员带头宣讲“和平解放台湾”的独特优势：

第一，避免同胞相残。他强调，台湾民众是“骨肉同胞”，武力解放将造成伤亡，多次强调“打仗总要死人，大陆人民不忍心”。

第二，瓦解外部干涉。美国介入新中国内战和台湾问题，使武力解放、维护统一的成本剧增，和平解放台湾可以大大减少国际阻力。

第三，爱国和反霸统战策略的需要。旧中国民国长期战乱，积贫积弱，新中国建设百废待兴；作为世界最古老、人口最多又有共产党组织领导的、蒸蒸日上的人民中国，必然面临与世界头号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同台竞争。争取台湾当局放弃幻想，和平投降，归附人民共和国中央，是爱国和反霸革命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

1956年，中央通过章士钊向老蒋传递“奉化墓庐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等乡音乡情，提出台湾高度自治、中央财政补助等条件。非法自称“总统”的老蒋“省长”顽固不化，倚美自“立”，坚持分裂，纵容美军驻台，还与美国非法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妄图武力反攻复辟，是自绝于新中国，且死不改悔。

3•革命解放包括和平解放台湾方针为主导，穿插针对美国霸权的“收复论、统一论”。

基于美蒋勾结，长期分裂中国台湾并谋求“台省独立建国”的企图，教员在坚持对台革命解放与平定、争取和平解放方针下，短期内会集中火力针对美霸分裂新中国台湾的企图，提出“收复与统一”台湾的口号，此时，反侵略、保和平、护统一是目标和手段。

1958年开始，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炮击金门”等继续革命战争战役行动，打击的是蒋军，反击的其实是美霸。继续革命、解放台湾、平定叛乱、维护统一的宣传与行动明确且严厉。从那之后直到1979年初，中央对台湾的政策总方针，主要都是“解放台湾，以打促谈，争取和平解放”，从不承认台湾是与中央人民政府“对等”的政权，只有针对美军“占领”和“协防”台湾时，毛主席才偶尔提到“收复和统一”台湾，这是着眼于民族矛盾、针对美霸而言，不是着眼于阶级矛盾和针对民国残余而言的。

新中国前三十年对美、台“一边一国、一中一台”阴谋的粉碎性打击，有力地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

二、“和平解放”与“和平统一”的政策差异：政治定位的精准性及“解放”与“统一”的不同意义1•“解放”的阶级革命与大一统内涵。

“解放”一词延续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强调台湾需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或霸权主义控制”（如美国驻军、经济技术被外族胁迫、被殖民），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民主革命色彩，而且坚持了中华文明中原中央政权必定是大一统中国政治军事最高权威的法统，不承认前朝和非法地方政权与中央的对立与对等。2•“统一”更侧重“国家领土主权整合”，也往往伴随“政权整合的歧义”。

“统一”论，历来适用于大分裂期间的国与国之间。我国国内人民武装革命基本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再提“统一”论，是暗含了共、国两党、新旧统治阶级“胜负未分”；只要“名义上的一个中国，不管新的、旧的，一切好商量，都可以谈合作与合并”。这其实淡化了国家主权的唯一性、政权的对立性和中央与地方的主从属性。

3•政权合法性的宣示与政权法理、正统的“和稀泥”或错误表述。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央委员会和人民政府通过《共同纲领》（临时宪法）、开国大典公告、最高领导人文告与讲话等，都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是取代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崭新国家和唯一合法政府。

1956年，毛主席总结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句话也充分表明，在毛主席心目中，新中国主权是统一了的，是包括台湾的。

1971年秋，在联合国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后对首次出席联大会议代表团的临行嘱咐中，毛主席都强调了一个中国就是新中国，新中国包括台湾的底线原则，这实际上给“统一”论关上了后门。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基本完成（美撤军、废约、断交）后，毛主席坚持使用“解放台湾”而不再强调“统一、收复”话术，都是反复表明台湾问题不是中美问题和国际问题，解决台湾地方搞分裂对立问题完全是新中国内政，台湾是属于“新中国待解放的一个地方”，从而否定了在台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

至于台湾方面也狂妄自称“代表中国”，则对台持续文斗批判与海陆空武力震慑及精准打击，是最有力的反击。

4•“统一”论的法理模糊与表述不明。

和毛主席“一个中国理论”的明确、坚定表述有所不同，鉴于新中国的年轻、实际困难和百废待兴，也因为台湾蒋介石集团反动政权与军队的实际存在和美霸耀武扬威的客观威胁，有的领导同志提出对台“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或对台“和平统一”理论，这可能被解读为中央和台湾两政权可以“对等谈判”，难免给美和台等敌对方留下钻营的政治空间，也有违“一个中国”的底线原则。

1956年，我党八大政治报告中就曾这样表述：“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句话是在美台勾结、美军侵华“防台”、和平解放台湾政策有所收紧的情况下才如此表述的，有反美、反侵略积极意义，但是又存在“台湾已经离开了祖国怀抱”的不恰当认知或误导，这是对主权在我、军事我优（相对于台匪）的忽视。这句话也可能被演化为“不放弃对台武力统一（武统）”：其中“不放弃武力斗争”是正确的，而“武力统一”与后来的“和平统一”（和平方式和武力方式本身都是手段与方法，没有绝对的对错），要点都是“统一”论，暗含了“新中国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没有统一”的模糊与错误表述，这是把“政治社会统一”等同于“主权法理统一”，或者就是误认为“中华民国没有灭亡，还在台湾，甚至也包含内陆”（所谓非法“和平”状态下的“一中各表”）。这样的立场与原则错误，往往很难辩识。

研究毛主席在台湾问题上的讲话与文稿，很难发现“统一”与“解放”话语的错用和混用。反之，有些同志和专家往往在不该讲“统一“的时候讲“统一”，而在需要强调“解放”的时候，不提“解放”，只讲“和平”。

三、“和平解放”的具体实践：一纲四目方案

1960年代，新中国与美、苏超级霸国已经初步形成三足鼎立的相对均衡态势，台湾问题进一步展现为内政问题。毛泽东提出 “一纲四目”对台战略思想，作为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框架。对此，周总理进行了归纳和解释：

“一纲”：台湾必须归属于新中国（主权归属不可动摇）。

“一纲”，有的文献（如《毛泽东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是用“台湾必须统一于新中国”来表述的。这种解释没有超越“向全国进军令”、“共同纲领”、开国大典公告、“五四宪法”等关于“台湾问题是新中国内政”的论述，关键就在于“统一论”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难以一概而论。我们可以确信，毛主席的对台“一纲”含义明确，那就是一以贯之地宣示：一个中国就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取代民国，上可承大清中国，新中国必然包括台湾。

“四目”：外交权归中央，军政人事由台湾自理；中央补助台湾建设；社会制度暂不改革；互不派特务破坏。

该方案允许台湾保留军队和制度，本质是 “主权统一（实际是维护新中国统一）、治权并存”。方案政策命名仍强调“解放”，凸显中央包括大陆主导权及台湾需结束“割据状态”的政治定位。

四、以“和平统一”衔接“和平解放”：政策延续性与根本调整，仁至义尽地向合法认定的“一国两制”长期艰难过渡

在美国对新中国台湾采取“撤军、断交、废约”政策后，中美建交。邓小平在1979年访美之际表示，暂停使用“解放台湾”的口号，实际上也暂时停止了“以打促谈、和平解放”策略。1980年代又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直接继承了周总理解释的“一纲四目”内核（如“统一论”、和平论、军政自治权、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等），最为关键的是突出了“统一”政策术语。

为应对当时的苏霸头号威胁，中美有限战略协调，对台暂时“和平”，是必要选择；然而“统一论”完全取代“解放论”，事实证明很难达成敌我结构矛盾的自动消失。

“和统”新策略的优点是：进一步缓和了中国和美西方的紧张关系，推动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调整，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为最终解决台湾地方分裂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时期中央做出这个对台决策的有利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两岸力量的不对称变化（新中国军力的对台遥遥领先）及国际重点反苏霸统一战线的调整；19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新中国主权地位获国际特别是美国姗姗来迟的承认；中美建交削弱台湾当局国际空间，“革命解放”的阶级斗争与人民革命及反侵略语境有所淡化；作为省级地方单位的台湾“独立建国”、“加入美国”或复辟中华民国的可能性为零，解放台湾、维护统一政治任务，相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赶超世界一流的中心任务，不属于首要任务了。

五、七十多年来对台“解放与统一”之辨、之反复，彰显国家与革命理论的丰富内涵

四十多年“和平统一”的实践证明，台湾问题，首先不是“和平”问题，也不是“统一”问题，是两个阶级、两个政权的长期继续革命与反革命问题。

虽然教员在台湾问题上为谋取和平建设、发展新中国战略机遇期，不惜留足五十年（从新中国成立算起）甚至更长的时间，然而，他晚年对台方针的再次战略转向可以表明，台湾地方分裂割据谋“独”和受制于霸权操控的问题，很难靠调和解决。

19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后，毛泽东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渐趋悲观，指出“美国绝不希望中国顺利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可以打着“和平”旗号，以促进“统一”为民国，维持两岸分治现状。针对美国继续侵略中国而武装台湾、操控台湾、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并改造台湾，图谋再次打断中华文明工业化发展进程，他预言“最后恐怕还得使用武力”解决。

中国历史也表明：靠被迫“禅让”而实现新国家统一的情况是有的，靠主动的国家间合并而再统一的例证则很少。

六、总结：“解放”论，阶级革命历史语境下的必然选择

教员使用“革命解放包括和平解放”而非“和平统一”话语指导国家实践，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是革命语境下的必然选择。

解放论属于继续革命论；扣除反对美霸侵略占领台湾因素的对台“统一”论，则可能属于不继续革命甚至部分自我否定论，属于片面和合主义，包含了非法和平的成分。

台湾蓝白“统派”，大概属于“唤醒民国亡灵”而“实现合并统一”派，也是维持现状派与“拖”派，更符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要求。这个看似“爱国”的帮派（他们心知肚明自己爱“民国”、抗拒新中国、更看好美国），比绿营赖“省长”等明目张胆的“台独”主张，反而更具欺骗性和反动性。因为面对蓝白“民国统一派”，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进行解放与统一之战，而面对绿党裹挟台省“独立抗中”的铤而走险和孤军冒进，我们可能只需要“解放平叛”、速战速决就可以了。

为了根除台湾长期地方分裂对抗问题，延续革命叙事惯性，延续国内解放战争话语体系，强化中央人民政权合法性，恢复解放论”主导是必要的。其必要性如：

第一，新中国对台主权宣示，需要首先否定台湾地方当局的“对等”地位，避免“两个中国”误读与和平状态下的“一中各表”误导。

第二，统战的原则坚定与策略灵活，通过“解放”涵盖和与战两手准备，为“一纲四目”即合法的一国两制（一国是指新中国）方案提供操作空间。凡是不承认新中国的台胞，原则上不属于统战对象。

假如对台“解放”论能再次取代并涵盖“统一”论，则可以深刻反映对台政策从“革命完成式”向“革命进行式”的文明演变；可以看清岛内“统”派、“独“派”本属一派；可以争取岛内明确热爱新中国的同胞群众；还可以避免内地人民失去自我国家定位，稀里糊涂地参与岛内派系政治纷争而选边站队、凑热闹；可以为恢复对台革命解放、争取和平解放大政方针奠定理论与民意政治基础。

毛教员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在特定时期使用“革命解放”、“和平解放”而非“和平统一”的理论表述，是法定与特定历史背景、政治语境和战略考量的综合结果。结合史料分析其原因，有助于认清新中国台湾问题的本质并看清岛内外“统独与解放之争”的真相。

一、历史背景与政策演变：从继续人民革命战争武力解决台湾地方分裂问题优先，到“以打促谈”，实现“和平解放”方针的转变

1•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4年）的武力解放方针

1949年春，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结束后，南京解放，祸乱中国22年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新中国在政治、军事和主权方面完全取代了前中华民国，开始了对全中国的接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式宣告大一统新中国的建立，台湾、海南岛、西藏及港澳等待解放和平定或收复地区，事实上已经纳入人民中国主权范围，也已经处于人民军队武力主导之下了。

国民党反动派蒋氏集团的残兵败将和非法残余政权退逃台湾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最初方针是：继续革命，解放全中国包括武力解放台湾省。

1950年6月，在解放海南岛不久，朝鲜北南战争爆发。美国纠集联合国军侵略朝鲜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新中国面临生死存亡危局，这迫使中央暂缓对台军事进攻行动，集中力量打赢北方半岛中华文明咽喉地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继续革命反侵略人民战争。这一时期，“革命解放”话语，明确指向要武力结束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政权非法在中国东南离岛——台湾的统治，与解放战争时期对大陆“国统”地区的解放逻辑是一致的。

2•转向“和平解放”（和平解放北平、西藏方式）的战略调整（1954——1958年）

195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相对缓和。北南两个半岛方面，朝鲜停战、越南停火，毛教员对台湾提出“和平解放”方针，但是教员不提“和平统一与实现完全统一”，因为历史认知与法理底线是：

第一，民国灭亡，台湾主权已经属于新中国，不存在“主权再统一”的法理基础了。

第二，一国之内两岸政权也没有必要“完全统一”，台湾地方政权可以保留高度自治。

第三，“和平”与否，要看台湾方面是不是放下武器，是不是接受和平改编。台湾顽固派是美国反华反共的一个工具，是战是和，他们还在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不能自主。

总之，一方面，“统一”是国与国之间的事，是谁拥有主权和代表国家的事，而民国早亡，台湾又不是国家，没有被“统一”的国格；另一方面，“和平”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所以，这时候提出坚持“继续革命解放又争取和平解放”，不提“和平统一”，这是和平年代、缓和期间新中国对旧中国残存地方政权台湾的最大让步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新中国在主动缓和与周边和美西方关系以有利于大规模社会改造和建设的同时，并没有放松“继续革命、解放台湾、维护统一”大政方针的宣传与推进。教员同志曾经郑重其事地指示开国总理：1953年夏天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后，中国向世界再次宣告解放台湾的公告不该拖延了半年，必须立即通告：台湾问题是新中国内政，我们必须解放台湾。

当然，为了争取和平解放，当时也加大了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攻势。为此，教员带头宣讲“和平解放台湾”的独特优势：

第一，避免同胞相残。他强调，台湾民众是“骨肉同胞”，武力解放将造成伤亡，多次强调“打仗总要死人，大陆人民不忍心”。

第二，瓦解外部干涉。美国介入新中国内战和台湾问题，使武力解放、维护统一的成本剧增，和平解放台湾可以大大减少国际阻力。

第三，爱国和反霸统战策略的需要。旧中国民国长期战乱，积贫积弱，新中国建设百废待兴；作为世界最古老、人口最多又有共产党组织领导的、蒸蒸日上的人民中国，必然面临与世界头号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同台竞争。争取台湾当局放弃幻想，和平投降，归附人民共和国中央，是爱国和反霸革命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

1956年，中央通过章士钊向老蒋传递“奉化墓庐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等乡音乡情，提出台湾高度自治、中央财政补助等条件。非法自称“总统”的老蒋“省长”顽固不化，倚美自“立”，坚持分裂，纵容美军驻台，还与美国非法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妄图武力反攻复辟，是自绝于新中国，且死不改悔。

3•革命解放包括和平解放台湾方针为主导，穿插针对美国霸权的“收复论、统一论”。

基于美蒋勾结，长期分裂中国台湾并谋求“台省独立建国”的企图，教员在坚持对台革命解放与平定、争取和平解放方针下，短期内会集中火力针对美霸分裂新中国台湾的企图，提出“收复与统一”台湾的口号，此时，反侵略、保和平、护统一是目标和手段。

1958年开始，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炮击金门”等继续革命战争战役行动，打击的是蒋军，反击的其实是美霸。继续革命、解放台湾、平定叛乱、维护统一的宣传与行动明确且严厉。从那之后直到1979年初，中央对台湾的政策总方针，主要都是“解放台湾，以打促谈，争取和平解放”，从不承认台湾是与中央人民政府“对等”的政权，只有针对美军“占领”和“协防”台湾时，毛主席才偶尔提到“收复和统一”台湾，这是着眼于民族矛盾、针对美霸而言，不是着眼于阶级矛盾和针对民国残余而言的。

新中国前三十年对美、台“一边一国、一中一台”阴谋的粉碎性打击，有力地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

二、“和平解放”与“和平统一”的政策差异：政治定位的精准性及“解放”与“统一”的不同意义1•“解放”的阶级革命与大一统内涵。

“解放”一词延续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强调台湾需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或霸权主义控制”（如美国驻军、经济技术被外族胁迫、被殖民），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民主革命色彩，而且坚持了中华文明中原中央政权必定是大一统中国政治军事最高权威的法统，不承认前朝和非法地方政权与中央的对立与对等。2•“统一”更侧重“国家领土主权整合”，也往往伴随“政权整合的歧义”。

“统一”论，历来适用于大分裂期间的国与国之间。我国国内人民武装革命基本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再提“统一”论，是暗含了共、国两党、新旧统治阶级“胜负未分”；只要“名义上的一个中国，不管新的、旧的，一切好商量，都可以谈合作与合并”。这其实淡化了国家主权的唯一性、政权的对立性和中央与地方的主从属性。

3•政权合法性的宣示与政权法理、正统的“和稀泥”或错误表述。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央委员会和人民政府通过《共同纲领》（临时宪法）、开国大典公告、最高领导人文告与讲话等，都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是取代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崭新国家和唯一合法政府。

1956年，毛主席总结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句话也充分表明，在毛主席心目中，新中国主权是统一了的，是包括台湾的。

1971年秋，在联合国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后对首次出席联大会议代表团的临行嘱咐中，毛主席都强调了一个中国就是新中国，新中国包括台湾的底线原则，这实际上给“统一”论关上了后门。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基本完成（美撤军、废约、断交）后，毛主席坚持使用“解放台湾”而不再强调“统一、收复”话术，都是反复表明台湾问题不是中美问题和国际问题，解决台湾地方搞分裂对立问题完全是新中国内政，台湾是属于“新中国待解放的一个地方”，从而否定了在台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

至于台湾方面也狂妄自称“代表中国”，则对台持续文斗批判与海陆空武力震慑及精准打击，是最有力的反击。

4•“统一”论的法理模糊与表述不明。

和毛主席“一个中国理论”的明确、坚定表述有所不同，鉴于新中国的年轻、实际困难和百废待兴，也因为台湾蒋介石集团反动政权与军队的实际存在和美霸耀武扬威的客观威胁，有的领导同志提出对台“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或对台“和平统一”理论，这可能被解读为中央和台湾两政权可以“对等谈判”，难免给美和台等敌对方留下钻营的政治空间，也有违“一个中国”的底线原则。

1956年，我党八大政治报告中就曾这样表述：“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句话是在美台勾结、美军侵华“防台”、和平解放台湾政策有所收紧的情况下才如此表述的，有反美、反侵略积极意义，但是又存在“台湾已经离开了祖国怀抱”的不恰当认知或误导，这是对主权在我、军事我优（相对于台匪）的忽视。这句话也可能被演化为“不放弃对台武力统一（武统）”：其中“不放弃武力斗争”是正确的，而“武力统一”与后来的“和平统一”（和平方式和武力方式本身都是手段与方法，没有绝对的对错），要点都是“统一”论，暗含了“新中国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没有统一”的模糊与错误表述，这是把“政治社会统一”等同于“主权法理统一”，或者就是误认为“中华民国没有灭亡，还在台湾，甚至也包含内陆”（所谓非法“和平”状态下的“一中各表”）。这样的立场与原则错误，往往很难辩识。

研究毛主席在台湾问题上的讲话与文稿，很难发现“统一”与“解放”话语的错用和混用。反之，有些同志和专家往往在不该讲“统一“的时候讲“统一”，而在需要强调“解放”的时候，不提“解放”，只讲“和平”。

三、“和平解放”的具体实践：一纲四目方案

1960年代，新中国与美、苏超级霸国已经初步形成三足鼎立的相对均衡态势，台湾问题进一步展现为内政问题。毛泽东提出 “一纲四目”对台战略思想，作为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框架。对此，周总理进行了归纳和解释：

“一纲”：台湾必须归属于新中国（主权归属不可动摇）。

“一纲”，有的文献（如《毛泽东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是用“台湾必须统一于新中国”来表述的。这种解释没有超越“向全国进军令”、“共同纲领”、开国大典公告、“五四宪法”等关于“台湾问题是新中国内政”的论述，关键就在于“统一论”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难以一概而论。我们可以确信，毛主席的对台“一纲”含义明确，那就是一以贯之地宣示：一个中国就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取代民国，上可承大清中国，新中国必然包括台湾。

“四目”：外交权归中央，军政人事由台湾自理；中央补助台湾建设；社会制度暂不改革；互不派特务破坏。

该方案允许台湾保留军队和制度，本质是 “主权统一（实际是维护新中国统一）、治权并存”。方案政策命名仍强调“解放”，凸显中央包括大陆主导权及台湾需结束“割据状态”的政治定位。

四、以“和平统一”衔接“和平解放”：政策延续性与根本调整，仁至义尽地向合法认定的“一国两制”长期艰难过渡

在美国对新中国台湾采取“撤军、断交、废约”政策后，中美建交。邓小平在1979年访美之际表示，暂停使用“解放台湾”的口号，实际上也暂时停止了“以打促谈、和平解放”策略。1980年代又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直接继承了周总理解释的“一纲四目”内核（如“统一论”、和平论、军政自治权、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等），最为关键的是突出了“统一”政策术语。

为应对当时的苏霸头号威胁，中美有限战略协调，对台暂时“和平”，是必要选择；然而“统一论”完全取代“解放论”，事实证明很难达成敌我结构矛盾的自动消失。

“和统”新策略的优点是：进一步缓和了中国和美西方的紧张关系，推动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调整，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为最终解决台湾地方分裂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时期中央做出这个对台决策的有利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两岸力量的不对称变化（新中国军力的对台遥遥领先）及国际重点反苏霸统一战线的调整；19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新中国主权地位获国际特别是美国姗姗来迟的承认；中美建交削弱台湾当局国际空间，“革命解放”的阶级斗争与人民革命及反侵略语境有所淡化；作为省级地方单位的台湾“独立建国”、“加入美国”或复辟中华民国的可能性为零，解放台湾、维护统一政治任务，相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赶超世界一流的中心任务，不属于首要任务了。

五、七十多年来对台“解放与统一”之辨、之反复，彰显国家与革命理论的丰富内涵

四十多年“和平统一”的实践证明，台湾问题，首先不是“和平”问题，也不是“统一”问题，是两个阶级、两个政权的长期继续革命与反革命问题。

虽然教员在台湾问题上为谋取和平建设、发展新中国战略机遇期，不惜留足五十年（从新中国成立算起）甚至更长的时间，然而，他晚年对台方针的再次战略转向可以表明，台湾地方分裂割据谋“独”和受制于霸权操控的问题，很难靠调和解决。

19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后，毛泽东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渐趋悲观，指出“美国绝不希望中国顺利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可以打着“和平”旗号，以促进“统一”为民国，维持两岸分治现状。针对美国继续侵略中国而武装台湾、操控台湾、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并改造台湾，图谋再次打断中华文明工业化发展进程，他预言“最后恐怕还得使用武力”解决。

中国历史也表明：靠被迫“禅让”而实现新国家统一的情况是有的，靠主动的国家间合并而再统一的例证则很少。

六、总结：“解放”论，阶级革命历史语境下的必然选择

教员使用“革命解放包括和平解放”而非“和平统一”话语指导国家实践，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是革命语境下的必然选择。

解放论属于继续革命论；扣除反对美霸侵略占领台湾因素的对台“统一”论，则可能属于不继续革命甚至部分自我否定论，属于片面和合主义，包含了非法和平的成分。

台湾蓝白“统派”，大概属于“唤醒民国亡灵”而“实现合并统一”派，也是维持现状派与“拖”派，更符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要求。这个看似“爱国”的帮派（他们心知肚明自己爱“民国”、抗拒新中国、更看好美国），比绿营赖“省长”等明目张胆的“台独”主张，反而更具欺骗性和反动性。因为面对蓝白“民国统一派”，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进行解放与统一之战，而面对绿党裹挟台省“独立抗中”的铤而走险和孤军冒进，我们可能只需要“解放平叛”、速战速决就可以了。

为了根除台湾长期地方分裂对抗问题，延续革命叙事惯性，延续国内解放战争话语体系，强化中央人民政权合法性，恢复解放论”主导是必要的。其必要性如：

第一，新中国对台主权宣示，需要首先否定台湾地方当局的“对等”地位，避免“两个中国”误读与和平状态下的“一中各表”误导。

第二，统战的原则坚定与策略灵活，通过“解放”涵盖和与战两手准备，为“一纲四目”即合法的一国两制（一国是指新中国）方案提供操作空间。凡是不承认新中国的台胞，原则上不属于统战对象。

假如对台“解放”论能再次取代并涵盖“统一”论，则可以深刻反映对台政策从“革命完成式”向“革命进行式”的文明演变；可以看清岛内“统”派、“独“派”本属一派；可以争取岛内明确热爱新中国的同胞群众；还可以避免内地人民失去自我国家定位，稀里糊涂地参与岛内派系政治纷争而选边站队、凑热闹；可以为恢复对台革命解放、争取和平解放大政方针奠定理论与民意政治基础。（韩同常写于2025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