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太医的晋升相对公平，但也有离职情况，他们离职都为啥？

医员的升迁、考核与离任是太医院人事管理最基本的方面。清代取消医户制，以考试的方式选拔医师，并且 “官无崇卑，一体入直”，使得医官与普通医员的界限不再难以逾越。

一个在太医院效力的医生，有望通过勤奋当差，精进医学，最后升至太医院的最高长官院使。

这样的晋升渠道，使得清太医院医员的升迁、考核、离任管理形成了较为稳定、公平的模式。

《太医院志・升迁除授》记载：“太医院院使员缺，由左右院判升补。左院判员缺，由右院判转补或由御医升补。右院判员缺，由御医升补。御医员缺，由七品吏目升补。

七品吏目员缺，由八品吏目升补。八品吏目员缺，由医士升补。医士员缺，由恩粮生除授。” 其中提到 “七品吏目、八品吏目” 而无 “九品吏目”，说明该材料反映的是宣统元年（1909）太医院官阶整体提高之后的规定。

事实上，这种逐级升补的方式，贯穿清太医院的始终。院判以下医官的升补是由太医院开列拟升人员的清单，奏请皇帝决定的。医员凭借其业务能力 “差使勤慎、医学堪用” 和资历逐级顶补。

若某个官缺已有候选者，即以候选者顶补；无候选人的官缺则开列拟正、拟陪各一员，由皇帝钦点补授。院使、院判员缺补授的详细流程，《太医院志》也有记载：“如遇院使缺出，将左右院判开单，请旨圈放。

左院判缺出，则列右院判、各御医为两单；右院判缺出，仅列御医一单，请旨圈放。” 医士、恩粮的升补工作一般由太医院安排，内务府参与考核。由于医员人数众多，为公平起见，太医院曾一度采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升补人选。

乾隆三十六年（1771）四月，内务府收到来自太医院的咨呈，称 “（本衙门）每逢医士、恩粮缺出，拣选当差年久并差使勤慎暨医学堪用之员内各拣选数人入筒掣补，以照平允，此向来办理之定例也”，又说 “今尚有恩粮入筒未经掣补医士者九人，效力入筒未经掣补恩粮者十一人……

相应将应行掣补医士、恩粮之员咨送贵府考验，以便令其签掣咨补，仍将考试日期先行知照可也”。清太医院医员的考核，有考试、考满、京察三种方式。考试主要针对吏目及以下级别的医员，是关于医学水平的考核。

《太医院志・考试》载：“定制：太医院肄业生由本院堂官每年分四季考试，于《内经》《难经》《脉经》《本草经》及各科要紧方书内出题作论，分别等第，申明礼部注册。每届三年，由礼部堂官来院考试。

取中者曰医士，不取者仍照常肄业，以待再考。” 同治五年（1866）设立医学馆后，改四季考为二季考：“凡交月课之医士、恩粮生、肄业生，统由堂官面考二艺，出题多本《医宗金鉴》《伤寒论》《金匮要略》，间用《内经》《难经》。

每届寅、申年，本院院使、院判会同礼部堂官，除御医毋庸考试外，所有吏目以下各员生均一律会考。” 考核成绩对医员的升迁至关重要，“凡考取一、二等者，如无处分事故，按名挨次拟补；三等者，照旧供职，暂停升转；

四等者，罚停会考一次；不列等者，革职留院效力，下届仍准入考”。考满和京察的对象是有品级的医官，是对官员政绩和综合素质的考核。所谓 “考满”，是 “任满考绩” 之意。明制，内外官员自任职起，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

清初继承了明代的考满制度，"（顺治）八年（1651），议准钦天监、太常寺、太医院官九年考满，有缺升任，无缺升俸二级。” 康熙四年（1665），考满制度宣布停止，是年定太医院官京察制度，“由该院正官考核，申送礼部，礼部送吏部、督察院复考”。

京察是清代京官的考课方式，其标准为 “四格八法”，具体方式有皇帝引见、官员自陈和专员考审等。太医院官作为拥有特殊技能的文官，其京察方式也具有特殊性。

此外，光绪五年（1879）正月，京察引见三品以下京堂各官，太医院院使纪振纲、左院判冯钰 “年力就衰，均着以原品休致”，其余医官照旧供职。光绪八年（1882）京察，左院判庄守和、右院判李德昌也均 “照例供职”。

清制，太医院官专司医药，院使、院判级别的堂官已居高位，故京察结果只能是 “照旧供职” 或 “原品休致”，而不能向院外升转。那么对于太医院的司官，京察结果是否有助于其升任堂官呢？

《太医院志・京察》提到康熙时期京察一等之御医、吏目免带引见；乾隆十七年（1752）奉旨 “将京察一等人员签注明晰，其非奏明请假者，仍照旧开列”; 同治五年（1866）以后，“太医院官升迁，专依会考名次，其京察一等人员已归虚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御医悬缺，应升无人。经吏部议令京察一等者拟正请简，嗣后仍不得援引为例”。

光绪三十年（1904），院使庄守和等上奏称本院医员 “至御医，由肄业生挨次推升，非三四十年不可”，“此外更有京察一等人员，每届御医二员，八九品吏目各一员，得一等者于署既无升阶，于外选又无推转”

可见京察长期以来对医员的升迁起不到太大作用，只是作为京官的例行考核而存在。清太医院医员的离任，分为临时离任、常规致仕、非常规离职三种情况。

临时离任多发生在医员因病无法当差或丁忧告假期间。道光二十六年（1846），院使栾泰丁父忧之事由院具奏，朱批为 “赏假百日服阙后即行当差”; 道光三十年（1850），栾泰丁母忧，亦 “赏假百日，勿庸开缺”。

咸丰四年（1854），栾泰患便血之症，休假一个月调理未痊，呈请管理太医院事务大臣阿灵阿为其代奏开缺，奉旨：“着暂准开缺调理，俟病痊时仍照旧当差。” 次年二月，栾泰奉旨随扈，后改为派安育喜差使，可见栾泰病愈后回到太医院继续供职。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乾隆年间派往云南军营的御医栗世功抱病回京调理，病愈后仍准其在上宫值行走。道光年间的御医赵永年丁父忧后仍担任御医。清末太医院院使张仲元，曾在御医任上丁忧。

相关档案中频繁出现的 “准其告假”“照例开缺”“停俸开缺” 等词句，表明医员因故离任是常见现象，而且太医院对此也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管理规定。

尽管医员暂时离任并不会妨碍他们最终返回太医院，但离任若超过一定期限，其性质就是 “开缺”，或从 “告假” 转变为 “开缺”，从而对他们的仕途造成不利影响。

前述御医栗世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月具呈告退休养，先是停俸半年，然病不能痊，继而开缺；乾隆三十六年（1771）七月病愈，呈请继续入院当差，虽获批准，但需要等待班内有御医缺出才能奏补。

八品吏目舒岱，于嘉庆七年（1802）冬丁忧开缺，至嘉庆十二年（1807）仍是 “候补服满八品吏目”，在八品吏目王作霖、姚德义病故后才得以补八品吏目之缺。

吏目舒岱丁忧开缺，乃五年后才官复原职，更不用说错过晋升御医的机会了，足见医员升迁竞争之激烈。常规致仕指医员因病告退、年老休致或于在任期间病故。

嘉庆十四年（1809），太医院院使花映墀因病呈请告假，由管理太医院大臣为其代奏，文中写道：" 窃映墀由九品吏目擢升四品职衔，正当图报，奈现年七十五岁，向有腿疾，步履维艰，又兼二目昏花，视物不明，两耳重听。

嘉庆十一年（1806）曾蒙恩赏假三个月调理，但年力就衰，一时不能全愈。假满后仍勉力当差，迄今三年之久。日甚一日，精神更觉恍惚；日夜筹思，难供内廷差使…… 叩恳皇上天恩赏假调理，俟病痊之日再效犬马。”

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十三日的上谕有 “花映墀年老有疾，着原品休致” 一条。像这样因年老多病而致仕的医官还有同治、光绪年间的太医院堂官纪振纲、冯钰。在充满明争暗斗的宫廷中供职数十载，“原品休致” 应当说是医官仕途生涯最理想的结局。

嘉庆

在常规致仕中，相较 “原品休致”，更普遍的情形是医员因病告退或于在任期间病故。这一方面是因为相关档案数量更多，另一方面在于原品休致仅针对院使、院判级别的医官，而病故、因病告退发生在各等级医员身上。

档案显示，上至院使，下至恩粮，都有因病离职的记录。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九日，院使庄守和病故，享年七十三岁。管理太医院事务大臣继禄于两日后上奏：“今太医院院使庄守和现在病故，所遗院使一缺应由左、右院判内请旨简放，续出院判之缺应由御医内简放。

光绪

谨将左右院判、御医等各履历分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简放。” 我们看到，院使庄守和 73 岁高龄病故于任上，这是医官在任期间病故之例。在笔者所搜集到的有关太医院医员 “补授员缺” 的档案中，这种因病（包括病故）造成员缺的情况是相当常见的。

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御医李德晟因患痰症，步履维艰，不能应差，太医院准其告退；恩粮孙玫、李永年患病日久，具呈告退，也得到院方批准。乾隆四十年（1775），医士熊苍龄、杜元臣病故。

嘉庆八年（1803），八品吏目吴荫龄病故。嘉庆十二年（1807），八品吏目王作霖、姚德义病故。这些例证反映出清太医院医员因病离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最后，医员还会出于某些特殊原因离任。

由于每一例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档案资料也比较零散，故将之归为非常规离任。非常规离任的原因可再细分为来自院方和来自医员本身两种。

医员以自身特殊原因离任的情况有很多种。一种是医员因违纪、犯法遭到革职。如同治六年（1867），九品吏目张维均、吴殿臣控告医士范绍相匿丧不报，因指控不实受到降级处分，又因二人无级可降，遂被革职。

光绪九年（1883），九品吏目杨溥因过失杀人被革职，并处以绞刑。

光绪二十六年（1900），医士周鹤龄串通太监偷盗官物，革职逐出太医院。第二种情况是医员因无法胜任其工作（指医官的医术未能令皇帝满意或未通过例行医学考核）而离任。

如道光十八年（1838），御医赵永年因医学考试平庸休致。道光末年，右院判张世良、御医魏广元等多名医官被逐出太医院为民，这很可能是他们医治皇帝不力导致的。

第三种情况是医员因贫自愿离任，见于太医院下层医员。乾隆三十六年（1771），恩粮强采章 “因贫不能当差，其呈告退” 四，效力医生何奇秀 “家计甚寒，不能培植当差”。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