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朱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莫过于那些流传甚广的负面传闻——“扒灰”的污名、虐待母亲的指责，纳尼姑为妾等“风流韵事”。再加上诸如“存天理，灭人欲”等严苛得不近人情的主张，使得后世不少人对他的印象偏向消极。

实际上，上述说法都是如假包换的谣言。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谣言都是如何产生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朱熹雕像

1）为什么会出现谣言？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0世纪末的北宋真宗时期，朝野的“士风问题”就已经比较严重了。简单地说，这一时期的大小官员以及知识精英们，普遍善于钻营、循规蹈矩、不思进取，缺乏正义感与羞耻心。

到了南宋时期，鉴于统治阶层奉行苟且偷安的保守方针，使得“士风”更为败坏，朝中党争激烈，派系倾轧不断，攻击政敌也往往不择手段，捕风捉影、捏造罪名几乎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

纵观朱熹的一生，屡次被卷入到不同派系的斗争中。而他所支持或与之有所关联的政治势力，往往在党争中以失败收场。

在这种“成王败寇”的政治生态下，朱熹的政敌们会炮制并散播大量与之相关的污名化论述；反观“屡战屡败的”朱熹，几乎没有机会做出辩解与澄清。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谣言随着口耳相传与笔记野史流传下来，成为了一个个难以撕去的标签。

位于福建的朱熹故里

2）是不是棒打鸳鸯的伪君子？

淳熙八年（1181），浙东地区遭遇严重饥荒，民不聊生。这一年，朱熹被任命为浙东提举，肩负起了主持赈灾的重任。

到任后，眼前的惨状让朱熹深感震惊。

放眼四望，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灾民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变卖家产，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更令他感到愤怒的是，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当地大小官员们不仅赈灾不力，反而趁火打劫，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横征暴敛。

在这些贪官酷吏中，尤以台州知府唐仲友的行为最为恶劣。据史料记载，他不仅盗取公帑，强占军妓，还变本加厉地盘剥灾民，甚至私铸钱币。

台州知府唐仲友画像

面对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朱熹连续呈上了四道奏章，坚决弹劾唐仲友。为了保全证据，他当机立断将受害军妓严蕊保护性收监。

讽刺的是，这些奏章根本未能呈达孝宗的御前，而是被宰相王淮全部扣押。原因很简单，王淮不仅是唐仲友的姻亲，还是他的政治靠山。

更讽刺的是，他在扣押了朱熹奏章的同时，还暗中让同党推荐唐仲友升任江西提刑一职，企图通过升迁调离的方式，帮助他避开这场政治风险。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王淮故意压下了朱熹后三篇措辞激烈的奏章，只是将语气相对缓和的第一篇奏折以及唐仲友的申辩书一同呈给了孝宗，并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不过是秀才相争，意气用事罢了”，旨在将这起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贪腐案，淡化为乡村妇人之间的口角是非。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在不断向朝廷汇报灾情的同时，还对唐仲友的所作所为做出了更充分的调查。见朝廷迟迟未做回应，他第五次呈上奏章，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王淮，揭发他包庇唐仲友，有妨碍司法公正之嫌。

王淮画像

作为官场老手的王淮，手段自然比朱熹老辣得多。

见对方步步紧逼，他不但没有做出争辩，反而顺势撤销了唐仲友的职务，转而出人意料地提议由朱熹接任该职。

坦诚说，这一招十分阴险。因为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朱熹弹劾唐仲友的动机，似乎是非常可疑的——仿佛是为了争夺官职而非伸张正义——这就使得他所举报的内容的可信度，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朱熹不仅断然拒绝赴了这一职位，还要坚持揭发王淮与唐仲友的不法行为。

然而，经过王淮的一番运作，即便在南宋算得上是明君的孝宗看来，朱熹只是一个贪图个人名利的“麻烦制造者”。

不得已，朱熹只能辞官返乡。

宋孝宗画像

不久，民间便开始流传起关于朱熹、唐仲友与军妓严蕊之间的不同版本的“风流韵事”。其中一个流传最广的版本的梗概是这样的：

朱熹为了构陷唐仲友，不仅将其相好严蕊抓捕入狱，严刑拷打，企图逼她提供对唐仲友不利的证词。然而，严蕊宁死不屈，朱熹阴谋未能得逞，只好转而直接上书诬告。

在这一版本的故事中，唐仲友成了蒙冤的才子，严蕊成了重情重义的烈女，朱熹则被塑造成一个手段卑劣、心术不正的伪君子。

据考证，故事的源头可追溯至洪迈所著的笔记小说《夷坚志》当中。

洪迈，字景庐，号容斋，又号野处，饶州鄱阳（江西景德镇乐平）人，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宰执、封魏郡开国公、光禄大夫。长兄洪适官至宰相，二哥洪遵官至宰执（副相）赠右丞相。

相传，洪迈不仅与朱熹早有旧怨，还是唐仲友的友人，也与王淮交往甚密。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他笔下故事的真实性必然是有待商榷的。

实际上，整起事件的真实经过，《宋史》中有着清晰且详实的记载。然而，比起史官严谨却略显枯燥的叙述，充满恩怨情仇的“传奇故事”显然更易被百姓接受和传播。

原因很简单，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些带有香艳、悲情与阴谋色彩的情节，并在口耳相传中不断添油加醋，使谣言越传越逼真。

洪迈画像及其著述合影

到了明朝，仕途不顺且对程朱理学抱有强烈反感的小说家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中对这段故事进行了再创作。

在他的笔下，严蕊被塑造成了才情出众、侠义坚韧的风尘奇女子，唐仲友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而朱熹彻底沦为了一个表面道貌岸然、实则内心龌龊的典型伪道学家。

经过这般层层演绎，一个基于党争报复的政治事件，彻底蜕变为了一个“才子佳人双双受难、道学先生棒打鸳鸯的好故事”。

毫不夸张地说，哪怕让朱熹“就地重生”，恐怕也百口莫辩了。

凌濛初画像

3）“不忠不孝”与“扒灰”罪名的由来

淳熙十六年（1189），太子赵惇受孝宗禅位，登基为帝，史称光宗。不过，鉴于这位仁兄常年体弱多病，因此朝政一直被对金主和的官员牢牢把持。更令臣僚们不安的是，光宗似乎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这就使得时局变得更为动荡。

绍熙五年（1194）七月，在太皇太后的默许下，宗室成员赵汝愚联合韩侂胄等人，拥立赵惇的次子赵扩登基，史称宁宗。

宁宗即位后，为了酬谢赵汝愚的拥立之功，便提拔他担任宰相一职。不过话说回来，这一人事安排立刻引起了韩侂胄的强烈不满。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在拥立过程中同样功不可没，但却未能获得应有的地位。

于是，韩侂胄处心积虑地在宁宗面前构陷赵汝愚，并多次暗示他——赵汝愚身为宗室成员，既能扶立新君，自然也有能力取而代之——显然，这番话精准触动了宁总对宗室参政的本能警惕，对赵汝愚的信任也开始动摇。

赵汝愚画像及其世系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与赵汝愚是相交多年的挚友。

不久，他在赵汝愚的举荐下，入宫担任宁宗的老师。须知，此时已经年过六旬的朱熹，早已是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的理学宗师。

尽管年事已高，但朱熹依然不改士大夫的本色。不仅直言不讳地告诫宁宗，务必要克制私欲、为天下表率，还就朝政提出谏言，劝皇帝不可专断独行，要广纳群臣意见。

坦诚说，这些言论出于忠君爱国之心，然而在敏感的政治氛围中，他越是急切进谏，就使得宁宗越是怀疑其背后有赵汝愚的指使。

很快，宁宗随便找了个理由，就将朱熹遣返到了福建故里。

朱熹的去职，让韩侂胄彻底看清了皇帝的态度。于是，他放开手脚，公开弹劾赵汝愚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元朝画家绘制的晚年朱熹

对此感到不满的一些太学生决定联名上书，为赵汝愚辩白。不过话说回来，这一举动反而坐实了赵汝愚“结党”的指控。

于是，感到皇权受到威胁的宁宗，直接下令将这些上书的太学生们尽数处死，南宋朝堂瞬间陷入到了一股恐怖氛围当中。

但是，鉴于理学派的门生广布，势力强大。所以，大权在握的韩侂胄依然对他们颇为忌惮。但在进一步试探并确认了宁宗的态度后，他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打压手段——直接将朱熹倡导的理学定性为"伪学"，进而发动了史称“庆元党禁”的政治清算。

作为理学泰斗的朱熹，一下子就成为了"伪学逆党"的首领。在这场政治风暴中，他的门生弟子遭遇了系统性清洗：已在朝为官者，或被罢免官职，或被削去功名，甚至遭流放边远之地；尚未出仕的士大夫们，被永久剥夺了科举资格。

一时间，学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身处风暴中心的朱熹，更是在私下发出了“某今头常如黏在颈上”的感慨。

南宋士大夫形象

可即便如此，韩侂胄丝毫没有“刀下留人”的意思。为了彻底清除朱熹的影响力，他授意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上奏弹劾。很快，后者给朱熹定下了八大罪状：

一曰虐待母亲，不孝不仁；二曰不敬君王，有悖臣礼；三曰不忠国家，心存武心；四曰轻慢朝廷，玩忽职守；五曰窥伺神器，意图不轨；六曰败坏风俗，误导学子；七曰私纳尼姑，道德沦丧；八曰家中寡妇无夫而孕，门风不正。

事实上，沈继祖所罗列的罪状，大多牵强附会，经不起事实的推敲。

关于“虐待母亲”的指控，其理由是朱熹给母亲吃社仓中的陈旧米粮。但实际情况是，朱熹一生为官清廉，个人及家庭经济状况长期窘迫，甚至时常需要依靠朋友的资助才能维持生活。

在当时连年灾荒的惨淡条件下，社仓中的陈粮本就是用于赈济的救命粮，能以此奉养母亲已实属不易。

所谓“纳尼姑为妾”的污名，源于朱熹在知漳州任上整顿当地佛教秩序的事件。

当时一些寺院风气极为败坏，出于教化的目的，朱熹曾曾下令督促部分尼姑还俗，回归正常生活。但是，这一措施触动了某些势力的利益，于是便有怀恨在心者散布谣言，诬蔑他将尼姑纳入府中为妾。

武夷书院

而 “家妇不夫而孕”一项，即广为流传的“扒灰”丑闻，指控朱熹与守寡的儿媳有染致其怀孕，手段尤为阴毒，但考诸事实则全然不符。

原因很简单，生于福建的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因此，他在年轻时曾让长子朱孰回到祖籍地定居，以承袭宗祧。

除了短期出仕外，他本人长期生活在福建，与儿媳并无共同生活的条件。所谓通奸之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完全不可能成立。

至于诸如“不敬君王”、“意图变天”等指控，虽然理由极为牵强，但在封建王朝的政治环境中，指控臣子有谋逆之心无疑是最具杀伤力的方式，

据说，就连朱熹诗中出现的“人间别有天”一句，都被曲解为了“恐有另立新君”之意，

朱熹书法作品赏析

由此可见，这些指控几乎都是彻头彻尾的污蔑，其根本目的在于彻底摧毁朱熹作为一代儒学宗师的道德形象。

毕竟，朱熹在士林之中声望极高、影响深远，政敌们深知，要彻底扳倒他，就必须先从人格上对其进行污名化，所谓“搞臭名声”，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狠辣手段。

不过，尽管沈继祖在奏章中强烈主张将朱熹处死。但宁宗最终没有采纳他的这一极端建议，只是下旨罢免朱熹的官职，遣返原籍管束。

原本自忖难逃一死的朱熹，在深感冤屈的同时，不免有一种劫后余生的侥幸。

他依例上呈《落职罢宫祠谢表》，在“感谢”皇帝的不杀之恩的同时，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写下了“谅皆考覆以非诬，政使窜投而奚憾”一句。

大致是说，“朝廷既然已经考察核实，想必不会冤枉我，那么即便决定流放我，我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宋人绘制的朱熹画像

这句表面顺从、实则蕴含深意的话，后来常被一些人曲解为朱熹默认了罪状。

然而，倘若结合当时的残酷背景来看——赵汝愚在被流放途中暴毙，所有为其辩护的太学生皆遭处决，朱熹的门生故旧或被逐出朝堂，或被终身禁止入仕——便能明白，沈继祖之流的目的是要置朱熹于死地。

若非朱熹本人的学术声望和社会影响力形成了一层无形的保护，他们的图谋很可能已然得逞。朱熹那句看似认命的话，并非真心认罪，一方面是在高压下的无奈自保，另一方面，更是一种带着反讽意味的无声抗议。

4）尾声

但不可否认的，以上莫须有的罪名，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后世诸多关于朱熹的误解与谣言的主要源头。

朝鲜画家绘制的朱熹画像

围绕朱熹的争议记载，集中记录在南宋文人叶绍翁所著《四朝闻见录》当中。后来，这部作品被编纂于清朝的《四库全书》收录，作为正史之外的补充材料流传后世。

其结果就是，关于朱熹的诸多不实传闻，就这样以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方式，被逐渐固化为了“史实”。