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丨毛泽东题写二七烈士纪念碑始末（毛主席挽纪逝者23）

毛泽东题“二七烈士纪念碑 ”手迹

　　在武汉市江岸区的二七纪念馆广场上，一座高耸的纪念碑以花岗岩的庄重与汉白玉的肃穆，镌刻着一段血与火的历史。碑身正面的七个鎏金大字“二七烈士纪念碑”，由毛泽东亲笔题写，其背后不仅是一段工人运动的悲壮史诗，更承载着领袖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敬意与历史评价的微妙变迁。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成立总工会的权利，掀起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酿成“二七惨案”，52名工人遇难，300余人受伤。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连砍七刀，仍高呼“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劳工律师”施洋面对枪口凛然宣告“劳工万岁”，两人的壮烈牺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精神丰碑。这场罢工虽以失败告终，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全国性工人运动高潮，展现了无产阶级的觉醒力量。

　　然而，这场革命风暴的纪念之路却历经波折。从1923年惨案发生至1953年的三十年间，作为事件核心地的江岸竟无任何纪念建筑。直到1951年，制造惨案的元凶、原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在临时搭建的审判法庭被处决，才揭开了纪念工程序幕。1955年，武汉市正式启动纪念碑建设，选址原京汉铁路警察训练班旧址，并于1958年落成高12.6米的初代纪念碑。彼时碑名定为“二七烈士纪念碑”，筹备委员会却面临题字难题——是否请最高领袖挥毫？这个大胆提议最终通过全国总工会呈递中南海。

　　毛泽东对工人运动素怀深情。早在1923年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他便盛赞林祥谦是“为革命牺牲的坚强领袖”。1956年接到湖北方面的题字请求后，他挥毫写下“二七革命纪念碑”七字。这一命名引发微妙讨论：筹备委员会原拟突出“烈士”身份，而毛泽东的题词则强调事件的革命性质。历史学者分析，这并非笔误，而是领袖对事件政治意义的升华——将工人抗争纳入更宏大的革命叙事体系。

　　转折发生在1958年。20余名参与罢工的老工人联名致信，恳请将“革命”改为“烈士”以彰英魂。同年9月，毛泽东视察湖北时，省委书记王任重当面陈情。离汉赴皖的航程中，毛泽东在船舱内重新题写“二七烈士纪念碑”，并附信致意：“敬挥数字，看可用否？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这份手迹被精心镌刻于汉白玉碑身，金箔镶嵌的字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既保留革命叙事的宏大，又注入对个体牺牲的缅怀，完成政治话语与人文关怀的辩证统一。

　　纪念碑的物理形态亦随时代变迁而演化。1997年迁建新馆时，碑体增至27米，顶部锻铜大鹏飞轮取自1923年江岸工会会徽，象征工人阶级的奋起；基座的钢轨造型与钴铜汽笛浮雕，定格了林祥谦按下怀表、黄正兴拉响罢工汽笛的历史瞬间。两侧弧形雕塑群以花岗岩的粗粝质感，再现工人赤手搏斗军警的壮烈场景，将“争自由、争人权”的斗争精神凝固为永恒的艺术语言。

　　如今，这座纪念碑已超越单纯纪念物的范畴。毛泽东两度题名的插曲，折射出历史书写中集体记忆与个体叙事的张力；从“革命”到“烈士”的演变，既是对牺牲者的告慰，亦未消解事件的政治重量。当参观者仰视碑顶展翅的飞轮，不仅能触摸到1923年的血火记忆，更能体悟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纪念空间的塑造，将工人运动的基因植入民族精神谱系。这种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恰如碑座镌刻的董必武诗句：“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萧遗臭万千秋”——烈士的鲜血早已化作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